策劃：池楊 安楊
攝影：胥焰
採訪：安楊
嘉賓：首都兒科研究所 李龍
十幾年來，採訪了上千位醫生，但這一期訪談，完成了自己十幾年來的一個心願。
——安楊
李龍：我們這一代醫生的責任
來自聽健工作室00:0029:59
安：講一個故事。
十年前，一位4歲小女孩兒突發急症，診斷膽管畸形，當地沒辦法，來北京，住進一家綜合醫院，醫生很好，但是沒見過這麼小孩子的膽囊疾病，醫生帶著孩子的資料找到了他的老師——我國相關專業領域裡的領軍人物，這位老師說可以做手術，但是需要開腹，從胸開到肚子上。家長不忍讓孩子受那麼大的罪，但是孩子的命危在旦夕。最後家長在網上查到一個名字，說有個醫生可以做腹腔鏡手術。下午三點多的時候，我千方百計找到了這位醫生辦公電話號碼。家長打過去電話，恰好醫生剛下手術檯。
當晚，孩子住進這家醫院，第二天做了腹腔鏡手術。我見到孩子的時候已經是手術完五天，孩子準備出院了，活蹦亂跳，刀口很小，只有三個小洞。那位醫生，就是李龍主任，所以十年來，我一直在等待這個採訪機會，這是我的一個心願。李主任，這個事您記得嗎？
李：病人特別多，模模糊糊有點印象，後來好像她又回來複查了。
安：再回到那個故事，十年前，這個病真的需要讓孩子做開腹大手術嗎？您什麼時候開始嘗試改變，讓這樣的小患者不用再接受那麼殘酷的手術？
李：肝膽畸形是小兒外科的常見病，我國古書上一千多年前就記載過，叫小金人，就是黃疸。由於膽道梗阻、膽道畸形，整個皮膚、眼睛、尿都是黃色的，有的孩子甚至淚水也是黃的。這是中國人高發的一種畸形，不及時治療的話，後果非常嚴重。一方面孩子非常痛苦，另一方面，膽和心肝都是連在一起的，所以會危及到重要器官，甚至生命。這個手術當時是一個很大的手術，很早的時候被認為是禁區，手術非常非常危險，有大出血的可能，也有術中死亡的可能，所以是小兒外科的大手術之一。
過去都是要開大刀的，從胸部到腹部很大的切口，貫穿左右，並且這個切口隨著孩子的生長也跟著長，伴隨一輩子，不僅不好看，而且整個腹壁肌肉都損傷了，腹腔裡損傷也很大。所以過去孩子手術之前，還能說話活動，手術打擊之後常常就奄奄一息了。是一個很危險的手術。
安：這個“過去”大概是什麼時候？
李：2001年之前。
安：也就是您當年輕大夫的時候，這還都是大手術？
李：當時做這個手術需要整個科室動員起來，興師動眾，從早上要做到晚上。幾乎百分之百的孩子都需要輸血，除去輸血的併發症，其他併發症還包括膽漏、感染、傷口裂開、術後腸梗阻等等，術後併發症接近17%。從2001年起，我們開始探索腹腔鏡治療。
安：探索不是一個輕而易舉的事情，一定存在技術難點需要去突破吧？
李：當時克服了兩個難點：
一、技術上的。因為腹腔鏡不能像過去開放手術那樣，把手和常規手術器械放到腹腔裡面操作，而是通過腔鏡把腹腔解剖視野反映到屏幕上，跟著屏幕進行手術。而且器械不一樣，通過杆狀器械而不是手直接接觸到孩子的病變組織進行治療，中間隔著手和屏幕，需要練習配合和器械的應用。
第二、國際上當時也沒有成熟的經驗和報告可以借鑑。
安：那您怎麼就敢挑戰這個事？
李：1990年，我成為北京兒童醫院張金哲院士的博士生，當時張院士給我設定了目標：一個是腹腔鏡應用於小孩兒。第二個目標是做肝移植。
這個目標就是針對國情：黃種人小兒膽道畸形發病率非常高，膽總管囊腫是一個極端，就是膽總管擴張了，還有一個極端是膽總管閉鎖。這兩個病在中國人中都很多見，治療效果又不好，導師就給我設定這個目標。
所以研究生期間，我做了很多肝膽畸形方面的基礎動物實驗，從小動物開始，做過豚鼠、豬、狗，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1995年，張院士送我到英國學習小兒腹腔鏡，之後又去香港、日本學習。理論研究加臨床研究，再加上腔鏡技術，結合在一起，使我就有信心探索微創的膽總管治療。
