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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佳山
說到主旋律，大家一般的印象就是《大決戰》《長征》《建國大業》，或者《焦裕祿》《孔繁森》之類的。的確，從1987年的“弘揚主旋律、提倡多樣化”開始，主旋律這一概念的正式提出至今已經整整30年有餘了。但主旋律並不是一個本質化的概念，其自身有著豐富的內涵和層積，今天的主旋律和30年前相比肯定也不是一回事兒，這個問題三年前的青年文藝論壇也討論過。
我們先大致回顧一下主旋律的幾個發展階段。
第一個階段就是1990年代前後那些事兒，就是《大決戰》系列、《開國大典》《渡江戰役》之類的。現在對主旋律的主流一般認識，其實還停留在那個階段，認為主旋律就是完全由國家出錢搞定的，給國家看的東西。那會兒和現在的最大不同確實就差在錢上，為了拍《大決戰》甚至能動用軍費，這在今天簡直就是天方夜譚，是《人民的名義》的製片人做夢都夢不到的啊。
第二個階段就是新世紀初那一撥兒，代表作品就是那會兒的一批“長征”題材作品。配合那時的“走下神壇”話語和老百姓喜聞樂見的“戲說”模式，主旋律的焦點都在“毛主席用兵真如神”的“三國諸葛亮”式的呈現上。也是從那時候起，國家投資開始從主旋律中退場了，主旋律在資金意義上基本都是市場化運作了。
第三個階段就是《建國大業》《建黨偉業》這個階段，也是知識分子視野的天際線，知識分子圈討論主旋律一般也就到此為止了，再往後的主旋律是咋回事就都不知道了。在這個階段不僅在資金投入意義上已經和國家完全沒關係了，在內容製作邏輯上也高度市場化了，開始遵從好萊塢等主流大片的製作邏輯。
那麼，拿上述的三個階段來套今天的《人民的名義》，哎，是不是套不進來？好像都沒啥太大關係，哪裡出問題了呢？顯然今天的主旋律又發生新變了，溢出了過去的框架。
我們再次回到2015年6月，中紀委宣傳部調研組到國家出版廣電總局、最高人民檢察院的座談，中紀委宣傳部希望兩部門配合，用文藝推動反腐。反腐是當前我們國家前2、3件大事之一，用文藝推動反腐，就是讓主旋律兼容這一話題，並有正面推動作用，這個意思很清楚。而且我們看中紀委宣傳部除了“不能一寫反腐就寫成案件劇”的另一條具體要求：“不能一寫公檢法就寫成勞模劇”，說他們懂業務並不是吹捧，這裡的勞模劇的具體意思其實是反思了過去主旋律的相關問題，別弄成苦情戲，正面人物也得有血有肉，也得食人間煙火。
也就是不管是戰略上還是戰術上，中紀委宣傳部的思路都是非常清晰的，但在他們之前還有先例——2014年的《湄公河大案》和2016年的《湄公河行動》。湄公河事件，這個不用多說了，大家都大致瞭解。出了這麼大事，處理完之後，總要在國家層面上有所表達，而總局2004年的禁令還在，確實到了今天也沒有公開說法說那個禁令就失效了，那麼從電視劇生產的角度怎麼辦？那就只有主旋律這一條路，從國家主旋律的角度進場，就像中紀委宣傳部給廣電總局留的作業“廣電總局每年電影最少一兩部，電視劇最少兩三部，而且必須是精品”，當時公安部也是這麼進入這一領域的。
所以主旋律經過30年走到了今天，已經走向了新的階段，要比之前任何一個階段都複雜的多。即便是《建國大業》《建黨偉業》這些主旋律，其實他們只是以比較花哨的方式完成了規定動作而已，並沒有什麼新東西，而到了《人民的名義》這個階段，則開始推陳出新。
與過去由國家標明明確邊界的主旋律作品相比，今天的主旋律有了相當的自主性，對於文化邊界的“勘測”也由其自身完成，並沒有誰告訴你哪行哪不行。而這不正是主流意識形態、主流話語在文化產業也好、大眾文化領域也罷，開始成熟起來的標誌麼？不管操持怎樣的立場，這至少是不小的進步吧。在這方面我們其實一直很吃虧的，就不說《紙牌屋》、也不說好萊塢了，就說和我們相對接近的韓國吧，韓國電影從來就不缺少這種大尺度的高層反腐、涉案的影視劇，但是和好萊塢一樣，這反而印證了他們文化產業意義上的成功，甚至成為了他們文化軟實力的一部分。
相比較而言，從2004年到2014年，我國這個領域一直被“捂著”、“摁著”，吃虧的顯然是我們自己，遠不是影視領域多賺點錢少賺點錢那點事兒，而是在主流意識形態、主流話語層面一直吃著暗虧。在影視領域的結果，就只能是逼著《白日焰火》用歐洲電影節現代主義標準來呈現那段歷史，說白了就又是在相當程度上滿足了白人老外“窺淫癖”的獵奇心理。我們都知道，我們的國情和美國非常不一樣，《紙牌屋》還是晚期資本主義那一套邏輯，我們沒必要和他們一樣，真一樣了也不是啥好事；但我們還是可以算一算，這裡裡外外差了多少意思？真的是“失去的十年”啊。
