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的歷史總是那麼令人著迷：它的歷史跌宕起伏，既有傲視群雄的輝煌，也有任人宰割的沉淪；既有力王狂瀾的智者，也有瘋狂偏執的賭徒。德國的歷史為什麼如此豐富多彩？我們嘗試著從腳下堅實的土地中尋找答案，探尋德國的地緣宿命。
“德意志”在歷史上一直處於四分五裂的狀態。即使是在哈布斯堡王朝的“德意志神聖羅馬帝國”鼎盛時期，德意志也不是一個嚴格意義上的完整的帝國。這種分裂狀態，在德意志北部地區尤為明顯。英國著名地緣政治學家詹姆斯·菲爾格里夫在其著作《地理與世界霸權》中將德國視為“森林地帶”的兩個典型代表之一（另一個是俄國）。一方面，德國坐落於歐陸的中心，東西南三個方向都可與外界連接；北部雖然有波羅的海相隔，但歷史上也無法阻止北歐民族的侵擾。另一方面，由於地處“森林地帶”，森林的特點也在持續不斷的影響著德意志，由於有森林的阻隔，這一地區的人口中心成分散佈局狀態，這是明顯區別於河流和平原的分佈格局的。同樣由於森林，這些人口中心之間的交通也比較困難。這一地緣特徵，很好地解釋了早期德意志四分五裂的原因。同樣也間接的證明了鐵路革命對德國的重要意義，不過這是後話了。
我們今天要講述的主角——普魯士——明顯的繼承有上文中的地緣特徵。我們現在所說的“普魯士”的核心地帶並不是早期由條頓騎士團統治下的“普魯士公國”，而是今天德國首都柏林及其周邊地區，即勃蘭登堡。從西邊的荷蘭經過勃蘭登堡一直延伸到波蘭，基本上都是平地，沒有與外界阻隔的天然屏障，這既是普魯士最大的地緣優勢，也是她最大的安全威脅。早期的勃蘭登堡交通非常原始，境內兩條主要的河流易北河和奧得河彼此之間也沒有聯通，經濟發展明顯落後於南部國家。
截止到1914年的德國版圖
今天的人們經常嘲笑哈布斯堡王朝只會通過聯姻擴張自己的帝國。實際上，早期的普魯士同樣如此。正如上文所述，勃蘭登堡地區經濟落後，沒有天然屏障，沒有足夠的人力物力保障自身的安全。在此情況下，聯姻成為保障安全乃至擴張最合適的選擇。勃蘭登堡的統治者霍亨索倫家族於1502年和1523年兩次與丹麥聯姻，希望藉此獲得石勒蘇益格和荷爾施泰因的部分地區，可惜沒有出成功。1530年約阿希姆一世的女兒與波美拉尼亞（今天德國與波蘭北部地區）的格奧爾格一世聯姻，希望藉此拿下波羅的海海岸部分地區。不過，在所有聯姻中，最重要的莫過於1535年約阿希姆二世迎娶波蘭海德威格公主，經過此後一些列複雜的繼承權爭奪，最終於十六世紀末將普魯士公國（也就是以前條頓騎士團麾下的那個）收入囊中。1594年約翰·西吉斯蒙德與安娜公主的聯姻又將萊茵河附近的於利希-克萊沃地區的繼承權收歸勃蘭登堡。
開疆擴土的勃蘭登堡-普魯士依然沒有躲過殘酷的地緣宿命，反而情況更加危險。雖然通過繼承權，勃蘭登堡將領土向東西兩邊延伸了很多，但是這些新地區與普魯士的核心區並不相連，這使得本來就落後的國防雪上加霜。這一點在隨後不久爆發的三十年戰爭中顯露無疑。戰爭初期，勃蘭登堡選帝侯格奧爾格·威廉一直努力避免被戰火波及。一方面在道義上支持新教會，同時又不和他的妹夫巴拉丁選帝侯一起加入波西米亞的戰鬥。另一方面，將自己的另外兩個妹妹嫁給瑞典國王和特蘭西瓦尼亞的王子，同時又堅定地向哈布斯堡王室表忠心，撇清自己與丹麥和英國的關係。使出渾身解數遊走於戰爭各方強國之間，努力將勃蘭登堡置身事外。不幸的是，上述努力沒有獲得成功。不論是華倫斯坦還是古斯塔夫·阿道夫，交戰雙方都習慣於對所經之地大肆劫掠，而勃蘭登堡-普魯士根本沒有還手的能力。與此同時，法國紅衣主教黎塞留更是堅定地認為，法國的霸權必須建立在德意志地區的四分五裂之上，這也成為隨後一個多世紀中法國歐陸政策的基礎。
