汪曾祺與沈從文
汪曾祺與沈從文
1939年，汪曾祺考入西南聯合大學中文系，汪曾祺在大二時遇到了恩師沈從文，老師開課 3 門，他一次課都沒逃過。
作為沈從文的嫡傳弟子，汪曾祺文風受他影響極大。青年時期，汪曾祺很喜歡抖機靈的寫作方式，他曾寫過一篇小說拿給老師看，文中主人公的對話十分精彩，格外精心設計過，但沈從文卻批評說：“你這不是人在講話，是兩個聰明腦袋在打架。”就是這次批評點撥，使汪曾祺豁然開朗，悟到了寫作的真諦，如他後來對自己文學語言的總結：“語言的目的是使人一看就明白，一聽就記住。語言的唯一標準，是準確。”這也正是汪曾祺的文字樸實卻不乏鋒利，溫情卻不矯情的原因。
畢業時，因不服從分配（給美軍當翻譯），汪曾祺被開除學籍。正當他生計無著落時，中文系主任羅常培推薦他給朱自清當助教，朱自清有些生氣的說，“這個汪曾祺連我的課都不認真聽，怎麼給我當助教？”
後來，汪曾祺輾轉來到上海，本想通過熟人找到一份職業，卻不料連碰釘子，手頭僅有的一點錢也即將花光。汪曾祺情緒異常低落，甚至想到自殺。在北京的沈從文知道此事後，寫信責罵他，“為了一時的困難，就這樣哭哭啼啼的，甚至想到要自殺，真是沒出息！你手裡有一支筆，怕什麼！”後來在沈從文的幫助下，汪曾祺到私立致遠中學任教，在此過了一年多相對穩定的生活，期間，他完成了《雞鴨名家》、《戴車匠》等小說。
沈先生對文學創作有一套自己的看法，並且對汪曾祺日後的創作產生了巨大的影響。《我的老師沈從文》中，汪先生將自己對沈先生的懷念從從容容地揮灑於筆尖，文字很樸素，但是字裡行間流淌的都是真情。
沈先生是不贊成命題作文的，學生想寫什麼就寫什麼。但有時在課堂上也出兩個題目。沈先生出的題目都非常具體。我記得他曾給我的上一班同學出過一個題目：“我們的小庭院有什麼”，有幾個同學就這個題目寫了相當不錯的散文，都發表了。他給比我低一班的同學曾出過一個題目：“記一間屋子裡的空氣”！我的那一班出過些什麼題目，我倒不記得了。沈先生為什麼出這樣的題目？他認為：先得學會車零件，然後才能學組裝。我覺得先做一些這樣的片段的習作，是有好處的，這可以鍛鍊基本功。現在有些青年文學愛好者，往往一上來就寫大作品，篇幅很長，而功力不夠，原因就在零件車得少了。
沈從文
沈先生的講課，可以說是毫無系統。前已說過，他大都是看了學生的作業，就這些作業講一些問題。他是經過一番思考的，但並不去翻閱很多參考書。沈先生讀很多書，但從不引經據典，他總是憑自己的直覺說話，從來不說亞里斯多德怎麼說、福樓拜怎麼說、托爾斯泰怎麼說、高爾基怎麼說。他的湘西口音很重，聲音又低，有些學生聽了一堂課，往往覺得不知道聽了一些什麼。沈先生的講課是非常謙抑，非常自制的。他不用手勢，沒有任何舞臺道白式的腔調，沒有一點譁眾取寵的江湖氣。他講得很誠懇，甚至很天真。但是你要是真正聽“懂”了他的話，——聽“懂”了他的話裡並未發揮罄盡的餘意，你是會受益匪淺，而且會終生受用的。聽沈先生的課，要像孔子的學生聽孔子講話一樣：“舉一隅而三隅反”。
沈先生經常說的一句話是：“要貼到人物來寫。”很多同學不懂他的這句話是什麼意思。我以為這是小說學的精髓。據我的理解，沈先生這句極其簡略的話包含這樣幾層意思：小說裡，人物是主要的，主導的；其餘部分都是派生的，次要的。環境描寫、作者的主觀抒情、議論，都只能附著於人物，不能和人物遊離，作者要和人物同呼吸、共哀樂。作者的心要隨時緊貼著人物。什麼時候作者的心“貼”不住人物，筆下就會浮、泛、飄、滑，花裡胡哨，故弄玄虛，失去了誠意。而且，作者的敘述語言要和人物相協調。寫農民，敘述語言要接近農民；寫市民，敘述語言要近似市民。小說要避免“學生腔”。
