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禹治水和諾亞方舟:面對災難,反映出怎樣文化差異?

大禹治水和諾亞方舟:面對災難,反映出怎樣文化差異?

(諾亞方舟)

說起大禹治水,大概沒幾個中國人不知道。據說,就是在國外,知道這故事的人,也很不少。

諾亞方舟,是《聖經》裡的故事,全球範圍來講,恐怕比大禹治水傳播得還要廣泛。

把這兩個故事放在同一界面來講,筆者肯定不是第一個,也肯定不會是最後一個。

(一)關於上古大水災的兩種說法

大禹治水也好,諾亞方舟也罷,講的都是人們遭遇了滅頂級的大洪災。

大禹治水故事裡,那場洪災禍及“全天下”,是父子兩代前仆後繼、帶領所有的人們、用了數十年甚至上百年時間,才最終完成了“治理”。

諾亞方舟故事裡講的洪災,是那種“吞沒世界”級別的,一架承蒙了“神”(上帝)護佑的巨大方舟,載著所有“延續世界”所必須的物種和罪孽較輕的人類,逃離死亡之海,駛向安全的彼岸……

大水災,是這兩個故事共同的“起因”和“大背景”。

大禹治水和諾亞方舟:面對災難,反映出怎樣文化差異?

(大禹)

關於大水災的古老傳說,還有很多其他版本,大禹治水和諾亞方舟,只是其中最具代表性、傳播最廣泛的兩則。

當人們對水文地理的認識達到一定程度,並同步地對古老傳說中那些神奇的部分產生應有懷疑的時候,就有人對那麼多的上古大水災傳說,發生了考證的興趣。有些人覺得是純粹的傳說;更多的人則認為,大水災確實發生過。他們當中,又逐漸分出兩種主流說法:

一種是認為,遙遠的上古時期,世界多地發生的比較大規模的水災,大多都發生在人類聚居相對集中的區域;而當時的人們,由於缺乏抵禦能力,損失慘重,死亡率極高,留下極其恐怖的印象,對水災的形容,有主觀放大;對從水災中解脫,賦予了太多的歌頌與景仰。為區別於下面要說的第二種說法,姑且將這種說法簡稱為“主觀放大說”。

另一種說法,是認為包括大禹治水和諾亞方舟在內的諸多上古關於大水災的傳說,講的是同一場或同一系列的、幾乎波及全球的水文大事件。這種說法,在其最初被提出的時候,顯得很大膽;隨著冰河學說的發展和逐漸被廣泛認同,越來越多的人,都更傾向於相信,那些上古口口相傳而來的大水災的傳說,都是源自最近的一次劇烈冰河消融運動。所以,這種說法,也可以簡稱為“冰河消融說”。

大禹治水和諾亞方舟:面對災難,反映出怎樣文化差異?

(諾亞方舟的傳說)

(二)兩個故事說的很可能是同一場災難

就上述兩種說法而言,筆者認為,大禹治水和諾亞方舟兩個傳說故事,所講的,是同一場或說同一系列的大水災;而其起因,很可能就是距今1萬年上下(有說1.2萬年~8千年,也有說更早些,不確、未考)的最近一次大規模冰河消融運動。

也可以說,筆者更傾向相信上述“冰河消融說”。

這是純粹的一家之言。還是“猜想”性質的。絕不是在指“主觀放大說”沒道理。相反,筆者認為,“主觀放大說”,蘊含了很深刻的道理——

上古時代,人類依親緣聚居成部族(部落),“逐水草而居”,逐漸具備了一些人類獨有的、先進的生產方式,生活也相對安定下來,進入由“原始分工”轉向“社會分工”的“定居”階段。人文及其產物,比如傳說故事,甚至是樸素的“記事”、“記史”,應運而生。

在這個階段,族群的個體數量(人口),還比較少,結構(性別、年齡段)也還處在高度不穩定、不平衡狀態;為維持、發展,絕大多數部族,都會選擇倚靠山林、相對平坦、水源充沛、野獸侵擾少的地方聚居;殊不知,這種“依山傍水”的“好地方”,恰是水災來臨時最易受災、受災程度愈發嚴重的所在!

大禹治水和諾亞方舟:面對災難,反映出怎樣文化差異?

(大禹治水)

“主觀放大說”講的水災多發生在人類聚居相對集中區域,其實是人類恰恰選擇聚居在了容易遭受水災和遭災程度嚴重的地方!