三十年戰爭中，德意志地區是重災區
縱觀德國的歷史，我們會發現一個顯著地特點：德國在沉淪許久之後，總能迎來一位偉人力挽狂瀾，例如十九世紀下半葉的俾斯麥、魏瑪共和國時期的施特雷澤曼和冷戰初期的阿登納。經歷三十年戰爭慘痛災難的勃蘭登堡-普魯士同樣迎來了他的救世主，這就是“大選帝侯”腓特烈·威廉。在“大選帝侯”即位之初，勃蘭登堡-普魯士的很多領土仍舊被外國軍隊佔領。為此，大選帝侯努力打造一支能征慣戰的常備軍，從1640年他即位之初的3000人增長到1660年北方戰爭時期的25000人。設置戰爭軍需總處管理財政和資源，這一機構也成為後續多位繼承人整頓軍備、打造強大軍事潛力的重要機構。
勃蘭登堡-普魯士地處中歐十字路口的客觀現實，在“三十年戰爭”中給當地帶來了巨大的災難。但是，正如硬幣的兩面性一樣。強大起來的勃蘭登堡-普魯士同樣可以將這一地緣缺陷轉變為最大的外交籌碼。三十年戰爭後的西歐依舊戰亂頻仍。北邊有波羅的海霸主瑞典、西邊有路易十四統治下更加不可一世的法國。從尼德蘭到西班牙再到波蘭，德意志依舊被包圍在戰火之中。為了將戰火阻擋在國境之外，大選帝侯主動出擊，先是於1656年與瑞典國王卡爾十世一同擊敗波蘭-韃靼聯軍，而後又於1658年與波蘭和奧地利一起反對瑞典，1675年在費爾貝林戰役中重創瑞典大軍。除了戰爭，結盟同樣是大選帝侯的重要政策工具。大選帝侯利用法國與奧地利之間的敵對，與法國盟友瑞典達成協議，獲得波美拉尼亞部分土地；1657年斐迪南三世去世後，大選帝侯利用選帝侯的身份，換取哈布斯堡王朝的讓步。通過1660年的《奧利瓦條約》，使歐洲各大國承認勃蘭登堡對普魯士公國的主權。為了爭取勃蘭登堡-普魯士利益的最大化，大選帝侯腓特烈·威廉頻繁的在法國和奧地利之間更換盟友，以此贏得更好地結盟收穫。1670年與法國簽訂協約，1672年又與哈布斯堡簽署協議保護其西部邊界；1673年又與法國協商、同年有轉向反法同盟。到十七世紀末，勃蘭登堡-普魯士已經成為德意志地區僅次於哈布斯堡奧地利的第二大國。他的曾孫，著名的腓特烈大帝高度稱讚道：普魯士的歷史興起於大選帝侯的統治！
大選帝侯腓特烈·威廉塑像
地緣格局在隨後的幾百年裡依舊主導著德國的歷史。不論是十八世紀腓特烈大帝的叱吒風雲，還是拿破崙鐵蹄下的屈膝沉淪；不論是俾斯麥的縱橫捭闔，還是威廉二世的偏執任性；不論是施特雷澤曼的絕處逢生，還是希特勒的瘋狂毀滅。地處歐陸中心地帶、強敵環伺的基本地緣格局，迫使德國不停的在四戰之地和歐洲十字路口之間搖擺，也塑造了德國人理性的品質和不斷進取的強大動力。這就是德國的地緣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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