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謝復旦組織這個活動，使我有機會又一次回到復旦，見到我尊敬的老師，見到多年不見的同學，特別感謝。
難以想象，從走入復旦的大門至今已經40年了,只有灰白的鬢髮在告訴我這一切是真的。回想40年前，經過了10年的文化大革命, 10年的裝卸工人的經歷, 我走進復旦時, 心中當然充滿了興奮和憧憬，也有更多的擔憂，擔心我是否能勝任大學的學業和競爭, 那一年我已經25歲了, 我是67屆的初中生，書只讀到初二,沒有讀過高中,所以,我是帶著初二的學歷,帶著10年的社會掙扎的經歷和複雜的心情走進復旦的。但更多的是對未來的惶惑：文革結束了，改革開始了，新的時代開始了嗎? 未來在那裡？中國在哪裡？我的未來在那裡？在那個時點，這一切其實並不明確。
我在復旦遇到了最好的老師,最好的同學,最好的領導。復旦不但教了我知識，復旦還教了我知識之上的方法論,復旦使我體驗到了人格的魅力和人性的善良，復旦給了我人生的信仰，使我理解了人的使命和責任。復旦給了我那麼多的關愛，復旦改變了我的人生。四十年以後重新回到復旦，我特別感激復旦，所以今天我的題目就是“感恩復旦四十年”。
一、感恩復旦，我在復旦遇到了最好的老師
復旦的老師不但教我知識，而且教我方法論。復旦的老師使我體驗到了人性的善良和對學生的厚愛，復旦的老師給了我人生的信仰，使我理解了人的使命和責任。
復旦的老師不但教我知識，而且教我方法論。
在經濟系，我當時最害怕讀馬克思的《資本論》，厚厚三卷要背下來不容易。教《資本論》的張薰華老師用他的圈圈論，把《資本論》的內在邏輯和演化演繹得精美，用黑格爾的辯證邏輯展示了《資本論》的邏輯美。記得二年級下，六月初夏，在複習考試時，我在馬克思的從抽象到具體的演繹方法上卡住了，從抽象到具體，那麼抽象是怎麼來的呢？ 在那個時候，沒有手機，也不用預約，晚飯後，我就直奔張老師家去了。 張老師親切地招呼我坐，遞上扇子，寧老師給我送上了綠豆湯，我就直接提出了我的困惑。張老師在書桌上隨手用手指畫了一個由小道大的圈，解釋了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中提出的“從抽象上升到具體的方法”，即從抽象到具體的擴張和豐富的邏輯，使原始範疇的本質在後續範疇的展開中不斷再現和豐富，使全書成為一個邏輯嚴密的整體。張老師解釋，這就是“思維具體”。 張老師接著又畫了一個由大到小的圈，返身解釋了在實踐觀察中從具體到抽象的提煉和歸納過程的思維方式，直到找到理論和實際統一的起點範疇，是為“具體思維”。 我頓時豁然開朗， 那一天晚上，我興奮了好久，遲遲不能入睡， 兩個圈圈反覆出現在腦中，變大、縮小，重疊，分開， 奇妙而又神奇。我總記得張薰華老師瘦瘦的身材，在兩塊大黑板前，一個圈一個圈地演繹馬克思的《資本論》，我在下面聽得如痴如醉。那時候在我宿舍床邊牆上我用三張大紙畫了張薰華老師的三個大圈圈，時時揣摩。 《資本論》讀完了，張薰華老師教會了我辯證邏輯的思維方式， 特別是思維上從具體到抽象的歸納，表述上從抽象到具體的豐富，逐漸幫助我形成了嚴謹的思維和表述模式。在以後的近40年裡，張老師教我的辯證邏輯的思維方式幫助我一次又一次攀上學習的山峰，幫助我一次又一次在錯綜複雜環境下正確決斷。
