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漫步于城市街头，发现外国女性的身影，是件再平常不过的事情，不会有人为此感到惊诧，甚至眼睛都不会在她们身上做任何停留。然而，几百年前的中国，却将外国女性视为洪水猛兽、大乱之源，严禁她们踏上国土。直到那场因鸦片而起的战争爆发后，这一政策方才被废除，外国女性在中国人心中的形象才慢慢改变。
严禁“番妇来华”
清朝实行较为严厉的闭关政策，通过制定《防范外夷条规》等一系列章程，试图将自己与世界隔绝开来，“逍遥”地活在“桃花源”里。好在为了彰显天朝地大物博，拯救“外夷”小命（清人普遍认为少了中国的茶叶和大黄，外国人会大便不通而死），还保留了几处通商口岸（乾隆年间撤掉三个，只保留广州一个口岸）。尽管允许外国人来华经商，但是做了种种限制。其中，就包括：外国女性不许居住广州夷馆，只准居住船上。
1751年，有个荷兰商人擅自带着三位女性进入广州，虽未引发冲突，但引起清朝官员的警惕和重视，认为“例当驱逐”。为了防止再次发生此类事件，清廷明确规定：“嗣后有夷船到澳，先令委员查明有无妇女在船，有则立将妇女先行就澳寓居，方准船只入口；若藏匿不遵，即报明押令该夷船另往他处贸易，不许进口。”从此以后，外国女性可以合法地居住在澳门，而不必困在船上。
那年月的海上航行，比不得现在，漂洋过海到中国，往往需要半年以上。旅途疲惫，甚至充满凶险，好不容易到达目的地，却无法携眷同行（一般会在中国逗留半年左右），这令外国商人十分恼火。因此，这一不人道的政策经常会引发彼此间的摩擦和冲突。最典型的，是发生在广州的“盼师夫人事件”。
盼师夫人事件
盼师，是英国东印度公司驻粤大班，他对清廷的上述政策十分不满，所以公然予以挑衅，成了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之前也有外国女性到广州，但都是偷偷摸摸，住几天就离开了）。1830年10月4日，盼师携夫人和葡萄牙婢女，光天化日之下，大摇大摆地坐着轿子进入商馆。盼师之所以明目张胆地这样做，背后恐怕是有英国政府的支持，目的就是要向清廷的政策发起冲击。
一周后，两广总督李鸿宾勒令“番妇”、“夷婢”（即上述两位外国女性）退回澳门，不得在广州停留。然而，不仅盼师拒绝执行命令，而且英国商人也纷纷提出抗议。（注：清廷规定，外国商人不得直接与天朝官员接触，所以，命令是由行商转达。）10月20日，李鸿宾再次通过行商向盼师下达严令，如果三天之内不将“番妇”遣回，将派兵入馆驱逐。盼师一看天朝来硬的，立即通过海军司令调来一百多个士兵，全副武装进入商馆。一时间，双方剑拔弩张，形势随时可能失控。
事实上，当时清廷是害怕引起中外战争的，因为刚花了好多钱镇压了一次边疆叛乱，实在打不起另一场仗，这也是为什么后来道光派林则徐到广州禁烟时，反复叮嘱“切莫开启衅端”的原因所在。所以，李鸿宾所谓出兵驱逐，不过是虚张声势罢了。后来，行商伍受昌出面调停，以盼师身体有恙需要人照顾为名，让两位女性暂留广州，待病好后再行离去。最终，她们在广州共居住50天后，退回澳门。清廷为了显示天朝威严，将一个向盼师提供轿子的行商谢五革职，并发配新疆。（谢五：怪我咯？）
“夷夏大防”作祟
盼师事件发生后，道光帝于12月8日下谕旨，重申严禁“番妇来华”政策。1831年3月，李鸿宾等重新制定了《防范夷人章程》，措施更为详细、严厉。此后十年内，此类公开挑衅事件未再发生。不过，双方的矛盾越来越深，以致这一政策成为后来鸦片战争爆发的原因之一。
那么，清廷缘何一定要把外国女性拒之门外呢？四个字：“夷夏大防”！
