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的同鄉阿乙寫過一個短篇小說，叫《作家的敵人》。在阿乙的筆下，站在批評家面前的“寫作新鮮人”，是個矛盾體。“自以為是地弄出一堆文字”，急切地希望被蓋棺論定，於是“搜刮各界人士，特別是業界人士對它的讚美（最好是仰視或跪拜式的，靈魂上來點戰慄之類的）”，對榮耀極為飢渴，坐等遊戲般的“加冕”，臆想自個兒獨步士林的傲嬌模樣。可惜又脆弱得很，批評家不經意間翻翻打印出來的文稿，他們的整個身心都在發生著難以名狀的化學反應。“年輕人就緊張地望過去，有時眼皮是抬起的，有時則低垂著，人陷入失落的情緒中。而嘴角呢，始終保持著羞慚的笑。”
人的顏面、尊嚴，都押上了。
這個時候的批評家，則是顏面光滑、尊嚴“爆棚”。被“寫作新鮮人”這麼供著，批評家臉不紅、心不跳，“這會兒撣煙也撣出一種姿態來，就像是醫生在用手指穩重地敲打體溫計”。
好一個長袖善舞、波瀾不驚。
批評家是有定力的，也是有資本的。稿子沒有展開，處方就成竹在胸，“不是結構、情節出了問題，就是語言和思想顯得過於不成熟”。這不是大而化之、無的放矢，而是屢試不爽的，“年輕人也差不多以自己的表現百分之百地證驗了這一論斷”。這就是“放之四海而皆準”。於是一勞永逸哉，秘笈握在手，仗劍走天涯，吃喝不愁哈。
一旦有好苗子真正冒了出來，批評家“華麗轉身”，以鋼的韌性、鐵的意志，堅決捍衛自己“領養和佔有新人”的職責，“大喊大叫”，將“可怕的消息滿大街地宣佈”，口吐蓮花，嘰嘰喳喳，“天才！我們這個時代最偉大最為欠缺的天才誕生了！毋庸置疑！”
言下之意是，誰要是膽敢商榷、有所懷疑，那就是公開約架了：項莊舞劍，我輩舞刀。
明明是傷疤，也要憑藉前衛的思想、魅惑的文字，將之命名為勳章。
人的顏面、尊嚴，也都押上了。
阿乙以哈哈鏡的方式，將作家與批評家的畸形關係進行了異化闡釋。作家和批評家都有著不正當的利益訴求，都是在肆意地出賣和讓渡自己的“本”，作為文學中人的“本”，作為知識分子的“本”，作為人之為人的“本”。《論語》開篇是“學而時習之”，第二則就是“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如果“本”立不起來，自然產生不了“道”，表面看來鬱鬱蔥蔥、熱熱鬧鬧，但結的是空殼；或者產生的根本就不是“道”，基因突變了，地裡長出來的不是莊稼，而是稗草、是汙濁的水、是霾氣沉沉的日子……
看過尚長榮老先生演出過京劇傳統劇目《贈綈袍》。說是戰國時魏國的范雎跟隨須賈使齊，受到齊相禮遇。須賈心懷嫉妒，向魏相進讒。魏相腦袋發熱，命人將範睢一頓毒打，棄之荒郊。范雎醒來，被秦使王稽救了，更名張祿。金子到哪裡都是要發光的。秦昭襄王任命張祿為相，權傾一方。後來須賈受命使秦，拜見張祿，屢次受阻。張祿扮作窮人，到須賈住處求見。須賈矇在鼓裡，尚不知眼前的範睢即是苦苦不得見的張祿，端著架子，拿著腔調，愛理不理。適逢大雪，須賈憐故人身寒，贈以綈袍，打發了事。次日須賈拜見張祿，發現堂上坐著的恰是範睢，驚懼萬分。範睢感念須賈贈送綈袍，就饒了他一命。
儘可能地釋放善意，是人與人之間保持良好關係的“秘訣”，作家與批評家之間，也不例外。