吳斐丹老師教我們外國經濟學術史，他通英、德、法、日、俄多種文字，博學多聞而鑽研細微。 第一次上課，他就教我們對於錯綜而複雜的經濟史論點，要用振裘提領，振網提綱的辦法，抓住實質，理出條理。印象十分深刻，我也一下就喜歡上了吳老師的課。他是一位可親可敬的長者，他身體不好，有時候生病不能上課，但他身體好的時候會把我叫到他的家裡，給我講經濟學說流派。一個冬夜，他把我叫到他家中，明亮的檯燈印在厚厚的窗簾上，他請我喝的他自磨的咖啡冒著熱氣。吳斐丹老師說，“學經濟學理論，一定要知道這個理論的前源後因，知道這個理論產生的時代背景，才能理解這個理論的要點”。就著那臺燈的亮光，頓感給我撥亮了一盞心燈。臨告辭時，吳老師從書架上取下一本英文的歐洲經濟學說史送我，建議我直接讀英語原著。他說，“你英語好，讀原著更容易理解原意”。在這之前我從來沒想過，也不敢想象直接讀原著，是吳斐丹老師給了我勇氣， 給我打開了讀英語原著之門，從此之後，我養成了讀英語原著的習慣。吳斐丹老師在方法論上教會了我把知識和問題放在寬廣的歷史背景中理解，使我終身受益。
陳觀烈老師教貨幣銀行學，這是一門新課，陳觀烈老師自己編講義。他當時提出的在當代信用制度下貨幣供給既有外生性也有內生性，金融改革要有序進行，先要著重秩序的建立再有效率之議，直接融資和間接融資的互補性等論點都是我們從未聽說的，衝擊力極大。我們時時在課堂提出疑問，陳老師也總是細細地給我們解釋。40年後的今天，重新回顧這些觀點，仍然是真知灼見。講到貨幣乘數理論，央行發佈基礎貨幣會對經濟有放大的乘數效應。我對乘數的原因和計算，很是困惑，雖然陳老師畢業於哈佛大學，素有哈佛三君子之美稱，我仍然多次在課堂爭議。陳觀烈老師在位於徐家彙一棟高樓的家也是我常去的地方。他住的樓層高，夏日，每每微風徐徐，陳觀烈老師跟我們侃侃而談，談世界金融、經濟的格局，談他在哈佛的歲月。一次在陳觀烈老師家，我又一次提出乘數問題。陳老師說，“乘數原理的具體倍數，是貨幣政策的傳導機制決定的”。恰似一股夏風從窗外吹入，拂面而過，我一下豁然清醒。 陳老師當時強調貨幣政策的傳導機制是非常超前的，四十年過去了，今天在全球金融危機後實施量化寬鬆貨幣政策時，傳導機制仍然是重要的探索。更重要的是陳老師在思維上給我點出了理論在應用過程中的實踐約束，以及政策假設中實際基礎的重要性。這對我在此後的無論中國人民銀行還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政策工作中都有深刻的幫助。
復旦的老師不但教我方法論，而且給了我人生的信念，成長的方向。
大學四年很快過去了，畢業之際，卻也惶惑。當時我原來的工作單位想要我回去當領導，到政府部門參與實際改革也很有吸引。同時我也覺得知識學得不夠，還想繼續學習，也和班裡的很多同學都在準備考研究生。時任經濟系主任張薰華老師目光遠大，他預感到在改革開放的大勢下，為國家培養經濟人才是當務之急，經濟系的招生一定會擴大，現有復旦經濟系師資力量嚴重缺乏。他更考慮到如何培養一批中青年教師，把復旦經濟系老教授們的優秀經驗，研究方法和研究成果傳承下去。他向學校提出， 在考研和分配之前，先把一批77級學生留校任教， 得到了學校的支持。張薰華老師把我找到他的家裡，提出要我先行留校。事出突然，我有些猶豫。當晚，我找到洪文達老師，和盤托出我的顧慮。洪文達老師當即就說，張老師是對的，你要體會學校的良苦用心，學校希望你們留校即是為復旦，也是為我國改革開放的需要， 是對未來人才培養的需要，也是對你們的培養。他加重語氣說，“在個人的選擇時，大局為重。 我平時觀察，你有教書的能力，也有獨立研究的能力，教研相長，在教學中也可以作研究。至於學位，在工作和學習能協調的時候，你考我的在職研究生就是了”。 我高高興興地留校成為了復旦的一員。洪老師所說的 “在個人選擇時，大局為重” 影響了我的一生。