沈先生教寫作，寫的比說的多，他常常在學生的作業後面寫很長的讀後感，有時會比原作還長。這些讀後感有時評析本文得失，也有時從這篇習作說開去，談及有關創作的問題，見解精到，文筆講究。——一個作家應該不論寫什麼都寫得講究。這些讀後感也都沒有保存下來，否則是會比《廢郵存底》還有看頭的。可惜！
沈先生對學生的影響，課外比課堂上要大得多。他後來為了躲避日本飛機空襲，全家移住到呈貢桃園新村，每星期上課，進城住兩天。文林街二十號聯大教職員宿舍有他一間屋子。他一進城，宿舍裡幾乎從早到晚都有客人。客人多半是同事和學生，客人來，大都是來借書，求字，看沈先生收到的寶貝，談天。（節選）
廢名和周作人
1921年左右周作人開始與廢名的交往。那時廢名特別喜歡胡適、周作人、魯迅的作品，其中周作人的《小河》，廢名稱它是“一首傑作”，於是很衝動地有了請求周作人指教的念頭。廢名與周作人至遲在1921年11月取得聯繫，廢名將自己的詩文稿寄給周作人審閱。在廢名進入北大前，二人已通信多次。這是二人交往之初，周作人開始知道有個文學青年叫“馮文炳”，廢名也知道文壇權威周作人。
1922—1924年，廢名在北大預科就讀，成為周作人的學生。廢名在《努力週刊》上小說引起陳衡哲、胡適、周作人的注意，周作人甚至戲言鼓勵廢名出小說集，答應為他作序。1923年9月7日，廢名首次拜會周作人。二人由通信到見面，關係有所發展。1925年，廢名第一本小說集《竹林的故事》出版，周作人破例為廢名作序，因為那套書的體例上沒序言。可見，周作人確實很看重廢名這個學生的。
《語絲》時期，是新文學陣營分裂與重新整合時期。《語絲》前期（1924—1927），周作人與廢名通信、見面的機會更多，直接教導廢名的文學創作。廢名許多著名小說，都在《語絲》發表，並在《語絲》連載長篇詩化小說《橋》，成為“語絲派”的一個重要小說家。在魯迅、周作人與現代評論派的鬥爭中，廢名也勇敢地站到了二位老師的跟前，為之吶喊、呼號，顯出“勇士”的風姿。《語絲》後期（1927年以後），魯迅南下，廢名開始偏向周作人，常常出入苦雨齋，漸漸成為周作人的私淑弟子。留在北平的一班作家，把苦雨齋作為精神寄託之地，在心靈上相互安慰。三一八事變、張作霖之亂後，新文學陣營徹底瓦解，廢名也很苦悶，以至輟學卜居西山。這一時期，周作人與廢名基本確立了師徒關係，二人關係極其密切，廢名還一度住在周作人的家裡，“常往來如親眷”。
1949年1月，北平解放後周作人被保釋出獄。廢名開始與周作人取得聯繫，考慮到周作人的艱難生活，他熱心地在老朋友中為周作人募捐，並親自解囊相助2萬元。直到1950年，還有廢名到周家賀年的記載。在那特殊的政治年代，周作人的許多老朋友都避之如鬼神，而廢名毫不在乎，依然我行我素，保持與恩師的來往，並大力相助，在生活上有很多照顧，以至在一個寒冷的冬天，為周家拉來一車煤炭。
藍翎在《默默動情——當代文史鉤沉》中回憶說：“1952年全國高等學校院系調整前，在某大學裡曾發生過一件小小的教材風波。一位教現代文學的老師所選的教材裡，有二十年代就成名的小說家廢名（馮文炳）的作品，被有關領導人知道了，作為嚴重的教學思想問題進行批評，要求從中汲取教訓，改造思想，轉變立場。此後，選他作品的那位老師被調走了。”可見，廢名當時因長期與恩師周作人來往，在政治聲名上已造成“不良影響”了。周作人也不無擔憂地說：“廢名人太真率，只怕因我而受連累，甚至會吃虧的。”