安： 任何領域在有人探索的時候，總有人懷疑觀望，甚至可能質疑，您經歷過這樣的過程嗎？
李：探索和開路一樣，沒有開出這個路，都是荊棘，你要想開路，人就要強大。首先要準備好，有把握，少走彎路，避開一些風險。剛開始做的時候，手術時間比較長，我剛開始前幾臺腹腔鏡手術的時候都要做六、七個小時。和開放手術一樣，也經歷過一些併發症，但是在不斷總結經驗之後逐漸成熟了。所以那時候也受到一些非議，也有質疑的聲音，甚至質疑的聲音很嚴厲。
安：被質疑的時候需要一種強大的力量才能走下去。
李：對，要堅持。
安：小兒外科醫生比普通外科醫生面對的情況恐怕更復雜，你面對的是小孩子，生物軀體就小很多，操作難度大，而且家長對孩子的關注往往更大，所以是不是壓力會更大一些？
李：是，更難。大人外科醫生相當於修鐘的，小兒外科醫生相當於修表的。第一點，小孩兒的腹腔比成人要小很多，在這狹小的空間裡完成這樣的手術，精度、手動穩定性，操作的精巧性更要高。第二點，成人的組織比較大比較厚，在分離過程當中，血管看得很清楚，而小孩子血管細，組織也薄。成人縫一針就封閉了，小孩子相同的切口，要縫十針，用更細的線，這個過程就需要練。
安：怎麼訓練？
李：首先是模擬訓練。做一個模擬訓練箱，裡面放上腹腔鏡的鏡頭，放上操作的器械進行操作，在箱子裡練一百個小時，很枯燥，就是練縫合，打結，開始粗線大針縫，然後過渡到小針細線縫，這是第一個階段，是基礎。
屏幕配合協調穩定了，下一步做活著的機體，在動物上又練習一百個小時，才開始在臨床上對病人應用這個技術。
安：為什麼會選擇小兒外科？
李：我小時候左手拇指得了甲溝炎，當時沒有及時治療，發展成叫指頭炎了，拇指腫得像胡蘿蔔一樣，高燒、敗血症、昏迷不醒，特別痛苦，非常危險。父母抱著我到了醫院，醫生和護士給我做了手術，把化膿的指頭切開了，膿當時噴出來，我馬上就不疼了，就好像身上壓著的大石頭被搬走了一樣，立刻清醒了。
當時的醫生、護士長得什麼樣子我記不清了，但是他們的手我記得非常清楚，指甲非常短，白白的手，那雙手在我這記憶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當時我就覺得醫生和護士救了我的命，他們太神聖了，從那時候我就想，將來能做個醫生是一個非常偉大的事業。選擇高考志願的時候，就報了中國醫科大學的兒科系。
安：那些醫生護士肯定想不到他們的日常工作，為中國帶來了這麼優秀的一位外科醫生，但是我估計您也想不到，您救過的那些孩子裡，哪一個孩子就有可能是因為跟您過打交道，就此走上醫學的道路。
突破禁區就意味著風險，現在業內對您慢慢認可了。但是患者家屬的理解是千差萬別的，他有可能帶著更高的期望值，他不理解醫學有那麼多的不確定性，您遇到過嗎？
李：碰到太多了，特別是越想探索，碰到的複雜疑難病例越多。能力越強，責任也越大。
我之所以做了很多探索性工作，還是和我接受教育的經歷有關。
我的碩士生導師是中國醫科大學李正教授，已經過世了，博士生導師張金哲院士是中國小兒外科的泰斗，他們接觸的病人都是複雜的病例。
我讀博士的時候，每天跟著看張院士如何治療複雜疑難疾病，逐漸逐漸的，為了培養我，張院士就給我當助手，讓我來主導做這樣的手術。我覺得在我身上就承擔了一種責任，我得把他的工作繼續下去，如果我們不努力，孩子輕易就失去了生命，讓家長失望。所以我覺得應該儘自己最大努力，挽救這些生命。當然，越是疑難的病例，風險也越大，相當多疾病，實際上醫生是無能為力的。
安：近來醫患環境變得複雜，可能會比技術本身的挑戰給你們帶來的困惑或者說羈絆更多一點。這個時候，怎麼辦？
李：面對這樣的孩子，我常常問自己：“如果這孩子是我的兒子和女兒，怎麼辦？有什麼辦法來治他，解決他的痛苦？”首先要同情病人，把他當做親人，這樣才能發揮自己所有的力量來救孩子的命，解除他們的痛苦。