中国人一向看不起外国人，往往用“夷”、“番”、“蛮”等字眼来称呼，而外国女性袒胸露臂的服饰以及其他很多生活习惯等，都被视为“有伤风化”。而且，如果允许她们进入广州长期居住，势必扩大华夷接触范围，难免引发所谓“不轨”行为。同时，来华商人如有家眷陪同，身后无所牵挂，定居的可能性将大大增加。这些，都被清廷视为影响天朝稳定的不利因素。
说到底，还是所谓天朝思维在作祟。
写入《南京条约》
《南京条约》谈判开始后，英国代表璞鼎查明确将这一问题提了出来，认为中英相距7万里，往返一次需一年多，如不允许携家眷来华，于情理不合。清廷代表耆英向道光帝请旨，并在奏折中说：外国船只之所以难以控制，是因为“飘忽往来于洪涛巨浪之中，朝东暮西，瞬息千里，是以能为遥患”，如果提供固定住所给外国人，再允许他们携带家眷，那么他们的顾虑就会增多，控制起来会比较容易。而且，“英夷重女轻男，夫制于妇，是俯顺其情，即以暗柔其性，似更不必遇事防闲”。这番话，显然是在吃了败仗之后，不得不做出妥协，又不想丢掉天朝威严的情况下，寻求自我安慰罢了。
从此以后，外国女性就可以名正言顺地进入开放的五个通商口岸。1844年中美签订《望厦条约》后，女传教士被允许到内地传教。随后越来越多不平等条约的签订，来华外国女性数量迅速增加。
不过，清人对她们的印象并没有发生什么本质变化，只是无法阻止而已。
那么，鸦片战争前后的中国人，究竟在哪些方面看不惯西方女性呢？
首先是服饰装扮。亨特曾这样记载：“盼师夫人可说是集会中的美人儿，她的服装是真正伦敦式的，这非常引起我们的羡慕，可是在中国看来，则十分可怕了。”即使开明如林则徐者，也不能接受。他于1839年巡视澳门时，曾在日记里记载：“夷服太觉不类……妇女头发或分梳两道，或三道，皆无高髻。衣则上而露胸，下而重裙。”
其次是男女伦常。西方讲究婚姻自由，男女平等，甚至常有女性凌驾于男性之上者，而这与中国男尊女卑观念格格不入。林则徐在上述日记中称：“婚配皆男女自择，不避同姓，真夷俗也。”黄懋材游历上海时，对于“番妇性骄侈，为夫者一听其意指气使，不敢稍怠”的现象十分不理解。
按理说，随着西方女性来华数量迅速增多，中国人对她们的看法应当逐渐改变，但事实却非如此。
称呼易改，观念难变
大致自鸦片战争前夕，英国人开始意识到“夷”字含有歧视之意，遂偶有抗议，至《南京条约》签订时，文本中即没有出现“夷”字，后来在《天津条约》中干脆明确规定清廷不得再使用“夷”字。而且，经过两次战争的失败后，中国人懵懵懂懂地意识到，西方似乎并不属于未开化的野蛮世界，甚至很多地方要比中国文明。
以“西国妇女”。不过，女性服饰及礼仪等，仍属于“中体西用”之“体”的层面，即大本大源的祖宗之制，绝不可动摇。故而，人们对西方女性的称呼虽然发生变化，但对于她们的服装打扮、言谈举止、价值观念等，仍大都采取排斥态度。
有违伦理，展开批评
在清人看来，西方女性在各个方面都与中国传统儒家伦理相违背，故各类批评，在士大夫笔下随处可见。兹简单举出几例：
“男与女面相向，互为携持。男以一手搂女腰，女以一手握男膊……女子袒露，男则衣襟整齐……殊不雅观也。”
“家事皆妻倡夫随，坐位皆妻上夫下，出外赴宴亦然。平时，夫事其妻如中国孝子之事父母，否则众訾之。”
“泰西则子不养父，臣玩其君，妻贵于夫，三纲沦矣”；“妻可置妾控夫，尤为可笑。”
“在西人不识阴阳，其立教遂不别男女，然言天既有阳而无阴，何以立教反抑男而尊女？违天而行，不亦颠倒剌谬之甚耶……女制男，阴抑阳，事事倒置。”
“女年二十有一，便纵其任意择夫，尽有屡择方配之人，不以先奸后娶为耻。青年碧玉，到处求雄；皓首孤孀，尽堪招偶，一至于斯！”
