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谢复旦组织这个活动，使我有机会又一次回到复旦，见到我尊敬的老师，见到多年不见的同学，特别感谢。
难以想象，从走入复旦的大门至今已经40年了,只有灰白的鬓发在告诉我这一切是真的。回想40年前，经过了10年的文化大革命, 10年的装卸工人的经历, 我走进复旦时, 心中当然充满了兴奋和憧憬，也有更多的担忧，担心我是否能胜任大学的学业和竞争, 那一年我已经25岁了, 我是67届的初中生，书只读到初二,没有读过高中,所以,我是带着初二的学历,带着10年的社会挣扎的经历和复杂的心情走进复旦的。但更多的是对未来的惶惑：文革结束了，改革开始了，新的时代开始了吗? 未来在那里？中国在哪里？我的未来在那里？在那个时点，这一切其实并不明确。
我在复旦遇到了最好的老师,最好的同学,最好的领导。复旦不但教了我知识，复旦还教了我知识之上的方法论,复旦使我体验到了人格的魅力和人性的善良，复旦给了我人生的信仰，使我理解了人的使命和责任。复旦给了我那么多的关爱，复旦改变了我的人生。四十年以后重新回到复旦，我特别感激复旦，所以今天我的题目就是“感恩复旦四十年”。
一、感恩复旦，我在复旦遇到了最好的老师
复旦的老师不但教我知识，而且教我方法论。复旦的老师使我体验到了人性的善良和对学生的厚爱，复旦的老师给了我人生的信仰，使我理解了人的使命和责任。
复旦的老师不但教我知识，而且教我方法论。
在经济系，我当时最害怕读马克思的《资本论》，厚厚三卷要背下来不容易。教《资本论》的张薰华老师用他的圈圈论，把《资本论》的内在逻辑和演化演绎得精美，用黑格尔的辩证逻辑展示了《资本论》的逻辑美。记得二年级下，六月初夏，在复习考试时，我在马克思的从抽象到具体的演绎方法上卡住了，从抽象到具体，那么抽象是怎么来的呢？ 在那个时候，没有手机，也不用预约，晚饭后，我就直奔张老师家去了。 张老师亲切地招呼我坐，递上扇子，宁老师给我送上了绿豆汤，我就直接提出了我的困惑。张老师在书桌上随手用手指画了一个由小道大的圈，解释了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提出的“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即从抽象到具体的扩张和丰富的逻辑，使原始范畴的本质在后续范畴的展开中不断再现和丰富，使全书成为一个逻辑严密的整体。张老师解释，这就是“思维具体”。 张老师接着又画了一个由大到小的圈，返身解释了在实践观察中从具体到抽象的提炼和归纳过程的思维方式，直到找到理论和实际统一的起点范畴，是为“具体思维”。 我顿时豁然开朗， 那一天晚上，我兴奋了好久，迟迟不能入睡， 两个圈圈反复出现在脑中，变大、缩小，重叠，分开， 奇妙而又神奇。我总记得张薰华老师瘦瘦的身材，在两块大黑板前，一个圈一个圈地演绎马克思的《资本论》，我在下面听得如痴如醉。那时候在我宿舍床边墙上我用三张大纸画了张薰华老师的三个大圈圈，时时揣摩。 《资本论》读完了，张薰华老师教会了我辩证逻辑的思维方式， 特别是思维上从具体到抽象的归纳，表述上从抽象到具体的丰富，逐渐帮助我形成了严谨的思维和表述模式。在以后的近40年里，张老师教我的辩证逻辑的思维方式帮助我一次又一次攀上学习的山峰，帮助我一次又一次在错综复杂环境下正确决断。