二
身為作家，阿乙把自己隱藏在小說裡，通過“劇中人”向批評家吐槽，等於買了一份人身保險。沒想到，一向以溫潤、明快、沖淡文字示人的汪曾祺，對批評家則是“當面鑼、對面鼓”了。
他對湯顯祖評點本《董西廂》大為欣賞，讚譽不斷。順道還立起一個參照物，打趣一下當時的評論文字：“現在的評論家的文章特點，幾乎無一例外——嚕囌！”
1982年3月27日，他給正在寫畢業論文的汪家明去信，肯定他“從歷史的角度評價一個作者”，因為只有從現代文學史和比較文學史的角度來衡量，才能測出一個作家的分量，否則評論文章就是“一杆無星秤，一個沒有砝碼的天平”。按說這種方法一般評論家都是掌握的，“但是他們缺乏膽識”，不僅對活人不敢診斷，甚至對死人也不敢直言，“所以現在的評論大都缺乏科學性和鮮明性，淡而無味，像一瓶跑了氣的啤酒”。
少膽識吧，膽子還大。《林斤瀾的矮凳橋》，算是一篇評論文字。一上來就給評論家一個下馬威，“我很佩服評論家，覺得他們都是膽子很大的人。”語帶鋒芒，不滿情緒在膨脹，“他們能把一個作家的作品分析得頭頭是道，說得作家自己目瞪口呆。我有時有點懷疑。”
忍不住要亮劍了：“子非魚，安知魚之樂。你沒有鑽到人家肚子裡去，怎麼知道人家的作品是怎麼回事呢？”這是1987年1月寫的。當年9月，在美國的一個座談會上，他說基本上不看那些五花八門、日新月異的文藝理論，“這些理論家拼命往前跑，好像後面有一隻狗追著他們，要咬他們的腳後跟……”第二年寫的《小說陳言》，他毫無忌憚地痛陳文藝批評的弊病：“我深感目前的文藝理論家不是在談文藝，而是在談他們自己也不懂的哲學，大家心裡都明白，這種‘哲學’是抄來的。”
1989年寫就的《七十抒懷》，他還公開表態，“說實在的，我覺得評論家所寫的評論實在有點讓人受不了。”理由還是覺得他們過於自負了：“像我寫的小說《雞鴨名家》裡的陸長庚一樣，一眼就看出這隻鴨是幾斤幾兩，這個作家該打幾分。我覺得寫評論是非常冒險的事：你就能看得那樣準？”
1993年，他甚至質問文藝批評的正當性，“都是寫東西的人，幹嗎要對別人的作品說三道四，品頭論足？”
生命不息，吐槽不止。揶揄，戲謔，冷嘲……感覺對於文學批評，多數時候汪曾祺是歪著脖子、斜著眼睛看的。他說沈從文教導為文一是“要貼到人物寫”，二是“千萬不要冷嘲”。他似乎始終嚴格執行前一則的精神要求，而在面對批評家時已然把後一則徹底拋卻了。
陝北漢子路遙的火力更大更猛。散文《早晨從中午開始》，他對評論也是一通牢騷：“說實話，對我國當代文學批評至今我仍然感到失望。”開門見山，不打哈哈。闡述理由，滔滔不絕，字與字之間充滿了憤怒，“真刀真槍”幹上了：“我們常常看到，只要一個風潮到來，一大群批評家都擁擠著爭先恐後順風而跑。聽不到抗爭和辯論的聲音。看不見反叛者。而當另一種風潮到來的時候，便會看見這群人作直角式的大轉彎，折過頭又向相反的方向擁去了。這可悲的現象引導和誘惑了創作的朝秦暮楚。同時，中國文學界經久不衰且時有發展的山頭主義又加劇了問題的嚴重性。”
措辭已經很硬氣了，有點不留情面，但還不過癮，接著吐槽不休：“直言不諱地說，這種或左或右的文學風潮所產生的某些‘著名理論’或‘著名作品’其實名不副實，很難令人信服。”