即使像薛福成、曾纪泽等主张学习西方富强之道的洋务派官员，也无法扭转头脑里的传统观念，对西方女性的种种行为皆表示反对。比如，薛福成就认为下面的现象“稍违圣人之道”：“男子在道，遇见妇女则让之先行。宴会诸礼，皆女先于男。妇人有外遇，虽公侯之夫人，往往舍弃其故夫，而再蘸不以为异。夫有外遇，其妻可鸣官究治，正与古者扶阳抑阴之义相反。女子未嫁，每多男友，甚或生子不以为嫌。所以女子颇多终身不嫁者，恶其受夫之拘束也。”他还对当时西方涌起的女权运动表示极力反对，认为：“妇女独立，则人不愿生子，而人类将绝，岂不大可畏哉。”
微弱的肯定声音
尽管风气未开，观念未变，但是在一片批评声中，仍能发现些许微弱的肯定声音。比如，王韬说：“女子与男子同，幼而习诵，凡书画、历算、 象纬、舆图、山经、海志，靡不切究穷研，得其精理”，“中土须眉有愧此裙钗者多矣。”他竟然公开承认中国女性不如西方女性，可谓大胆。
郑观应称赞“泰西女学与男丁并重，人生八岁，无分男女，皆须入塾，训以读书、识字、算数等等，塾规与男塾略同”，倡导兴办新式女学，见识不俗。
李圭则认为西方女子“举止大方，无闺阁态，有须眉气”，不由“心甚敬之，又且爱之”。
特别是，《点石斋画报》中出现了不少有关西方女性形象的正面报道。比如，《美妇司舟》一文就称，美国妇女伊丽莎白因学习航海技术成绩优异，鲜有男性超越于她，于是被任命为某轮船船长，总理这条船的一切事物，而她的丈夫也在这条船上，官衔是大副。
《西妇善御》一文，则描绘了一位将脚踏车“驯服”的西方女性，并称：独轮车、马车等交通工具一般都是男人驾驶，如今西方女子对驾驶自行车技巧娴熟，其行如飞，身轻如燕，令人钦佩。
《女侠泄愤》一文，讲述的是一位奥地利女子，因好友丈夫出轨却不思悔改，所以她替朋友出头，与“渣男”展开决斗的故事。画面中，男女各执利器，而“女侠”正边跑边抨起袖子，右手执长刀紧追对方不放，被追赶的男子手中也一样握有武器，但左臂已经鲜血直流，无力对敌正欲逃跑。
此外，《离婚奇谈》和《丑夫被控》两文则讲述美国妇女在离婚事件中行使自己的权利。
西方女性在中国的正面形象开始萌生。
“美人”形象的确立
至20世纪初，西方女性在国人眼中的形象来了一个大逆转，从原来的“番妇”变为“美人”、“美女”，类似称呼，在报纸上随处可见。需要注意的是，此处的“美人”、“美女”并非仅仅指向外貌，而是更看重内在，将西方女性视为榜样和典范。这一时期的知识分子，已经很少关注西方女性的服饰和礼仪，而将重心放在了外貌背后的国民品格上。比如：
西方女性普遍接受教育。“欧美诸国，女学校林立于都会，女学生络绎于道途，及其卒业，或为美术家，或为哲学家，或为文豪家，或为悲剧家，或参预夫政治，或从事于侦探，或投身看护妇……”
西方女性普遍自立并贡献于社会。“泰西女子，无有如中国之终身坐食，不能生利者。”“女子立身端正，心地光明，有独立之精神，无服从之性质，为国舍身，为民流血，其遗迹见于历史者，不可胜数。”
有意思的是，由于西方女性背后折射出的是西方文明，所以她们不仅成为中国女性的典范，而且成为中国男性的榜样。在当时的舆论中，很多人都有中国男人不如西方女性的言论。比如，“荷兰者……寻常女子六岁未有不入学，十五岁而未有不毕业于高等者。且其普通社会，女子不通英、法、德何国之语言文字，则谓之无教育之民。今吾中国民其自思，以男子而能通无论何国之语文者，几何人哉?？日人某，数年前游学德国，以民家为居停。居停之老妪暇时与之谈，则能知德国与日本海岸线之长短与比例，如数家珍。今吾国民其又自思，以老师宿儒能知本国海岸线之长短者，几何人哉?”