吴斐丹老师教我们外国经济学术史，他通英、德、法、日、俄多种文字，博学多闻而钻研细微。 第一次上课，他就教我们对于错综而复杂的经济史论点，要用振裘提领，振网提纲的办法，抓住实质，理出条理。印象十分深刻，我也一下就喜欢上了吴老师的课。他是一位可亲可敬的长者，他身体不好，有时候生病不能上课，但他身体好的时候会把我叫到他的家里，给我讲经济学说流派。一个冬夜，他把我叫到他家中，明亮的台灯印在厚厚的窗帘上，他请我喝的他自磨的咖啡冒着热气。吴斐丹老师说，“学经济学理论，一定要知道这个理论的前源后因，知道这个理论产生的时代背景，才能理解这个理论的要点”。就着那台灯的亮光，顿感给我拨亮了一盏心灯。临告辞时，吴老师从书架上取下一本英文的欧洲经济学说史送我，建议我直接读英语原著。他说，“你英语好，读原著更容易理解原意”。在这之前我从来没想过，也不敢想象直接读原著，是吴斐丹老师给了我勇气， 给我打开了读英语原著之门，从此之后，我养成了读英语原著的习惯。吴斐丹老师在方法论上教会了我把知识和问题放在宽广的历史背景中理解，使我终身受益。
陈观烈老师教货币银行学，这是一门新课，陈观烈老师自己编讲义。他当时提出的在当代信用制度下货币供给既有外生性也有内生性，金融改革要有序进行，先要着重秩序的建立再有效率之议，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的互补性等论点都是我们从未听说的，冲击力极大。我们时时在课堂提出疑问，陈老师也总是细细地给我们解释。40年后的今天，重新回顾这些观点，仍然是真知灼见。讲到货币乘数理论，央行发布基础货币会对经济有放大的乘数效应。我对乘数的原因和计算，很是困惑，虽然陈老师毕业于哈佛大学，素有哈佛三君子之美称，我仍然多次在课堂争议。陈观烈老师在位于徐家汇一栋高楼的家也是我常去的地方。他住的楼层高，夏日，每每微风徐徐，陈观烈老师跟我们侃侃而谈，谈世界金融、经济的格局，谈他在哈佛的岁月。一次在陈观烈老师家，我又一次提出乘数问题。陈老师说，“乘数原理的具体倍数，是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决定的”。恰似一股夏风从窗外吹入，拂面而过，我一下豁然清醒。 陈老师当时强调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是非常超前的，四十年过去了，今天在全球金融危机后实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时，传导机制仍然是重要的探索。更重要的是陈老师在思维上给我点出了理论在应用过程中的实践约束，以及政策假设中实际基础的重要性。这对我在此后的无论中国人民银行还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政策工作中都有深刻的帮助。
复旦的老师不但教我方法论，而且给了我人生的信念，成长的方向。
大学四年很快过去了，毕业之际，却也惶惑。当时我原来的工作单位想要我回去当领导，到政府部门参与实际改革也很有吸引。同时我也觉得知识学得不够，还想继续学习，也和班里的很多同学都在准备考研究生。时任经济系主任张薰华老师目光远大，他预感到在改革开放的大势下，为国家培养经济人才是当务之急，经济系的招生一定会扩大，现有复旦经济系师资力量严重缺乏。他更考虑到如何培养一批中青年教师，把复旦经济系老教授们的优秀经验，研究方法和研究成果传承下去。他向学校提出， 在考研和分配之前，先把一批77级学生留校任教， 得到了学校的支持。张薰华老师把我找到他的家里，提出要我先行留校。事出突然，我有些犹豫。当晚，我找到洪文达老师，和盘托出我的顾虑。洪文达老师当即就说，张老师是对的，你要体会学校的良苦用心，学校希望你们留校即是为复旦，也是为我国改革开放的需要， 是对未来人才培养的需要，也是对你们的培养。他加重语气说，“在个人的选择时，大局为重。 我平时观察，你有教书的能力，也有独立研究的能力，教研相长，在教学中也可以作研究。至于学位，在工作和学习能协调的时候，你考我的在职研究生就是了”。 我高高兴兴地留校成为了复旦的一员。洪老师所说的 “在个人选择时，大局为重” 影响了我的一生。