當然,我們的先民很聰明,不會專選災害嚴重的地方聚居。

但在他們相比今天的我們太有限的認識和經驗裡,那些水草豐茂的好地方,似乎不像頻遭災禍的;而且,很可能,他們居住了很久,也的確沒遭遇任何大的災禍。直到有一天,真正的大洪水,漫天湧來,他們的好地方,卻首當其衝;曾經親切依賴的河流,數日內甚至不到半天,就變成了吃人巨獸!

他們措手不及。他們倉惶逃竄。他們十死八九。他們舉族湮滅……

他們並意識不到,那滔天洪水,跟之前好幾年甚至更長時間裡天氣的突然變暖,會有什麼關係。

他們也不知道,身邊賴以生息繁衍的大河最遙遠的源頭,發生了怎樣驚天動地的變化。

劇烈的冰河消融運動,改變的不僅僅是“水量”,而是引發一連串水文、氣候、生態的變化——大雨、瘟疫、山體滑坡、地面塌陷……這些在今天都還屬於嚴重災難的事件,在先民恐懼的目光和思索中,被放大、嚴重放大,簡直太正常了!

大禹治水和諾亞方舟:面對災難,反映出怎樣文化差異?

(諾亞方舟)

據說,距今最近的大約發生在1萬年前的那場大災難,持續了數十年乃至上百年,毀滅了諸多早期文明——冰河劇烈消融導致的水量大增,使得河流,特別是大型河流,在上游甚至是源頭,就發生流向、流量的明顯超常規變化,一路下來,影響逐漸廣泛、深刻、複雜;先民們苦心孤詣選定,甚至是流血拼命打來的“依山傍水”的“好地方”,恰成了洪濤肆虐的“最佳”去向……

這樣的事件,很可能在冰河消融運動趨於平緩甚至徹底結束之後,還會延續很久、很多年;而且,這種持續的影響,絕不會只是侷限在某一特定區域,而更可能波及廣泛,甚至,遍佈當時人類文明所覆蓋的大多數區域。

諾亞方舟是《聖經》故事,《聖經》裡講那些遠古的“聖者”動輒就活到六七八九百歲,雖然顯得不大靠譜,可依著捯過來,到諾亞方舟那時候;跟我們古老傳說裡同樣也不大靠譜的古之聖君個個活過百歲、死後數百年怎樣怎樣的那些說法,姑且信著捯到大禹治水那會兒,年代上,還真好似有些“接近”的意思,都是距今五六千年前。

這樣說來,真可以假想地認為,大禹治水和諾亞方舟“故事背景”中大大洪水,就算不是“同一場”,也很可能是同樣源自距今最近一次冰河消融運動的“餘震”。

大禹治水和諾亞方舟:面對災難,反映出怎樣文化差異?

(大禹治水)

(三)面對災難的兩種態度反映出的文化差異

大禹治水的故事,國人耳熟能詳,是講禹的父親“鯀”,受命治理水患,採取了“堵”的方法,結果是失敗結局,鯀也因而“自死”。他的兒子禹,採取了“疏”的方法,經多年艱苦努力,終於成功——洪水退卻的同時,被“馴服”成了可造福人類的樣子。

這個故事,如果提煉“關鍵詞”,可以有這麼幾個——治、堵、敗、疏、成。

諾亞方舟的故事,同樣提煉“關鍵詞”,則會是——逃、淘汰、選擇、拯救。

在這個故事裡,人也好,萬物生靈也好,面臨滅頂之災的“主打動作”是“逃離”,也可以說“逃避”;乘著“神”所賜予的“拯救”——那座方舟——逃離!而且,在這個過程中,還要做選擇和淘汰,在弘揚“悲憫”的同時,某種程度,其實也反映著“適者生存”的“叢林法則”。

這故事,可以說挺形象地反映出了其所代表及延續出的文化的精神特質:人對神的依賴、趨利避害的本性、悲憫的宗教精神與殘酷的叢林法則的“共生”……

大禹治水和諾亞方舟:面對災難,反映出怎樣文化差異?

對比大禹治水的故事,很容易發現我們傳統文化的諸多不同。

首先,面臨滅頂之災,我們的先民,沒有選擇逃避,而是要“治理”,也就是——抗爭!

抗爭,體現在幾乎所有中國古老傳說中。

這不是一家之言,甚至都不是我們民族的自說自話。據說,西方一些研究這些的學者,也發現了這個特點。

大禹治水、夸父逐日、后羿射日、愚公移山、精衛填海……都在講“抗爭”,是人、人間的英雄、由人幻化成的意志化身,對大自然的抗爭!對神的抗爭!

