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是春秋时期越国大夫范蠡功成身退后给老同事兼朋友文种发出的警告。不只反映了历代功臣的悲剧命运，也揭示了最高掌权者典型的性格特征。可与共患难，不可与共欢乐，是绝大多数最高当权者政治品德的写照，是这一类人的共性。这些人在未取得权力之前，可以表现得礼贤下士，爱才若渴，豁达大度，甚至信誓旦旦地要与臣下同甘苦，共荣辱。一旦权力到手，便翻脸不认人，背弃诺言，视亲为仇，视敌为友，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从历史上看，越是那些雄强之主，越是猜忌多疑，对那些帮他打天下的大臣越是残忍，因此，“兔死狗烹”之事便史不绝书。
文种提出灭吴七法，辅佐越王勾践复仇兴国，成就一世霸业。他对范蠡的警告不以为然，不过，从此也不再过问国家大事，终日称病在家。可是勾践并没有放过他，借探病为名问文种：“先生曾以灭吴七法教我，仅用其三，剩余四法打算如何使用？就请先生带此四法去九泉之下辅佐我的祖先吧！”于是留下“屡镂”宝剑赐文种自尽。
不过勾践手腕还不大高明，他直率地表达了对文种高明智谋的畏惧，而不像后代许多屠杀功臣的掌权者们，还要为受害者扣上“造反”、“通敌”之类的大帽子，因此，他被后世视为忘恩负义的典型。其实，他比后来者要仁慈的多，他没有动用凌迟之类的残忍手段，只留下一把宝剑而已。而且没有大肆株连。这大概属于迫害功臣的早期阶段，手腕还没有那么圆熟，后来者可就“青出于蓝”了。
刘邦杀韩信、彭越、英布，是怕这些手握强兵的悍将在他死后无人制服，会危及他儿孙的皇权。朱元璋两兴大狱，株连数万人，开国功臣被斩尽杀绝，也是为了他朱家王朝万世基业。几乎所有最高掌权者屠戮功臣、滥杀无辜，制造种种冤假错案，干出许多祸国殃民的勾当，理由都是为了保持他的江山千秋万代永不变色，他的政权能够牢牢掌握在他所选定的接班人手中。
可是历史偏偏跟这些大人物开玩笑，总是反其道而行之。刘邦曾杀白马盟誓：“非刘氏而王者，天下共诛之”。等他两眼一合，吕后掌权，被封王的，恰恰不姓刘，而姓吕。朱元璋削光了所有的刺，交给他的接班人、孙子朱允炆的是一根光滑可握的木杖。可是他的尸骨未寒便祸起萧墙，他的儿子朱棣造起反来，把他选定的接班人赶下台去，生死不明，连首都也从南京迁到北京，将他一人孤零零地留在南京的陵墓里。
这些大人物总是自以为是，以为自己既然能管生前几十年，必然能管身后几百载。其实，他们都过高地估计了自己。试看秦始皇，规划得何能宏远：秦始皇、二世、三世……以至无穷，结果如何呢？二世而已。
历史有它自己的发展规律，是不会以这些大人物的意志而转移的。
閱讀更多 時間是精緻的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