洪文达老师曾经受到不公的待遇长达18年。不能教书只能在图书馆工作。在我和洪文达老师的接触中从未听他提起过这段经历。 洪文达老师永远是那么开朗和乐观。我们读书的时候正是文革刚过，改革初起，乍暖春寒， 各种思潮相互冲击。 我们读《九三年》， 读马克思《哲学笔记》，激辩早年马克思的人道主义。 心中有无数的问号，感情激荡难平。周末我也常常把我们的热议带到洪文达老师的家中。 1982年上海人民出版社把当年的所谓右派小说重新收集出版，定名为《重放的鲜花》，我把书读了一遍，把书带到洪文达老师家中。洪文达老师把书拿在手里， 抚摸着封面， 久久不语。我能感到感情在他内心的奔涌。好久，洪文达老师静静地说，我很高兴看到你们年青人思想活跃，对过去有真诚的好奇和探索。过去的事，不能只流于感情，要梳理，要总结经验，但更要学会放下。目前我国改革开放形势一片大好， 机会千载难逢，责任无限重大。我哪有时间去述冤过去！ 唯抓紧时间，勤奋工作，努力开拓， 以不愧对余生和这个时代。 这一席话让当时的我极度的震惊，洪文达老师向前看的人生态度和高昂的敬业精神使我终身受益。
复旦老师以他们人格的力量浇润了我的性格。
那个年代，老师和学生亲切随和。洪老师特别随和，愿意和年轻人接触，虽然第一年洪老师并没有给我们上课，但他经常到我们宿舍的教授，嘘寒问暖，解疑释惑。我喜欢听洪老师论天下时事，很快就都和洪老师熟了。我后来知道，洪老师和我同住在一条街上，相距不到百米。这下更方便了， 周末回家，我时不时地溜到洪老师家中，听洪老师的高论，也时不时品尝洪老师的厨艺。洪老师做菜， 我通常在一边打下手， 他高度近视，看着他边盯着贴在墙上的菜谱，边炒着菜，还边和我说话，也真是忍俊不禁。洪老师的小儿子洪新也不时加入我们的讨论，有时我和洪老师聊完了，洪新又跟着我到我家继续我们的话题。我就这样成了洪老师家中的一员。
当时，伍柏麟老师是我们的系副主任，尹伯成老师是我们的班主任。虽然他们是那样的权高位重，但他们经常到我们的宿舍，一个操着浓重的绍兴腔，一个是软软的苏州话，和我们彻夜畅谈。去年，我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卸任回国，回到复旦，在校园遇到尹伯成老师，他拉着我的手问长问短，一一提到我们班的同学，还都记得大家的名字和性格，仿佛就在昨天，历历在目。我深为感叹，40年后，尹老师还有如此好的记忆，尹老师说，我是你们的班主任啊！这就是复旦的老师。
蒋学模老师毫无疑义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权威，我留校后，蒋学模老师要我留在他的社会学政治经济学教研室。蒋学模老师说“改革开放，就是让市场发挥更多的作用，同时秉承社会主义原则，这是一个新的挑战和巨大的空间，需要无数人的创新和努力”。留校第一年暑假，蒋学模老师亲笔给我写推荐信到北京见吴敬琏，董辅礽、荣敬本，赵人伟等经济学界的前辈，去社科院和中联办图书馆复印国外关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英文原著。回到复旦，蒋学模老师主持关于国外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研讨，讨论这些书，研究国际新的经济思想。蒋学模老师真诚地关心我们成长，他的开放和洁净的心怀深深影响我。1996年我回国后，到复旦参加蒋学模老师的一个庆祝活动，蒋老师特别高兴，他握着我的手还说：“朱民你回来了，我特别高兴，我为你感到骄傲！” 我一个学生，在如此的前辈之前，我怎么敢让老师骄傲。他随即从口袋里掏出一个旧旧的信封，说，“这是我们当年编写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材的稿费共421.92元，我替你保留了12年，今天交还你”。这就是复旦的老师对我们学生的厚厚关爱！