這些傳說,都在告訴今天的我們——我們,中華民族,古老的華夏族群,最富於抗爭精神!而這種英勇的抗爭精神,是由“人”來將其現實化體現的!

就是說,我們不依賴“神”的眷顧和“拯救”,我們靠自己!

我們不害怕災害,甚至不畏懼神,我們會抗爭,一直抗爭,直至勝利!

大禹治水的故事,特別突出地表達著抗爭精神和“靠自己”的精神——

面對滔天洪水,我們選擇抗爭,選擇與其戰鬥!

大禹治水和諾亞方舟:面對災難,反映出怎樣文化差異?

(大禹治水)

我們不淘汰任何人,而是團結起所有人,一起參與進這場偉大的抗爭!

如果說,這裡面也有“淘汰”的話,那麼整個故事裡,真正被淘汰的,只有一個人,就是禹的父親鯀。因為他錯了。不是因為他低賤或者別的什麼。他的兒子禹,勇敢地“接棒”,為彌補父親的錯,更為治水大業!

沒見故事裡有因為父親犯錯兒子不受信任的說辭​。

禹接受父親的教訓,改變方法,勵精圖治,篳路藍縷,三過家門而不入……充分而生動地體現了錯而能改的勇氣和不懈奮鬥的精神。

人、團結、抗爭、知錯能改、再團結、再抗爭、不畏艱險、不辭辛勞、艱苦奮鬥,直至成功……把大禹治水的故事品透之後,會提煉出這些新的“關鍵詞”。

這也大概是我們民族從古至今一直都在貫徹的“行動線”。

大禹治水和諾亞方舟:面對災難,反映出怎樣文化差異?

(諾亞方舟)

(四)截然不同的精神遺產

有人說,諾亞方舟的故事,是《聖經》裡最具典型意義的故事之一,集中體現了神對人的拯救態度和宗教式的仁慈。後世很多文學、比喻、政治事件,都會用到諾亞方舟的典故,甚至有一些救援機構、設施,都借用其命名。

可以說,諾亞方舟的故事,是基督教文化體系當中的一面明豔旗幟,影響深遠。

相比之下,大禹治水的故事,在國人的普遍認識中,只是個傳說故事,四大這個四大那個,怎麼都排不上;既沒有夸父逐日的壯烈,也沒有嫦娥奔月的浪漫……

覺得大禹治水的故事“普通”,一方面,是因為我們的傳說故事太多,比之更加“不普通”的也太多,故而出現“淹沒效應”;另一方面,也可能是因為我們當中的很多人,都忽視了這個故事所表述的那個時代蘊育​的一個寶貴遺存——連山易。

連山易,是“易”的較早期版本;其前身,或說“依託”,是傳說中的“先天易”。

大禹治水和諾亞方舟:面對災難,反映出怎樣文化差異?

(大禹治水)

大禹時代或稍早,先天易應該已經被少數族群領袖和今天稱為“知識分子”或“僧侶”的神職人員基本掌握。大洪水驟然來臨,面臨治水大計,結合治水實踐,原始的“先天易”,逐漸演變為適應治水活動和期間人們生存的“連山易”。

連山,顧名思義,“連接著的山巒”或“將山巒連接”之意。

據說,治水期間,無論是早期鯀主持的“堵”工程還是後來禹操持的“疏”工程,都離不開高出水面的山——移山填水,開山疏渠,靠山吃山……人們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迫切地需要去了解“山”、親近“山”、迴歸“山”……“依水”的原始生態,在現實形勢之下,辯證地改為了“倚山”,連山易以“艮”(山)為“主卦”,對先天易進行了可謂“革命性”的改進,不僅完善了“易”學,更成為後來的“歸藏易”的先驅模板。

連山易、依託其發展形成的歸藏易,以及後來集大成的“周易”(也稱“文王易”、“乾坤易”),都是建立在“樸素唯物”基礎之上的富於“辯證”的精神產物。相比諾亞方舟及其《聖經故事》,無所謂高低,但肯定有著很大不同。

大禹治水和諾亞方舟:面對災難,反映出怎樣文化差異?

【作者簡介】劉宏宇,常用筆名毛穎、荊泓。實力派小說家、資深編劇、北京作協會員,“夏衍杯優秀電影劇本”獲獎者。著有《管得著嗎你》《紅月亮》《武王伐紂》《深水爆破》等多部長篇小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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