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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畫書界奧斯卡”
“
我常想，這世間的好文字都是要勘破些什麼的。李叔同勘破紅塵，所以有“長亭外，古道邊，夕陽山外山”，史鐵生勘破生死，所以有《我與地壇》。什麼也勘不破的俗人，只有埋頭趕路。
——趙柏田
川端康成的小說《雪國》開頭寫道：“穿過長長的隧道，前面就是雪國。”少年時代起，我著迷於幽暗堆積盡頭的那一抹微光。在我看來，那就是東方的審美和格調。還有一年去西寧，帶了一本陳渠珍的《艽野塵夢》路上看，書上寫的是他帶兵駐藏的經歷，還寫到一個愛上他的藏女西原，一路跟著他，最後歷盡艱難回到西安，卻死了。寫邊地風光，非常硬辣的文字，寫到男女之情，卻又變得柔軟無比。常讀的還有沈從文在沅水漂泊，寫給女友張兆和的那些私人信件。讀著這樣的文字，總覺得他們都是特別認真趕路的人，在途中，處處可以安身立命。
將近知天命之年，突然發覺，這世界有多少地方是我沒到過的。我未曾到過的地方，此生或許不會再去。即便機緣湊巧去過某些地方，也時常恍恍惚惚，不知是在途中，還是在家裡。
人年輕時，隨便買一張車票就去了遠方，年紀混大了，卻愈發懶了，離城十里，就像是在異鄉。常常就那樣痴坐竟日，但心神還是不安分，常常作著遠遊。這時回想走過的路，遠的、近的，原來地理就是一生最早的啟蒙。三十五歲時，我借同鄉王陽明之口說，“地理是我記憶的核心”。我那時說的地理，是“一次次的離去、抵達、思鄉、懷念以及旅途中歸屬感的疑問”。它們構成了一張複雜、密緻的網，是一個人成長、並獲得自我身份確認的重要部分。
古絲綢之路
我現在多麼懷念那些遠遊的時刻。我原來寫詩和短篇小說，後來寫長篇小說和歷史非虛構，中間有兩年，我成了一個無所事事的人，以為我此生再也不能寫作了。是一次突然降臨的遠遊，幫助我走出了心理困境。那是2004年秋天，我一個人走河西走廊古絲綢之路。拉遠了的地理空間給了我反觀自身的一個機會。
出門準備行囊時，正好手頭有一本美國漢學家謝弗的 《唐代的外來文明》(原名 《撒馬爾罕的金桃——唐朝的舶來品研究》)就隨手帶上了。正是這本書使那次行走成了一場火花四濺的激越的愛情。那些公元八世紀前後的物事，在一千餘公里的旅途中一一得到了印證，萬物各歸其位，每個詞也坐到了實處。收在集子中的《向西，向西》記錄了那次行走。此後每次出門，不論長途短途，都要帶幾本書在路上。有時，帶去的書與風景相宜，途中便有悠然心會。但更多時候，走了，也讀了，人與事、詞與物，卻都隔膜著，碰不出一點火星，費心費力準備的書，回來還沒有打開過。
沙漠中的漢長城遺蹟
但還是會一次又一次毫不氣餒地準備著書和行囊，相信“到處地方都有個秋風吹上心頭的時候”，相信旅途中會有愛情發生，會有靈光閃現的一霎，讓四時滄桑、胸中海嶽在某時某地如通了電般，圓融正覺了起來。那是多麼美妙的一刻，每個詞都坐到了世界的實處，而凌亂著的物，也在天地間的秩序中一一歸位，如同頭頂的星空，無言中卻有大美。
就像華萊士·史蒂文斯找到那隻“田納西的罈子”，讓凌亂的荒野和山峰重新得以安排：
“
我把一隻圓形的罈子
放在田納西的山頂。
凌亂的荒野
圍向山峰。
荒野向罈子湧起，
匍匐在四周，不再荒涼。
圓圓的罈子置在地上，
高高地立於空中。
它君臨四界。
這隻灰色無釉的罈子。
它不曾產生鳥雀或樹叢
與田納西別的事物都不一樣。
”
大地風景無語。“我多麼富有啊，我必須奉獻。”在行走中閱讀，又在閱讀中體證行走的人生。一次次在詞與物的世界裡雙重行走，相互詮釋，又相互印證，成了認識自我和他者、認識世界的一種方式。一顆靈明的心，不能少了來自四時風景觸發的歡樂。就像十七世紀日本俳人松尾芭蕉說的，“乾坤的變化，乃是風雅的種子”。
高昌古城遺蹟
臨濟宗的義玄禪師有一偈，“在途中不離家舍”，途中的一棵樹，一片雲，都可以是家。他還有一句話是，“離家舍不在途中”，離開了家，也並沒有一個旅途可言，人生本是一場遠行。
不執著，也不疏怠輕忽，活到快五十歲，我好像才學會走路。有道是：“不離家舍，常在途中；途中家舍，觸處相逢。”同樣的意思，在我喜歡的歷史學家費爾南·布羅代爾那裡也得到了印證：“離開本土而又不真正離開家是一種誘惑，這是一種產生於旅行癖好的樂趣。”
這本書是一個人的私密地理課。一個個地名和座標，它們是具象的，又超越了具象，其間記錄的，是地理給予一個人的心智和情感的雙重教育。偈雲：“人從明州來，卻入廬山去。”我現在生活的地方，以前就叫明州呀。
此文為作家新作
《私家地理課》
自序
趙柏田/著
九州出版社
2018年7月版
文學照亮生活
公號：iwenxuebao
網站：wxb.whb.cn
郵發：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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