一年前我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卸任回国，即回复旦看望老师。张熏华老师是1950年陈毅市长任命的复旦校务委员会常务委员，去张老师家里，还是那熟悉的第九宿舍，还是30多年前向我向张熏华老师告别的时候坐过的椅子和用过的桌子，没有任何的变化。张熏华老师的生活是如此的简朴，他没有讲任何生活的事，96岁的高龄，向我讲述他转做人口的研究。我从震惊转为深深地敬佩。临别之际，张熏华老师说“这么多年，我看着你成长，特别高兴，这些年来你寄给我每年新年贺片，我都保留着”。顺着张熏华老师的手指，书架上，多年在不同地方给张熏华老师寄的不同的贺卡，一张一张整齐地排列着。这就是复旦的老师对学生的厚爱，握住张薰华老师的手，我不禁哽咽。
就在和老师一次一次的沟通中，在他们宽广的胸怀里，在他们的人生履历的经验之中，我们逐渐懂得人生。就在这些老师不断的关爱中，我们得以成长。就在复旦大学浓浓的学术和精神文化氛围中我们得以提升。追随复旦的老师们40 年，我从老师身上感受最深的是他们和他们所代表的那一代知识分子的精神和气质，对人类和中华民族的使命感和责任感，独立精神，开放自由，追求知识，追求真理，关爱后生，敢于创新，正直，宽爱，严谨，乐观，虽千难万苦，而百折不挠。这些都深深地影响了我。
二、感恩复旦四十年，我在复旦遇到了最好的同学
复旦经济系77级是一个充满活力又个性明显的团体，大家个性鲜明，学术上互不相让，事业上互相提携。我们班年纪最大的32岁，年纪最小的16岁，都是各个省拔尖考过来的年轻人，个性明显，好学、好争、好辩，对知识有着无尽的渴望和热爱，对真理有无穷的追求和激情。我同宿舍的韩云学的是经济，喜欢的是文学。一天晚上11点熄灯以后，他走回宿舍说今天我读了一本好小说，大家听我读书吧，他打着手电筒读起了刘心武的《班主任》， 读完夜深，我们继续激辩，直到曙光微起。当时我们讨论马克思异化人性的争议， 激辨萨特《肮脏的手》 ，在中文系的走廊里读卢新华的手稿《伤痕》 。同时产生了很大的反思。对历史的反思、对未来的期望、对人性善的愿望，以及对整个社会道德和制度的期许。那个时候班里有三民， 三个人最后的名字都有一个民，潘振民、华民、朱民，我们三个人都喜欢辩论经济理论问题，尤其喜欢辩证资本论，四十年间，每每三人见面，总也讨论经济理论问题。当时出版放开，我们都喜欢逛书店，周末去福州路的新华书店和外文书店看看最新的前沿经济学专著成为我的习惯。我也时不时在书店遇到同班同学，钱连源，许泽成，华民，李建都是常见的常客。
复旦的生活精彩而丰富,话剧团,歌咏比赛,诗社海报处处，台湾校园歌曲总在校园飘扬。 那是何等充满活力的伙伴啊。每逢复旦每年一度的黑板报比赛，南京路上人头挤躜，各系的板报观点犀利，插图缤纷。 得益于孙增鲜的统筹，周伟林的诗，韩云的画，宋运肇的精彩文笔，我们经济系的黑板报连连战胜了中文系在全校夺冠。 我们为女排的胜利喊哑了嗓子，也为我们自己的排球队输掉而沮丧不已。韩云和周伟林是我们的诗人，几度在上海市和复旦诗社比赛夺魁。 当时跳舞刚刚兴起，开始跳集体舞还很腼腆，但很快就疯成交谊舞，还举办了千人的篮球场篝火舞会。
我同宿舍潘建新比我年龄大，读书前是上海郊区的大队党支部书记，他是老三届高中生， 基础好，学习不慌不忙，成绩总在前茅。 我从他身上学会了沉稳。他一直关心我，40年间，我所有在上海的活动，他都参加。他说“朱民，你的活动，我都要参加”。潘振民抽象思维能力特别强，概念清晰，思维缜密，讨论问题，他总是慢悠悠地先把基本概念明确。我从他身上学会了概念抽象。李建知识广博，涉猎广泛， 是德国问题专家，擅长西方经济学。要跟他辩论很不容易，他读的多，知识广，一开讲，从黑格尔到马克思，眼睛瞪得大大的，滔滔不绝。李建后来去了德国拿了博士回来。我从他身上学会了广征博引。宋运肇条理清楚，总结做的特别好，每次考试，三个小时时间，他一个小时就交卷走人，而我往往还刚写到一半，直恨得牙痒痒。我从他身上学会了简洁和明快。史正富对当时刚刚开始的经济改革抱有极大的热忱，他思路敏锐，具有批判精神，总能从改革的实际现象中提出理论问题。他牵头组织了经济改革研究小组，每每听他发言，总有收获。