這還不夠，現在我們對每一個複雜的病人，要了解國內外的最新進展，在這個基礎之上，跟病人像朋友親人一樣溝通：現在能做到什麼效果，不治什麼後果，治完之後有哪些風險。大多數病人家長還是很理解的，我經常聽到的一句話就是：“李醫生，你放心吧，我們理解，孩子的命交給你了，我們信任你，就大膽做吧。出了問題我們能接受，因為我們沒有遺憾，來到北京，來到我們國家最好的醫院治療了。”
當然也有極個別的，確確實實治療效果不好，他們不理解醫生，甚至有一些過激行為的，但是我也理解他們。因為孩子發生了不可治的病，病人家屬心理也特別難受，覺得生活不公平，為什麼是他得這樣的病了？所以有怨氣，往往就把這種怨氣撒到醫生身上。
但是，無論怎樣，我不能因為這幾個病人就影響我對所有病人的態度，改變我的醫學觀念。
安：會寒心嗎？
李：前幾年有過，真的想過以後不再做複雜的挑戰性的事情了，特別是周圍的一些朋友親屬都說：“你現在已經很有名氣了，為什麼還要做那些手術？你可以躲著那些難的走，好好搞搞科研、寫寫論文，把時間花一些在自己的名利上。”但是我就是放不下病人，一看到得病的孩子非常痛苦，如果我不伸手治療，可能一個月兩個月後就再也見不到這個孩子，這個時候確確實實不忍心。就想著努力拼一把，百分之八九十的情況下還是能成功，能闖過來的。
安：但是畢竟還有闖不過來的時候，還有委屈的時候，承擔著這麼大的壓力，怎麼去緩解？
李：壓力很大，科裡同事都知道我失眠。所以我的做法是依靠集體的力量，我們是團隊在作戰。
安：十年前那個小患者走遍了北京，能夠給她做這樣一個創傷小獲益大手術的只有一個李龍醫生，現在我國能夠做這個手術的醫生多了嗎？
李：手術探索成功之後，我們及時推廣，前後辦了29屆全國小兒腹腔鏡的學習班。今天我們國家能做這個手術的可以說是遍地開花，各個省市都有。在世界小兒外科領域，過去我們是跟著人家跑，過去涉及手術的命名都是外國人的名字，在國際會議上，中國人的聲音很小，而現在，膽總管囊腫手術，成為了中國小兒外科醫生的一個名牌，現在世界上所有權威的小兒外科學術會議上都要求我們去講座。
第一，我們國家腹腔鏡治療膽總管囊腫醫生的數量是最多的，有一百多個醫生能做複雜的手術。
第二，開展手術的數量、腹腔鏡診療單位也是最多的。我們一箇中心的數量就過百了，可能比有些國家一個國家的數量都多，日本的膽總管囊腫發病率也很高，但一年腹腔鏡膽總管手術也不過一百例。所以在這一點上確確實實是我們國家領先了，病人也受益了。
這個病也作為一個範例，帶動了我們國家小兒外科的發展。
安：我特別為這樣的醫生感到自豪，他們不僅要救死扶傷去做那些高難度的手術，而且花費時間花費精力去培養更多醫生能夠開展這個技術，特別無私。
李：也是責任，每一代醫生都有每代醫生的責任和使命，像我的老師，當時沒有小兒外科，開創了小兒外科。到我們這一代，責任就是把這病治得更好，讓孩子更幸福。
安：再回到幾十年輕前那個得甲溝炎的小孩兒，挺巧合的，指頭上得了一個病，認識了外科醫生，後來卻是憑這雙手在救人。現在的您，實現了那個小孩兒的理想了嗎？
李：每當看到剛來這裡的孩子營養不好，非常痛苦的面容，家庭陰雲籠罩，但通過我的手、我的技術把孩子治好了，孩子高興地出院了，複查的時候長得又白又胖，全家人都露出了非常燦爛的發自內心的笑容，我就特別欣慰，特別高興，真是做了一件非常有意義的事。
十年前那個小女孩兒如今已經170cm，亭亭玉立，是學校的籃球隊員。其實，那個故事，影響的不僅僅是一個小女孩兒，還有一名媒體人。是那件事情，讓我意識到外科技術精益求精的意義，開始努力去理解外科醫生在失敗中探索、在探索中成長的內心世界。
——安楊
來自：聽健工作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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