北大中文系開批判會批評廢名，說他立場不堅定。最嚴重的後果是，1952年，廢名被排擠出北大。此後周作人很難與廢名聯繫了，所謂“劃清界限”，但他們在心底，會思念對方嗎？據《周作人年譜》記載，1957年12月14日周作人外出購買一冊新出版的《廢名小說選》，可見周作人在心裡還是想念廢名的，這比抗戰期間“懷廢名”更難熬、更蒼涼吧！十年後，也即1967年，周作人遭受紅衛兵毆打，於5月6日死去。這時廢名也已不醒人世，在家被抄以後，喃喃地問道：中國的文化 大革命到底是怎麼回事？9月4日下午1點多，廢名離開人世。中國現代文學史上開創京派的師徒二人就此永遠地離開了。
《懷廢名》周作人
廢名平常頗佩服其同鄉熊十力翁，常與談論儒道異同等事，等到他著手讀佛書以後，卻與專門學佛的熊翁意見不合，而且多有不滿之意。有餘君與熊翁同住在二道橋，曾告訴我說，一日廢名與熊翁論僧肇，大聲爭論，忽而靜止，則二人已扭打在一處，旋見廢名氣哄哄的走出，但至次日，乃見廢名又來，與熊翁在討論別的問題矣。餘君雲系親見，故當無錯誤。廢名自雲喜靜坐深思，不知何時乃忽得特殊的經驗，躍坐少頃，便兩手自動，作種種姿態，有如體操，不能自己，彷彿自成一套，演畢乃復能活動。鄙人少信，頗疑是一種自己催眠，而廢名則不以為然。其中學同窗有力僧者，甚加讚歎，以為道行之果，自己坐禪修道若干年，尚未能至，而廢名偶爾得之，可為幸矣。廢名雖不深信，然似亦不盡以為妄。假如是這樣，那麼這道便是於佛教之上又加了老莊以外的道教分子，於不佞更是不可解，照我個人的意見說來，廢名談中國文章與思想確有其好處，若舍而談道，殊為可惜。廢名曾撰聯語見贈雲，微言欣其知之為海，道心惻於人不勝天。今日找出來抄錄於沈，潑名所贊蟲是過量，倡他實在冕知貧我銘意思之一人，現在想起來，不但有今昔之感，亦覺得至可懷念也。三十二年三月十五日，記於北京。 （節選）
蕭紅與魯迅
蕭紅會背誦魯迅的很多作品，她內心深處崇拜魯迅。魯迅對蕭紅的影響，無疑是巨大的。
首先是魯迅對蕭紅生活提供的幫助，但這種幫助是針對蕭紅和蕭軍兩人的。他倆窮得連喝粥的錢都沒了，魯迅和許廣平一起給他倆捎錢。魯迅還經常介紹文學圈的朋友給二蕭認識，請他們吃飯，家裡隨時向二蕭開放。二蕭早期經常一起去魯迅家聊天。魯迅單獨給蕭紅只寫過一封信，給蕭軍單獨寫的有二十三封，給二蕭寫過十九封。
如果說魯迅跟蕭紅之間有什麼特殊關係，不可能只寫過一封信。“魯迅一般不單獨給異性寫信，不想讓朋友覺得他對異性過度關注，單獨給蕭紅寫的那封信還是因為蕭紅受朋友之託想要魯迅請他們吃飯，但他們不好意思，蕭紅膽大，說話沒有忌諱，所以讓她出面。我們不能把這些生活上的小細節，就想象成魯迅對一名女子的特殊情感，這種說法是很荒唐的。”
蕭紅跟魯迅有精神上的紐帶，他倆身上有共通的地方，魯迅出身中產階級家庭，後來家庭沒落了;蕭紅出生於地主家庭，在當時也屬於中產階級，但後來家境日窘;兩人的學歷都不高，雖然魯迅受過傳統的教育，知識背景非常深厚，但他在日本學醫時其實也就是中專學歷，中專沒畢業又轉了文學;另外，他倆的身體都很病弱，還都是包辦婚姻，相同的經歷讓他倆身上都有反抗傳統專制文化的意識。他們同樣喜歡文學，都喜歡繪畫，正因為他們倆身上有這麼多共通點，聊天才能有共同的話題。
從兩代文學家的角度來講，魯迅和蕭紅是父與女的關係;從兩性的角度來講，我不贊成把魯迅想象成蕭紅慾望的對象，也不贊成把蕭紅想象成魯迅慾望的對象，這種想法太庸俗。有人說我拿出什麼證據，我想反問，這種想象又有什麼證據，沒有任何證據!