當然了，談任何問題都不能抽象談，我們再放大一些看吧，影視領域的市場環境其實更不樂觀。按照剛才的梳理，儘管今天的反腐劇、涉案劇開始有了這個時代的主旋律的歷史任務，其生產、傳播等和國家其實也是無關的，都是在高度市場化的環境中完成的。《人民的名義》就是最好的例子。比如在劇中扮演趙立春同志的另一個前秘書，朗誦了《共產黨宣言》的製片人高亞麟就明確說，恨不得寫一個關於《人民的名義》的拍攝過程的報告文學，好好揭示一下這個過程中的眾生相的醜惡嘴臉，那叫一個搞笑。說是大概有50多家投資機構都表達了意向，並大多簽了合同，就因為反腐這個話題太過敏感，有很多機構甚至不惜交違約金而選擇毀約。
而且它的製作方的三分之一的股份在去年年末，就被另一家大公司轉讓了。為什麼呢？正是因為這些年影視領域風行的對賭協議，說白了就是業績沒達標，這和其他行業普遍存在的高槓杆投機，其實共享著相近的結構。隨著相關泡沫的進一步破滅，金融資本也調低了對影視業的預期。這個行業2016年的對賭總額還是20.7億，到了2107年直接被腰斬到11.5億，2018年則是10.4億。在我們國家的GDP已經臃腫到了這個地步的情況下，10億人民幣真的是滄海一粟，在強勢行業看來，這真只是零錢而已。
還有就是在傳播過程中，《人民的名義》的發行方所設置的“小鮮肉”“老戲骨”對比的話題，就是強調“小鮮肉”不值那麼多錢，而“老戲骨”們物美價廉、是行業良心。事實真的如此麼？就連該劇的製片人、導演都承認，這些“老戲骨”在這部劇裡面，給的是“內部價”、“人請價”，片酬並沒有按照市場價走，真按照市場價，這部劇的總花銷就得2個多億、小3億了——不管按照什麼標準，這都不可能是所謂中小成本電視劇了。這顯然是結構性問題，不是“小鮮肉”“老戲骨”這個二元對立能涵蓋的。
所以，至少中期看，這個行業都不再處於一個樂觀的通道中。
因此，當我們討論身處在這一歷史階段中的《人民的名義》時，就不能抽象地講“大道理”，比如老同志們都願意嘮嘮人民是不是個名義，確實不能說這些討論就一點用都沒有；但只要稍微聚焦一下《人民的名義》的生產、傳播，我們就會發現實際情況和我們的主觀想象，根本就不一樣，就不是一回事兒。在這樣的市場環境下，它的生產、傳播面臨多大的風險、多大的挑戰？這肯定不是我們在這坐而論道能體會的。
今天的主旋律的另一個特徵就是在其傳播過程中受到青年少的廣泛關注。因為無論是《大決戰》《開國大典》，還是《焦裕祿》《孔繁森》，亦或《建國大業》《建黨偉業》，在過去這都是大人的事，是成年人世界的話題，和青少年和孩子們從來都沒有關係啊。說主旋律到了新階段，在這個問題上也確實足夠全新。《人民的名義》在拍攝的時候，為了試圖吸引青少年群體的注意，特意加了鄭勝利這條他們認為的青少年網生代的線索。但結果是，廣大青年少群體在新媒體上都不斷表示，他們根本不喜歡鄭勝利，把他的空間都留給達康書記吧。
說大一點，至少在改革開放以來的大眾文化史上，這都是前所未見的。像《人民的名義》這樣具有明顯的主旋律特徵的反腐劇、涉案劇，竟然在青年文化、二次元文化中受到了如此的熱捧，這種新的文藝現象顯然突破了既有理論的一般性認識。而且這並不是偶然，2016年中紀委的《永遠在路上》就在B站上受到了廣泛歡迎。我們想想啊，如果說《人民的名義》好歹還是個電視劇，有點劇情的話，《永遠在路上》這可是嚴肅的不能再嚴肅的正經專題片啊，一點娛樂性元素都沒有啊。
所以主旋律發展到今天這個階段，它的複雜性，實事求是講，至少未必在我的認知內，很多東西還要深入挖掘。面對今天的青少年一代，我們再也不能拿過去把小孩兒當傻瓜的那一套想當然的思維來看待，包括我們青年文藝論壇曾經討論過的帝吧出征、粉絲文化等等，他們的政治、經濟、文化訴求，平心而論，我們瞭解麼？恐怕也就瞭解那麼一丁點吧。不解決這個問題，也根本談不上充分認知這個時代的主旋律問題。
綜上，到了《人民的名義》這個歷史節點，整體性地審視這一波反腐劇、涉案劇爆紅背後的產業成因與傳播邏輯，是我們這個時代文藝領域議事日程上必須解決的核心問題。在相當程度上，它就是認知我們這個時代的一條曲徑通幽的有效路徑。要做的工作太多，我們大家一起努力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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