毕业前我们相约合作写毕业论文，一路去江苏、安徽考察经济改革的新情况。在他安徽老家过夜，他父亲在政策放开之初就大胆尝试市场经济，听他父亲讲市场经历，吃他父亲刚炸出锅的油条，经济改革的社会福利效应栩栩如生，理论一下活了。我从史正富身上学会了在经济改革的活情况中批判地抽象理论。钱智是从新疆来的同学，他是汉族，但他给我们带来了新疆的文化、语言和饮食。他的用词带有民族特性，总是那么生动简洁，比喻连连，妙语连篇。我从他身上学习了对不同文化的欣赏和包容。同宿舍的逄立左和周榕总是默默地把宿舍的卫生活干完，让我集中精力学习。逄立左的家乡贵州省安顺县，那里出好刀，我们毕业的时候，他送我们宿舍同学每人一把锋利的菜刀。我还把那把菜刀带到美国，切鸡如麻。这就是那个时代的同学，这就是同学的情谊。
经济系77级真是一个特殊的团体，人才济济, 大家团结互助，温暖友情，我们几次被评为上海市和复旦的三好集体。我很荣幸能够成为那个团体中的一员，从年轻人和年纪大的人当中学到很多很多东西，在大家激烈的思想碰撞和交流中，得到思想和经验的成长。感谢这些伙伴，因为有他们，我的人生才变得精彩。
三、感恩复旦四十年，我在复旦见到了最好的领导
我在复旦接触和领略了领导的心胸和视野，大局和关爱。
我们读书的时候校长是苏步青老师，当时改革开放刚刚开始，百业待兴，国家急需干部。我们大学毕业前，上海市政府向复旦大学提出要求，给市里输送干部，苏步青校长拒绝了。苏校长认为国家要发展，育人第一，教育战线更重要，更需要人才。我们都尊重苏校长。但留校才一个月，一位留校的同学，担任了市团委副书记和市青联的常务副主席，每天早上一辆上海牌轿车，就一早停在我们宿舍面前接她。虽然是一辆陈旧的上海牌轿车，却也在留校的青年教师中掀起了不小的波浪。它告诉我们，外面的生活很精彩。留校的青年教师开始唧唧喳喳。 苏校长听说了，找我们开座谈会，苏校长从他的人生经历谈起，抗日战争和内战时期，他从西南联大到浙江大学， 新中国成立后到复旦的经历，苏校长说，一个国家要兴起，最主要的是教育发展，这是教育界的责任，也是我们共同的责任。我们心服口服地走出了校长室。
八十年代初， 改革的大潮扑天涌地而来。随着农村经济改革的成功，改革开始向城市拓展, 上海作为我国最重要的工业城市，立即面临一系列的新问题。 从计划体制改革到原材料调拨体制变化， 从流通体制放开到和邻近省市商业交流，从工业产品价格的开放到市场价格的形成机制， 从财政包干到企业激励机制，在实践、政策和理论上都提出了一系列的尖锐挑战。时任上海市长汪道涵多次鼓励我们解放思想，面对改革开放的实际，多做调查研究， 深入理论探讨，专门成立了上海市政府经济研究中心并让我挂职中心特约研究员和市政府特别顾问。 我和世经系的研究生陈伟恕，世经系79级王战谈起，怎样发掘复旦大学的师资和理论研究的基础， 更好地为上海的经济改革开放和发展努力。经过几次讨论, 一个在复旦大学成立一个中国经济研究中心， 在学校体制外相对灵活地对当时紧迫的城市经济改革问题进行专题研究的设想初步浮现。
建议提出后，学校的相关管部门开了座谈会， 讨论热烈， 对这一新生事物，大家都表示支持的态度，但在具体安排上也出现了很大的争议。 一是复旦历来稳重, 如此体制外单设独立机构向无先例，如何管理？ 二是我们都还是青年教师, 资历不够，如何能协调学校资源，确保研究的政治方向和研究质量？ 三是我们当时幼稚地提出要刻一枚公章和单独的办公室。关于这枚公章的使用权限和保管引起了很大的争论，毕竟文化大革命过去没多久，这是一个敏感的问题。会议无果而散。洪文达老师参加了会议，走到校门口, 洪老师停下来，坚定地说， 我们去找林克书记汇报。一周后，在校党委书记林克老师的家中，洪老师在座，我向林克书记作了汇报。林书记仔细地听着，不停地吸烟，时时提出问题，也不时地提出新的建议。 一个多小时后, 当两个烟灰缸都被塞得满满时, 林克书记徐缓而坚定地说， 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 复旦也要改革也要变革。青年们主动关心和参与改革的大事，应于支持。我们上校党委会讨论。 六周后, 复旦大学经济研究中心的成立大会在凛冽的春风中举行。