蕭紅像魯迅一樣，過早地蒙受了婚姻的創傷，而且患有肺病，身心嚴重受損。對於無法返回的故園，兩人都懷有熱烈而沉鬱的鄉土情感;他們的小說，詩一般地散發著大地的苦難氣息。此外，同樣地喜愛美術，對美特別敏感。這樣，他們之間就有了更多的共同語言。對話範圍很廣：社會、文學，直到裙子、靴子，穿戴的漂亮，總之非常相得。讀魯迅的書信可以看到，魯迅寫給二蕭的用語是最活潑的，有些書信毋寧說是調皮的，事實上就因為其中有一個收信人是蕭紅。
由於出現“第三者”，蕭紅和蕭軍之間出現矛盾，蕭紅前來看魯迅的次數變得更多了，有時甚至一天幾次。有一個上午蕭紅來過，下午再來，魯迅立即把椅子轉向她，說：“好久不見，好久不見。”這是別有會心的玩笑。很有意思。
蕭紅似乎不大通“人情世故”，當情緒來襲的時候，她不大考慮他人的感受。讀梅志紀念蕭紅的一篇文章，可以從中看到許廣平的情緒反應;坦率地說，許廣平對蕭紅當時對魯迅過分的精神依賴是不大滿意的，但是，當時蕭紅孤獨啊，苦悶啊，她不找魯迅找誰呢?
反對把蕭紅和魯迅的情感關係庸俗化，但是，應當承認魯迅是蕭紅內心裡最信賴、最依賴、感覺最親近的男人。情感、情緒不同於道德理性，有它特別精微、幽眇，甚至晦暗難明的地方。我們做研究時，往往把人的精神世界、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化簡，結果像魯迅說的那樣，刪夷枝葉而得不到花果。而真正優秀的傳記，應當揭示冰山之下深海的動盪。
《回憶魯迅先生》 蕭紅
魯迅先生的笑聲是明朗的，是從心裡的歡喜。若有人說了什麼可笑的話，魯迅先生笑的連菸捲都拿不住了，常常是笑的咳嗽起來。
魯迅先生走路很輕捷，尤其他人記得清楚的，是他剛抓起帽子來往頭上一扣，同時左腿就伸出去了，彷彿不顧一切地走去。
魯迅先生不大注意人的衣裳，他說：“誰穿什麼衣裳我看不見得……”
魯迅先生生的病，剛好了一點，他坐在躺椅上，抽著煙，那天我穿著新奇的大紅的上衣，很寬的袖子。
魯迅先生說：“這天氣悶熱起來，這就是梅雨天。”他把他裝在象牙菸嘴上的香菸，又用手裝得緊一點，往下又說了別的。
（節選）
豐子愷與李叔同
每一位成功的弟子身後，都有一位春風化雨的恩師，對豐子愷來說，這位恩師當然就是李叔同。
豐子愷原本喜歡數理化，從未想過專攻繪畫與音樂，因為聽了李叔同的課，才漸漸喜歡上繪畫和音樂。李叔同從不疾言厲色批評學生,有學生在課堂上犯了錯，他只在下課後和顏悅色向對方指出，然後向這位學生鞠一躬，提示他可以走了。對老師的呵斥學生們司空見慣，也就麻木不仁了;對李叔同這樣的彬彬有禮，學生們反而手足無措。一位學生說：“我情願被夏木瓜(夏丏尊外號)罵一頓，李先生的開導真是吃不消，我真想哭出來。”
當時豐子愷擔任級長，經常為班級事向李叔同彙報。一次，彙報完了，轉身欲走，李叔同喊他回來，對他說：“你的圖畫進步很快，我在南京和杭州兩處教課，沒有見過像你這樣進步快速的學生。你以後，可以……”看著老師期待的眼神，他激動而鄭重地說：“謝謝先生，我一定不辜負先生的期望!”那天晚上，李叔同敞開心扉，和這位得意門生聊到深夜。在後來的回憶中，豐子愷說：“當晚李先生的幾句話，確定了我的一生。這一晚，是我一生中一個重要關口，因為從這晚起，我打定主意，專門學畫，把一生奉獻給藝術。幾十年來一直未變。”
豐子愷在浙江師範讀書時也曾犯下大錯。當時學校有位姓楊的訓育主任，作風粗暴，性情蠻橫。豐子愷因瑣事和他發生口角，一言不合，竟動起手來，雖然只是推推搡搡，並未真正開打，但一向盛氣凌人的訓育主任哪肯善罷甘休，立即要求學校召開會議處理此事。會上，訓育主任痛斥豐子愷冒犯老師忤逆不敬，主張開除豐子愷。這時候李叔同站起來，說了一番話：