洪文達老師曾經受到不公的待遇長達18年。不能教書只能在圖書館工作。在我和洪文達老師的接觸中從未聽他提起過這段經歷。 洪文達老師永遠是那麼開朗和樂觀。我們讀書的時候正是文革剛過，改革初起，乍暖春寒， 各種思潮相互衝擊。 我們讀《九三年》， 讀馬克思《哲學筆記》，激辯早年馬克思的人道主義。 心中有無數的問號，感情激盪難平。週末我也常常把我們的熱議帶到洪文達老師的家中。 1982年上海人民出版社把當年的所謂右派小說重新收集出版，定名為《重放的鮮花》，我把書讀了一遍，把書帶到洪文達老師家中。洪文達老師把書拿在手裡， 撫摸著封面， 久久不語。我能感到感情在他內心的奔湧。好久，洪文達老師靜靜地說，我很高興看到你們年青人思想活躍，對過去有真誠的好奇和探索。過去的事，不能只流於感情，要梳理，要總結經驗，但更要學會放下。目前我國改革開放形勢一片大好， 機會千載難逢，責任無限重大。我哪有時間去述冤過去！ 唯抓緊時間，勤奮工作，努力開拓， 以不愧對餘生和這個時代。 這一席話讓當時的我極度的震驚，洪文達老師向前看的人生態度和高昂的敬業精神使我終身受益。
復旦老師以他們人格的力量澆潤了我的性格。
那個年代，老師和學生親切隨和。洪老師特別隨和，願意和年輕人接觸，雖然第一年洪老師並沒有給我們上課，但他經常到我們宿舍的教授，噓寒問暖，解疑釋惑。我喜歡聽洪老師論天下時事，很快就都和洪老師熟了。我後來知道，洪老師和我同住在一條街上，相距不到百米。這下更方便了， 週末回家，我時不時地溜到洪老師家中，聽洪老師的高論，也時不時品嚐洪老師的廚藝。洪老師做菜， 我通常在一邊打下手， 他高度近視，看著他邊盯著貼在牆上的菜譜，邊炒著菜，還邊和我說話，也真是忍俊不禁。洪老師的小兒子洪新也不時加入我們的討論，有時我和洪老師聊完了，洪新又跟著我到我家繼續我們的話題。我就這樣成了洪老師家中的一員。
當時，伍柏麟老師是我們的系副主任，尹伯成老師是我們的班主任。雖然他們是那樣的權高位重，但他們經常到我們的宿舍，一個操著濃重的紹興腔，一個是軟軟的蘇州話，和我們徹夜暢談。去年，我從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卸任回國，回到復旦，在校園遇到尹伯成老師，他拉著我的手問長問短，一一提到我們班的同學，還都記得大家的名字和性格，彷彿就在昨天，歷歷在目。我深為感嘆，40年後，尹老師還有如此好的記憶，尹老師說，我是你們的班主任啊！這就是復旦的老師。
蔣學模老師毫無疑義是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權威，我留校後，蔣學模老師要我留在他的社會學政治經濟學教研室。蔣學模老師說“改革開放，就是讓市場發揮更多的作用，同時秉承社會主義原則，這是一個新的挑戰和巨大的空間，需要無數人的創新和努力”。留校第一年暑假，蔣學模老師親筆給我寫推薦信到北京見吳敬璉，董輔礽、榮敬本，趙人偉等經濟學界的前輩，去社科院和中聯辦圖書館複印國外關於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英文原著。回到復旦，蔣學模老師主持關於國外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研究的研討，討論這些書，研究國際新的經濟思想。蔣學模老師真誠地關心我們成長，他的開放和潔淨的心懷深深影響我。1996年我回國後，到復旦參加蔣學模老師的一個慶祝活動，蔣老師特別高興，他握著我的手還說：“朱民你回來了，我特別高興，我為你感到驕傲！” 我一個學生，在如此的前輩之前，我怎麼敢讓老師驕傲。他隨即從口袋裡掏出一箇舊舊的信封，說，“這是我們當年編寫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教材的稿費共421.92元，我替你保留了12年，今天交還你”。這就是復旦的老師對我們學生的厚厚關愛！
一年前我從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卸任回國，即回覆旦看望老師。張燻華老師是1950年陳毅市長任命的復旦校務委員會常務委員，去張老師家裡，還是那熟悉的第九宿舍，還是30多年前向我向張燻華老師告別的時候坐過的椅子和用過的桌子，沒有任何的變化。張燻華老師的生活是如此的簡樸，他沒有講任何生活的事，96歲的高齡，向我講述他轉做人口的研究。我從震驚轉為深深地敬佩。臨別之際，張燻華老師說“這麼多年，我看著你成長，特別高興，這些年來你寄給我每年新年賀片，我都保留著”。順著張燻華老師的手指，書架上，多年在不同地方給張燻華老師寄的不同的賀卡，一張一張整齊地排列著。這就是復旦的老師對學生的厚愛，握住張薰華老師的手，我不禁哽咽。