又过了一年，城市经济改革出现了很多新情况，经济形势变化很大，出现了我国第一次较高的通货膨胀，争议很多，但是大家没有明确的解决方式。邹至庄教授从普林斯顿大学来给我们讲了货币理论，点明了货币发行和通货膨胀的关联，使我们豁然开朗。我那时候意识到我的工具不够，决心出国学习。我找了谢希德校长，她理解我，并同意给我写推荐信。一个春日的傍晚，谢希德校长把我约到她的办公室，让我坐在她身边，在她的手动打字机上，边问我的情况，边打字，一个多小时，打了一份推荐信。签完字，谢校长把那封信放在我手里，语重心长地说：“朱民，你要好好学习，学习真本领，中国的未来需要你们”。
这就是复旦的领导，视野开阔，胸襟宽广，坚定地支持改革和开放，真诚地关心青年，忠诚国家的教育事业，不懈育人。我从他们身上学习了视野和战略，体会了对下属和青年人的不尽关爱。今天这三位我非常尊重，对我影响巨大的领导，都已经去世，但每每想起，手上仿佛还有校长的余温，耳边仿佛还有书记的声音。
四、复旦在我离开之后仍然继续关心我爱护我
复旦给我的关爱持续40年。
我去了美国，复旦并没有把我忘记。两年后，谢希德校长去美国访问，她把我叫去，问长问短，非常关切。我陪谢校长去国会山，当谢校长走进会议室，所有议员都起立，向这位著名的物理学家，受人尊敬的校长和伟大的女性致敬。所有人都知道，在文革的时候，谢校长以物理学家的严谨，把物理大楼的厕所打扫的干干净净， 然后继续她的物理研究。谢校长在国会募得第一笔资金，回来筹建了复旦美国研究中心。1990年洪文达老师陪朱镕基总理访美，他专门挤出晚餐后的时间，把我和几位复旦校友叫去，给我们讲国内的经济形势，讲改革和开放的政策。
上世纪九十年代中， 我在美国读了硕士和博士，也在世界银行工作了几年，积累了一些实践经验，准备回国。 但当时我周边的同事和家庭都不理解，当然也不支持。尤其是岳母，顾虑比较多。不说工资减少百分之九十，就说工作环境，人事扰扰，小孩教育，就是不放心。 事情就僵住了。 洪老师关心我的情况，利用一次到美国学术访问的机会，专程到华盛顿， 住到我家和老太太谈心，聊家常，聊天下事，从他自己的经历，到我国经济改革和开放的过程和未来展望，到国家对人才的需求。 经过一周的努力，终于说服了老太太。洪老师回国后，我也收拾行李，踏上归国之路。 回到上海，未及安顿行李， 先去看洪老师，洪老师紧紧地握着我得手，大声地说，朱民，你回来就好，有问题我们共同来解决！ 一股暖流周身。当晚洪老师高兴，自告奋勇下厨， 自诩技艺又有很多长进， 直说得陆老师在一边抿嘴儿笑。
进入新世纪，复旦先后请我担任校董会的名誉董事和复旦教育发展基金会的理事。我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工作后，秦绍德书记和许征副校长借到美国出差时专程到华盛顿看我，在华盛顿组织了北美复旦校友会活动。学校有活动，焦扬书记和许宁生校长总也惦着把我邀回来。40年里，我成了真正的复旦人。
这就是复旦。复旦40年，我在复旦学习了知识，学习了方法，思想不断活跃,视野不断开阔,自信不断增强。我在复旦懂得了人生，理解了责任和家国情怀。四十年过去了，我深深的感到如果没有复旦，没有复旦那么好的老师，没有复旦那么好的同学，没有复旦那么好的领导，就没有我朱民的40年。我非常骄傲我是复旦的一份子，我是复旦人！今天，很多当年的老师和领导都已经去世，深深地感谢他们，感谢复旦，感谢复旦所有的老师，感谢所有在座各位我77级和78级的伙伴。
感恩复旦四十年！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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