李叔同這番話合情合理，怒氣衝衝的訓育主任出聲不得。接著，李叔同提出自己的主張：“我的意見是：這次寬恕他一次，不開除他的學籍，記他一次大過，教育他知錯改錯，我帶他一道去向楊老師道歉。這個解決辦法，不知大家以為如何?”李叔同的建議得到大家一致贊同。豐子愷因此逃過一劫，保住了學籍。
李叔同出家後，雖很少或不再對弟子耳提面命了，但他的一些舉止行為卻依舊讓豐子愷從中受教獲益。
一次豐子愷寄一卷宣紙給弘一法師，請他寫佛號。宣紙多了些，他就寫信問豐子愷，多餘的宣紙如何處置?又一次，他寄給弘一法師的信郵票多貼了一些，他就把多的幾分寄還給豐子愷。後來豐子愷寄紙或郵票，就預先聲明：多餘的就奉送給老師。
豐子愷曾請老師去家中便飯，請他在藤椅上就坐，弘一法師總是先搖一搖藤椅，然後再坐。每次都如此。豐子愷不解，問老師何以如此。弘一法師答：“這椅子裡頭，兩根藤之間，也許有小蟲伏著。突然坐下去，要把它們壓死，所以先搖動一下，慢慢地坐下去，好讓它們走避。”
1948年11月，豐子愷結束了在臺灣的畫展和講學，特意去老師的圓寂之處——泉州開元寺溫陵養老院憑弔。在老師的故居和他手植的楊柳前，徘徊良久，不願離去。最後繪畫一幅，題詞曰：“今日我來師已去，摩挲楊柳立多時。”
豐子愷對老師的追慕與懷念，濃縮在這兩句題詞中。
《懷念李叔同先生》豐子愷
李叔同先生為甚麼能有這種權威呢？不僅為了他學問好，不僅為了他音樂好，主要的還是為了他態度認真。李先生一生的最大特點是“認真”。他對於一件事，不做則已，要做就非做得徹底不可。
李先生告訴我，他不久也要出家為僧，就做弘傘的師弟。我愕然不知所對。過了幾天，他果然辭職，要去出家。出家的前晚，他叫我和同學葉天瑞、李增庸三人到他的房間裡，把房間裡所有的東西送給我們三人。第二天，我們三人送他到虎跑。我們回來分得了他的“遺產”，再去望他時，他已光著頭皮，穿著僧衣，儼然一位清癯的法師了。我從此改口，稱他為“法師”。法師的僧臘二十四年。這二十四年中，我顛沛流離，他一貫到底，而且修行功夫愈進愈深。當初修淨土宗，後來又修律宗。律宗是講究戒律的，一舉一動，都有規律，嚴肅認真之極。這是佛門中最難修的一宗。數百年來，傳統斷絕，直到弘一法師方才復興，所以佛門中稱他為“重興南山律宗第十一代祖師”。他的生活非常認真。舉一例說：有一次我寄一卷宣紙去，請弘一法師寫佛號。宣紙多了些， 他就來信問我，餘多的宣紙如何處置？ 又有一次，我寄回件郵票去，多了幾分。他把多的幾分寄還我。以後我寄紙或郵票，就預先聲明：餘多的送與法師。有一次他到我家。我請他藤椅子裡坐。他把藤椅子輕輕搖動，然後慢慢地坐下去。起先我不敢問。後來看他每次都如此，我就啟問。法師回答我說：“這椅子裡頭，兩根藤之間，也許有小蟲伏著。突然坐下去，要把它們壓死，所以先搖動一下，慢慢地坐下去，好讓它們走避。”讀者聽到這話，也許要笑。但這正是做人極度認真的表示。
如上所述，弘一法師由翩翩公子一變而為留學生，又變而為教師，三變而為道人，四變而為和尚。每做一種人，都做得十分象樣。好比全能的優伶：起青衣象個青衣，起老生象個老生，起大面又象個大面……都是“認真”的原故。
現在弘一法師在福建泉州圓寂了。噩耗傳到貴州遵義的時候，我正在束裝，將遷居重慶。我發願到重慶後替法師畫像一百幀，分送各地信善，刻石供養。現在畫像已經如願了。我和李先生在世間的師弟塵緣已經結束，然而他的遺訓——認真——永遠銘刻在我心頭。
（節選）
沈從文與汪曾祺，蕭紅與魯迅，廢名與周作人，豐子愷與李叔同，這幾段師生關係，你最羨慕哪一種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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