就在和老師一次一次的溝通中，在他們寬廣的胸懷裡，在他們的人生履歷的經驗之中，我們逐漸懂得人生。就在這些老師不斷的關愛中，我們得以成長。就在復旦大學濃濃的學術和精神文化氛圍中我們得以提升。追隨復旦的老師們40 年，我從老師身上感受最深的是他們和他們所代表的那一代知識分子的精神和氣質，對人類和中華民族的使命感和責任感，獨立精神，開放自由，追求知識，追求真理，關愛後生，敢於創新，正直，寬愛，嚴謹，樂觀，雖千難萬苦，而百折不撓。這些都深深地影響了我。
二、感恩復旦四十年，我在復旦遇到了最好的同學
復旦經濟系77級是一個充滿活力又個性明顯的團體，大家個性鮮明，學術上互不相讓，事業上互相提攜。我們班年紀最大的32歲，年紀最小的16歲，都是各個省拔尖考過來的年輕人，個性明顯，好學、好爭、好辯，對知識有著無盡的渴望和熱愛，對真理有無窮的追求和激情。我同宿舍的韓雲學的是經濟，喜歡的是文學。一天晚上11點熄燈以後，他走回宿舍說今天我讀了一本好小說，大家聽我讀書吧，他打著手電筒讀起了劉心武的《班主任》， 讀完夜深，我們繼續激辯，直到曙光微起。當時我們討論馬克思異化人性的爭議， 激辨薩特《骯髒的手》 ，在中文系的走廊裡讀盧新華的手稿《傷痕》 。同時產生了很大的反思。對歷史的反思、對未來的期望、對人性善的願望，以及對整個社會道德和制度的期許。那個時候班裡有三民， 三個人最後的名字都有一個民，潘振民、華民、朱民，我們三個人都喜歡辯論經濟理論問題，尤其喜歡辯證資本論，四十年間，每每三人見面，總也討論經濟理論問題。當時出版放開，我們都喜歡逛書店，週末去福州路的新華書店和外文書店看看最新的前沿經濟學專著成為我的習慣。我也時不時在書店遇到同班同學，錢連源，許澤成，華民，李建都是常見的常客。
復旦的生活精彩而豐富,話劇團,歌詠比賽,詩社海報處處，臺灣校園歌曲總在校園飄揚。 那是何等充滿活力的夥伴啊。每逢復旦每年一度的黑板報比賽，南京路上人頭擠躦，各系的板報觀點犀利，插圖繽紛。 得益於孫增鮮的統籌，周偉林的詩，韓雲的畫，宋運肇的精彩文筆，我們經濟系的黑板報連連戰勝了中文系在全校奪冠。 我們為女排的勝利喊啞了嗓子，也為我們自己的排球隊輸掉而沮喪不已。韓雲和周偉林是我們的詩人，幾度在上海市和復旦詩社比賽奪魁。 當時跳舞剛剛興起，開始跳集體舞還很靦腆，但很快就瘋成交誼舞，還舉辦了千人的籃球場篝火舞會。
我同宿舍潘建新比我年齡大，讀書前是上海郊區的大隊黨支部書記，他是老三屆高中生， 基礎好，學習不慌不忙，成績總在前茅。 我從他身上學會了沉穩。他一直關心我，40年間，我所有在上海的活動，他都參加。他說“朱民，你的活動，我都要參加”。潘振民抽象思維能力特別強，概念清晰，思維縝密，討論問題，他總是慢悠悠地先把基本概念明確。我從他身上學會了概念抽象。李建知識廣博，涉獵廣泛， 是德國問題專家，擅長西方經濟學。要跟他辯論很不容易，他讀的多，知識廣，一開講，從黑格爾到馬克思，眼睛瞪得大大的，滔滔不絕。李建後來去了德國拿了博士回來。我從他身上學會了廣徵博引。宋運肇條理清楚，總結做的特別好，每次考試，三個小時時間，他一個小時就交卷走人，而我往往還剛寫到一半，直恨得牙癢癢。我從他身上學會了簡潔和明快。史正富對當時剛剛開始的經濟改革抱有極大的熱忱，他思路敏銳，具有批判精神，總能從改革的實際現象中提出理論問題。他牽頭組織了經濟改革研究小組，每每聽他發言，總有收穫。畢業前我們相約合作寫畢業論文，一路去江蘇、安徽考察經濟改革的新情況。