作家對評論家的工作多有微詞，可以視為一個共性的話題。捷克作家伊凡·克里瑪在自傳《我的瘋狂世紀》透露，大學畢業時，他本來可以在文學研究所謀得一個位置，展示自己在文學批評領域的能力。但一想到自己的餘生都要花在研究“誰寫了什麼”或者“寫作方法”上時，“我就感到恐懼”，還是“希望自己寫些什麼”。似乎可以說，伊凡·克里瑪的文學觀就是“惟有寫者留其名”。
這就有點“妖魔化”文學批評的意思了。
一個作家的寫作不是憑空而來的。坐在書房敲打電腦鍵盤的手指尖是流不出真正文字的。好的寫作，有著古、今、中、外各方資源的集中熔鑄與鍛造，再經由個人的吸收能力發酵和個性化氣質灌溉，最終落定為或長或短、或優或劣的篇章。當代批評家就在供給著屬於“今”的理論資源。創作是需要理論奠基的，也是需要理論導引與促進的。“古”之理論資源固然光芒萬丈，但替代不了“今”之資源的活力，以及跟現實、時代對接的煙火氣。儘管創作者不必把理論經常掛在嘴邊，但理論範疇的“一二三四”，還是沉潛在作家的內心深處，是隱性的存在，支援著創作者遣詞造句、謀篇佈局。隱性的存在不是不存在，不等於“無”，只是存在的方式方法比較特殊而已，是掙脫不了的。生下來就會走路只是傳說，“生而為文”也不過是美麗的說辭。北京大學藝術學院教授王一川說，當我們今天高度禮讚明清白話長篇小說的巨大成就時，切莫忘記李贄、葉晝、馮夢龍、金聖嘆、李漁、張竹坡、脂硯齋等一批小說批評家（或小說評點家）通過“評點”而對小說成就的卓越藝術發現和精闢美學評價。
當然，批評家群體不乏“濫竽充數”之輩，批評家在開展批評工作時難免失手、看走眼了，再說文學現場歷來都是嘈雜的，有時雜音、噪音更響亮，分貝值更可觀，傳播得也更遠，把真正有效的聲音給掩蓋了，但由此對批評家群體的價值進行徹底否決，則是非理性在驅動。只要把時光拉長個一寸，哪怕是半寸，就大體能看得更明白一些。
要說文學批評這工作也不太好乾。余光中寫有《批評家》：
他們說批評家是理髮師：
他把多餘的剪光，
然後把餘下的加以整理，
用香膏沐得閃亮。
在奧古斯都和盛唐的時代，
那情形應該是這樣；
但如果進店的多半是禿子，
我同情理髮這一行。
沒辦法，更多時候，天然的“禿子”當道，滿街跑。剃頭匠英雄無用武之地，只能“執刀四顧心茫然”，在凌空想象與說“古”回憶之中，聊以自慰。
據說現在有不少的批評家都撂下書本練書法，原因肯定是多維的，但主要的一個，恐怕就是文壇太喧囂、文事太寂寥。
三
作家可以是自己文學世界的“國王”，批評家也可以創造出一個新的世界，用李健吾的話說，“有它自己的宇宙”。他們可以“老死不相往來”，就像到餐廳享受美味的食客永遠不認識廚師一樣。
當然，處於兩個世界的作家與批評家，也可以友善地發出溫暖的光，把彼此的天空照亮，又不至於相互灼傷。
作家可能是畫龍的人，批評家可能是點睛的人。作家可能是披金戴銀的運動員，批評家可能是一輩子沒有上過真正賽場的教練員。
批評家可能是隻懂塗塗畫畫的設計師，作家可能是細細把一磚一瓦伺候的工程師。
