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落的文明》系列第5篇：大禹是怎麼將“天下為公”變成“天下為家”的？
水是萬物之源，地球上的生命離不開水的滋養，人類也不例外，古代的先民無不臨水而居，將依山傍水之地形容為風水寶地，依此建立城邦。所以，水在人類社會的早期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能不能治理好水，利用好水，決定著一個族群的興衰，中華大地由部落聯盟社會邁入國家制，正是與平土治水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
華夏共同體成立以來，一直面臨著水患不斷，給人民的生產和生活造成了極大的困擾，尤其是對社會和族群的穩定負面影響很大。每一次的水患，都是一次對生命和社會財富的無情剝奪，在生產力不高的古代，人員的損失、生產生活的恢復，耗時費力，往往還沒有完全恢復，又一次的水患就會再降臨，週而復始，上至諸侯、下至百姓對此苦不堪言，每一個族群甚至上到堯舜這樣的萬邦之主，都沒有辦法對國家治理進行長期的規劃和安排，所以治水成了堯舜時代的頭等大事，大禹被舜帝欽命為司空，主管平治水土。大禹通過疏通河道、導河入海的方法成功的治理了水患，這個意義非常重大，正是通過這個過程、取得了這個結果，導致了華夏社會治理制度的變革，讓“家天下”成為可能。
大禹之前的堯舜治理模式是“協和萬邦，虛君共治”，通俗的講就是：有事大家商量著辦，萬邦共主實際上起到一個協商協調的角色，他有唯我獨尊的權威，但主動放棄獨斷乾綱的路子，人事和制度都不由他一人說了算。大禹為什麼能將這種制度顛覆呢？其實也是經歷一個由被動到主動的過程。
治水這麼浩大的工程，不是一個簡單的事情，是需要協調很多邦國的利益，大家齊心協力才能完成，雖然在堯舜時代，萬邦共主在這些邦國中的威信要比以前高了很多，這些邦國也體會到了加入華夏共同體的利益，但還遠沒有達到你說我就照辦的地步，所以利益方面還是要協調。比如河道要改，那就得重新挖河道，原河道的居民沒水了怎麼生存？新河道佔了另外邦國的土地，怎麼協調？這些都是要當機立斷的事情，不能說回去報告給舜帝，等研究決定了再開工，那黃花菜都涼了，你在別人心目中的威脅也會大打折扣，大禹正是踐行了“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先斬後奏果斷滴協調了很多矛盾，許諾了很多交換的利益，並在治水成功後，並得到了兌現，所以他在萬邦中的威信，甚至蓋過了舜帝，因為他是實際和這些邦國在一起戰鬥過的。還有一點更重要的，因為治水，很多邦國的利益都有了不同程度的變動，這些新變動的利益都是大禹賦予的，他有權賦予你，當然也有權利剝奪，生殺大權都在大禹手裡，因為還沒有通過制度固化下來。這種在特殊情況下的被動“封土立威”還屬於“被動的封建”，但已經和堯舜遵從天道的治理大有不同了，這是從“天道”思想向“君道”思想的轉變。
治水完了，緊接著就是要平土，重新劃分各邦國治理範圍，並在制度上將以確認，這又是一次權力的分配。大禹藉著自己的威信和舜帝信任，建立起了五服制度，即：根據治水功勞及遠近親疏的關係，以王都為中心，每方圓500裡為一服，從裡到外一共分為甸、侯、綏、要、荒五服，從裡到外稅賦遞減。五服，顧名思義就是邦國臣服於王的程度不同，這已經不是堯舜時代的“協和萬邦”了，這是中央集權的雛形。利用平土的機會，大禹完全有權利和邦國講：我把這塊地方賜給你，你要服從於王都調遣，否則我就收回你的封地。鑑於這種改變，舜帝和皋陶也曾多次側面的告誡大禹：“要遵從共同治理的制度，不要搞獨裁的小團體，特殊情況下的應急之策不能使之常態化，治水完了，指揮者就要下船，不要再讓別人給你推船走了。”大禹也只是辯解沒有假公濟私的心。但是大禹的功勞無可爭辯，所以禹順利登基，成為繼舜帝之後的又一位萬邦共主。
禹上臺後，他的一系列治理思想中，就明顯的出現“君臣”“君民”等概念，這是明顯的上下級從屬關係，而不是“共同治理，協和安民”，因此，在大禹執政的這段時間應該是有意無意地強化了“君道”這種上下級從屬思想，禹成了實際上一言九鼎的領導，並在實際中也扶持了自己兒子。所有儘管禹在後期也將王位禪讓給“益”，但是“益”的威信已經沒辦法和大禹相比了，甚至沒有禹的兒子在萬民中的威信高，這才有後來“益”效法老規矩將王位禮節性的讓給先王的兒子，等諸侯去朝拜他，沒想到諸侯全都跑到夏啟那裡朝拜去了，鬧出了個天大的笑話，夏啟說：萬民歸心，天意啊！益也只好啞巴吃黃連啦，默認既成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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