在他安徽老家過夜，他父親在政策放開之初就大膽嘗試市場經濟，聽他父親講市場經歷，吃他父親剛炸出鍋的油條，經濟改革的社會福利效應栩栩如生，理論一下活了。我從史正富身上學會了在經濟改革的活情況中批判地抽象理論。錢智是從新疆來的同學，他是漢族，但他給我們帶來了新疆的文化、語言和飲食。他的用詞帶有民族特性，總是那麼生動簡潔，比喻連連，妙語連篇。我從他身上學習了對不同文化的欣賞和包容。同宿舍的逄立左和周榕總是默默地把宿舍的衛生活幹完，讓我集中精力學習。逄立左的家鄉貴州省安順縣，那裡出好刀，我們畢業的時候，他送我們宿舍同學每人一把鋒利的菜刀。我還把那把菜刀帶到美國，切雞如麻。這就是那個時代的同學，這就是同學的情誼。
經濟系77級真是一個特殊的團體，人才濟濟, 大家團結互助，溫暖友情，我們幾次被評為上海市和復旦的三好集體。我很榮幸能夠成為那個團體中的一員，從年輕人和年紀大的人當中學到很多很多東西，在大家激烈的思想碰撞和交流中，得到思想和經驗的成長。感謝這些夥伴，因為有他們，我的人生才變得精彩。
三、感恩復旦四十年，我在復旦見到了最好的領導
我在復旦接觸和領略了領導的心胸和視野，大局和關愛。
我們讀書的時候校長是蘇步青老師，當時改革開放剛剛開始，百業待興，國家急需幹部。我們大學畢業前，上海市政府向復旦大學提出要求，給市裡輸送幹部，蘇步青校長拒絕了。蘇校長認為國家要發展，育人第一，教育戰線更重要，更需要人才。我們都尊重蘇校長。但留校才一個月，一位留校的同學，擔任了市團委副書記和市青聯的常務副主席，每天早上一輛上海牌轎車，就一早停在我們宿舍面前接她。雖然是一輛陳舊的上海牌轎車，卻也在留校的青年教師中掀起了不小的波浪。它告訴我們，外面的生活很精彩。留校的青年教師開始唧唧喳喳。 蘇校長聽說了，找我們開座談會，蘇校長從他的人生經歷談起，抗日戰爭和內戰時期，他從西南聯大到浙江大學， 新中國成立後到復旦的經歷，蘇校長說，一個國家要興起，最主要的是教育發展，這是教育界的責任，也是我們共同的責任。我們心服口服地走出了校長室。
八十年代初， 改革的大潮撲天湧地而來。隨著農村經濟改革的成功，改革開始向城市拓展, 上海作為我國最重要的工業城市，立即面臨一系列的新問題。 從計劃體制改革到原材料調撥體制變化， 從流通體制放開到和鄰近省市商業交流，從工業產品價格的開放到市場價格的形成機制， 從財政包乾到企業激勵機制，在實踐、政策和理論上都提出了一系列的尖銳挑戰。時任上海市長汪道涵多次鼓勵我們解放思想，面對改革開放的實際，多做調查研究， 深入理論探討，專門成立了上海市政府經濟研究中心並讓我掛職中心特約研究員和市政府特別顧問。 我和世經系的研究生陳偉恕，世經系79級王戰談起，怎樣發掘復旦大學的師資和理論研究的基礎， 更好地為上海的經濟改革開放和發展努力。經過幾次討論, 一個在復旦大學成立一箇中國經濟研究中心， 在學校體制外相對靈活地對當時緊迫的城市經濟改革問題進行專題研究的設想初步浮現。
建議提出後，學校的相關管部門開了座談會， 討論熱烈， 對這一新生事物，大家都表示支持的態度，但在具體安排上也出現了很大的爭議。 一是復旦歷來穩重, 如此體制外單設獨立機構向無先例，如何管理？ 二是我們都還是青年教師, 資歷不夠，如何能協調學校資源，確保研究的政治方向和研究質量？ 三是我們當時幼稚地提出要刻一枚公章和單獨的辦公室。關於這枚公章的使用權限和保管引起了很大的爭論，畢竟文化大革命過去沒多久，這是一個敏感的問題。會議無果而散。洪文達老師參加了會議，走到校門口, 洪老師停下來，堅定地說， 我們去找林克書記彙報。一週後，在校黨委書記林克老師的家中，洪老師在座，我向林克書記作了彙報。林書記仔細地聽著，不停地吸菸，時時提出問題，也不時地提出新的建議。 一個多小時後, 當兩個菸灰缸都被塞得滿滿時, 林克書記徐緩而堅定地說， 在改革開放的大潮中， 復旦也要改革也要變革。青年們主動關心和參與改革的大事，應於支持。我們上校黨委會討論。 六週後, 復旦大學經濟研究中心的成立大會在凜冽的春風中舉行。