想起了畫家齊白石和批評家陳師曾。1917年，為躲避鄉下匪亂，年過五旬的齊白石進京，冷逸畫風起不了波瀾，賣畫生涯陷於困頓。陳師曾偶見其作品，大為讚賞，求得機緣，兩人結識。齊白石為人稱道的“衰年變法”，陳師曾的“旁敲側擊”居頭功。《石壺畫語錄》中有記述：“齊白石早年畫美人，人稱‘齊美人’。陳師曾見後道：‘你天性疏放，筆下出醜相，怎能畫美人！應當學大筆寫意畫，以醜為美。’陳師曾從友人處借得二十幅吳昌碩精品，給齊白石學。”齊白石重新有了起跳的基石，畫風大變，開啟又一扇藝術之門。
想起美國文學批評家埃茲拉·龐德和英國詩人托馬斯·艾略特。
艾略特的《荒原》原稿有八百多行。後來落到了埃茲拉·龐德的手裡，龐德毫不客氣，大刀闊斧，以“刀客”的凌厲之勢，生生將八百多行，刪至現在的434行。並發動自己的資源，將詩作推薦給出版機構。估計艾略特起初心裡也不舒服，就像有人叫囂的，“改我一字，男盜女娼”。不過真理還是更偏向人家這一邊，最終還是服了，《荒原》的開篇就是——“獻給埃茲拉·龐德，最卓越的匠人”。幾乎可以肯定，假如沒有龐德獨到的眼光和真誠的助力，西方象徵主義文學大廈就缺了一根柱子。
想起了作家陳忠實和批評家李星。
1991年早春三月，路遙獲得茅盾文學獎的當日，在一個會場上，李星繞道過來跟陳忠實耳語：你今年再把長篇小說寫不完，就從這樓上跳下去……是敦促，是鞭策，是激將，也可視為“當頭棒喝”，甚至是“公然挑釁”。第二年春節，陳忠實將《白鹿原》正式稿的複印件交給了李星，“李星對一部或一篇小說的判斷，在我的意識裡已經形成一種舉足輕重的信賴。”兩人再度相見時，李星黑煞著臉，睜圓兩隻眼睛緊盯著，陳忠實頭皮發緊，心往下墜，慌惶難控。哪知道李星擊了一下掌，聲音幾乎是失控的，“哎呀！咋叫咱把事弄成了！”陳忠實“發愣又發矇”，心頭髮熱，全身發熱，乾站著，不言語。在《一個人的聲音》裡，他寫道，“咋叫咱把事弄成了”這句關中民間最常用的口頭話語，“給我鑄成永久的記憶”。李星的言行，讓他“體味到一種同代人之間彌足珍貴的友誼”。都是因為關鍵時刻有敲打，關鍵時刻有聲援。
作家和批評家，關係應該像兩口子。甜蜜，膩歪，騎在牆頭等紅杏，紅杏爛漫惹君歡，月朦朧，花影重，你儂我儂，惹得星星醉眼迷離，兀自半空賣萌。這是美妙的時刻，人生的華麗時節。但與花前月下並行的，還有柴米油鹽，還有磕磕絆絆，免不了要鬧個彆扭，大沖小突，偶爾還要分房住個幾日，甚至上綱上線，立下字據，翻箱倒櫃找結婚證。稍事冷靜，還是把怒氣暫時擱置，“你耕田來我織布”，或者“你洗碗來我刷屏”……想想又不太對勁，這也太欺負人了，新的情緒在醞釀、在升騰、往上湧，漸次加碼，眼瞅著又到了臨界點，一件芝麻小事即可引爆新一輪的“戰火紛飛”。這就是所謂的“相愛相殺”，也恰是生活的日常。
也就是說，兩口子，相敬如賓，恩愛有加，從不拌嘴，這不太好。整天吵架，大動干戈，磨刀霍霍，這也不太好。
當然，目標要一致，把家庭弄好，把日子過好。——就像作家和批評家，都要想著怎麼把文學搞好。
作家和批評家，欲迎還拒，欲說還休，風雨來襲罷，白雲又悠悠，且看落葉順水向東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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