偶尔有分歧
当然，在女权等问题上，革命派与改良派之间存在相当大的分歧。前者这样说：“旷观欧美文明各国，男女同等，如结婚也，选举也，莫不力争平权，诚以处二十世纪新鲜空气中，不自由毋宁死也。泰西之女士，如维多 利亚之英明，罗兰夫人之豪侠，其伟绩丰功，啧啧人口。”而康有为则对西方女性因崇尚自由不愿生育表示担忧，说：“天与人权之理既明，则妇女独立之势日盛，大化浩浩汹汹，转移而人不知也，亦安能逆之哉？若顺风而趋，则人道之灭绝可忧也，吾于法美妇女之趋势有惧焉。”
事实上，西方女性是一个非常笼统和模糊的概念，既有共同性，也有差别性，而且当时她们绝非尽善尽美。梁启超就曾说：“美国号称尊女权，然亦表面上一佳话耳，实则纽约之妇女，其尊 严娇贵者固十之一，其穷苦下贱者乃十之九。娇贵者远非中国千金闺秀之 所得雍，下贱者亦视中国之小家碧玉寒苦倍蓰焉。以文明之地，结婚既难，而女性复多于男性数倍，故怨旷之声，洋洋盈耳，以华人之业贱工者，而中下等之西女，犹争愿嫁之，则其情形略可想矣。”然而，能像梁氏这样做出敏锐观察的实属凤毛麟角。而且，即使看到些许不足，大部分知识人也选择了有意忽视，目的就是在中国打造出一种新的“美人”典范，进而能够在中国社会激起波澜。“娶妻当娶苏菲亚，嫁夫当嫁玛志尼。”“作自由舞台之女杰、女英雄、女豪杰，其速继罗兰、马尼他、苏菲亚、批茶、如安而兴起焉。”这样的话语，将时人的急切心情展露无遗。
形象转变的原因
事实上，这番努力还是很有效果的，清末十年的妇女解放成为一个转折点。《点石斋画报》曾发表一篇名为《裙钗大会》的文章，报道了中西女性一同举办中西女学堂第四次筹备会议的盛况，文中称赞这次盛会“诚我华二千年来绝无仅有之盛会也，何幸于今日见之”。画面上约有百位女子，从衣着上可分辨其是中是洋，学会上十几个主要主持者围桌而坐，似在商量大事，而其余女性则三三两两交头接耳。
那么，为何西方女性在国人心目中的形象会在20世纪初迎来大转折呢？
这是因为，甲午战争尤其是义和团运动失败以后，东方文明在西方文明面前输得彻彻底底，中国人开始真正抛弃所谓天朝上国的陈腐观念，承认自己不如外国，而向西方学习也开始跨越“中体西用”的鸿沟。改造国民品性，重新塑造“新民”成为知识分子的重要使命，而作为“半边天”的女性自然也在“新”的行列。于是，自戊戌维新时期即已开始的妇女解放运动，至此大盛。而西方女性形象，恰好可以拿来作为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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