又過了一年，城市經濟改革出現了很多新情況，經濟形勢變化很大，出現了我國第一次較高的通貨膨脹，爭議很多，但是大家沒有明確的解決方式。鄒至莊教授從普林斯頓大學來給我們講了貨幣理論，點明瞭貨幣發行和通貨膨脹的關聯，使我們豁然開朗。我那時候意識到我的工具不夠，決心出國學習。我找了謝希德校長，她理解我，並同意給我寫推薦信。一個春日的傍晚，謝希德校長把我約到她的辦公室，讓我坐在她身邊，在她的手動打字機上，邊問我的情況，邊打字，一個多小時，打了一份推薦信。簽完字，謝校長把那封信放在我手裡，語重心長地說：“朱民，你要好好學習，學習真本領，中國的未來需要你們”。
這就是復旦的領導，視野開闊，胸襟寬廣，堅定地支持改革和開放，真誠地關心青年，忠誠國家的教育事業，不懈育人。我從他們身上學習了視野和戰略，體會了對下屬和青年人的不盡關愛。今天這三位我非常尊重，對我影響巨大的領導，都已經去世，但每每想起，手上彷彿還有校長的餘溫，耳邊彷彿還有書記的聲音。
四、復旦在我離開之後仍然繼續關心我愛護我
復旦給我的關愛持續40年。
我去了美國，復旦並沒有把我忘記。兩年後，謝希德校長去美國訪問，她把我叫去，問長問短，非常關切。我陪謝校長去國會山，當謝校長走進會議室，所有議員都起立，向這位著名的物理學家，受人尊敬的校長和偉大的女性致敬。所有人都知道，在文革的時候，謝校長以物理學家的嚴謹，把物理大樓的廁所打掃的乾乾淨淨， 然後繼續她的物理研究。謝校長在國會募得第一筆資金，回來籌建了復旦美國研究中心。1990年洪文達老師陪朱鎔基總理訪美，他專門擠出晚餐後的時間，把我和幾位復旦校友叫去，給我們講國內的經濟形勢，講改革和開放的政策。
上世紀九十年代中， 我在美國讀了碩士和博士，也在世界銀行工作了幾年，積累了一些實踐經驗，準備回國。 但當時我周邊的同事和家庭都不理解，當然也不支持。尤其是岳母，顧慮比較多。不說工資減少百分之九十，就說工作環境，人事擾擾，小孩教育，就是不放心。 事情就僵住了。 洪老師關心我的情況，利用一次到美國學術訪問的機會，專程到華盛頓， 住到我家和老太太談心，聊家常，聊天下事，從他自己的經歷，到我國經濟改革和開放的過程和未來展望，到國家對人才的需求。 經過一週的努力，終於說服了老太太。洪老師回國後，我也收拾行李，踏上歸國之路。 回到上海，未及安頓行李， 先去看洪老師，洪老師緊緊地握著我得手，大聲地說，朱民，你回來就好，有問題我們共同來解決！ 一股暖流周身。當晚洪老師高興，自告奮勇下廚， 自詡技藝又有很多長進， 直說得陸老師在一邊抿嘴兒笑。
進入新世紀，復旦先後請我擔任校董會的名譽董事和復旦教育發展基金會的理事。我赴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工作後，秦紹德書記和許徵副校長借到美國出差時專程到華盛頓看我，在華盛頓組織了北美復旦校友會活動。學校有活動，焦揚書記和許寧生校長總也惦著把我邀回來。40年裡，我成了真正的復旦人。
這就是復旦。復旦40年，我在復旦學習了知識，學習了方法，思想不斷活躍,視野不斷開闊,自信不斷增強。我在復旦懂得了人生，理解了責任和家國情懷。四十年過去了，我深深的感到如果沒有復旦，沒有復旦那麼好的老師，沒有復旦那麼好的同學，沒有復旦那麼好的領導，就沒有我朱民的40年。我非常驕傲我是復旦的一份子，我是復旦人！今天，很多當年的老師和領導都已經去世，深深地感謝他們，感謝復旦，感謝復旦所有的老師，感謝所有在座各位我77級和78級的夥伴。
感恩復旦四十年！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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