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对唐太宗李世民和魏征有一个固有的印象，他们一个是圣明英武的千古一帝，一个是直言敢谏的万世诤臣。两者之间的关系受到历代君王和士大夫的推崇，堪称君臣关系的典范。说这两个人是罪人肯定有很多人会反驳，但是深究起来，你会发现许多有意思的细节。
玄武门事变后李世民召见魏征，刚一见面，就质问道：“汝离间我兄弟，何也?”魏征这时回答说：“皇太子若从臣言，必无今日之祸。”。听到这句话李世民是什么反应呢。"为之敛容，厚加礼异，擢拜谏议大夫。"。刚刚质问魏征为何离间自己兄弟，建议李建成杀掉自己，而得到如此硬气的回答后竟然给魏征升官了。《新唐书》是这样解释这件事的，“王器其直，无恨意。”李世民被魏征耿直的性格所打动，但仔细一推敲，你会发现这个观点其实站不住脚，当时二者是什么关系呢，李世民刚刚杀了魏征的主人，这是政敌。魏征建议杀掉李世民的行为这是私恨。李世民作为一个政治家在已经气势汹汹的逼问下怎么会这么轻易的被所谓的“直”打动，如果这样他还是李世民了么。那么解释就是魏征的回答是李世民想要的。
这就要说李世民当时的处境了，他刚刚杀掉亲哥太子李建成和弟弟李元吉，囚禁父亲李渊获得皇位。可是这样就完事大吉了么。首先你是个弑兄杀弟的人，不论你如何宣传辩解这种行为的正当性，在道义上你都已经无法立足。严重来说就是不得人心，再则，李世民在玄武门事变前是一个武将，常年带兵在外征战，可以说他的根基是在军队中的，可是治国靠的是什么，是文官集团，反观太子李建成，自从李渊夺下长安后他就一直坐镇中央，扎根文官集团，在统治阶层的关系盘根错节，如果李世民真的要清理李建成的“余党”恐怕整个官僚体系也剩不下什么人了。而他自己的部下，刚刚杀了太子囚禁了皇上，可以说打破了底线无所畏惧只服从于李世民，可如果有一天他控制力不足了，他们会不会再来一次“玄武门事变”？所以李世民的处境是文官人人自危，武将除了自己这个人几乎没有其他约束，再加上弑兄杀弟的骂名，可以说这个时候的大唐表面风平浪静，其实暗流汹涌。从这个角度来说，李世民确实是个“罪人”后来的李世民经常做噩梦使得晚上睡觉都要秦琼和尉迟恭在门口站岗也许就是他负罪心理的体现，要知道李世民是有史料记载少有的亲自在战场拼杀过的将领，亲手杀的敌人不知有多少，带兵打仗杀的人更是不计其数，怎么可能会怕鬼，也许只有李建成和李元吉的鬼魂能让他如此害怕了。而后来李世民的赎罪之路却造就了一个千古传颂的伟大帝王，他重用小舅子长孙无忌掌控并稳定住了官僚体系，另一方面，不断对外作战，征突厥伐高句丽，把主要矛盾转化在外部的战场上，又在战争中重新给部队套上了紧箍咒，并重用薛仁贵弱化参与过玄武门事变将领的军事影响力，但这一系列活动中最重要的一环就是重用魏征。
魏征是太子李建成的属臣，其实在此之前他已经多次更换主人，如果说吕布是三姓家奴那魏征已经有五姓了，这在古人的观念里难免有不忠的印象，但是魏征确是李建成的心腹，而且风评很好。这种身份在李建成的阵营中就有些特殊了，首先，他有资格在李建成面前建议杀掉李世民。这件事情就证明了李建成对李世民是不怀好意的，说这话是出自魏征之口是能让人信服的。这对李世民就很重要了，它解释了自己在玄武门行为的正当性，这样就可以挽回人心。确认了自身执政的合法性。这是最紧要而关键的问题。再则，魏征的身份决定他是最好的千里马骨。连这种向太子劝谏杀了我的太子心腹我都能升官重用，你们这些官僚还担心什么。千金市马骨让所有太子的“余党”能够心安。稳定住了局势。另外，魏征出身自瓦岗，而自己军中有很大一部分是来自瓦岗的旧将，留下魏征也能起到一定的安抚军心的作用。所以也就有了开篇的那一幕，身为罪人的魏征觐见“罪人”李世民，李世民想留下魏征，而魏征也给了李世民想要的，两人都是聪明人，他们很默契的选择了对双方都有利的结果，而这种默契一直延续到了魏征病逝。
两人的相处模式我们都清楚了，魏征犯颜直谏，唐太宗每次在长孙皇后面前骂过他乡巴佬后还是要放任他。因为两人都知道这是他们之间的默契，只要魏征直谏，唐太宗的执政合法性就会稳固下去，相反如果杀了他那就会前功尽弃，因为舆论会说李世民是秋后算账。而魏征的直谏的结果就是如果李世民是一个圣君姿态他就会一直安全下去，如果政权出现危机，二人的默契就没有意义了。当然魏征出身自底层社会深知民间疾苦，他的存在也弥补了李世民的未入过底层的不足。最终二人互相成就，造就了千古的佳话。
如果注意到两人关系的深层逻辑，我们再看魏征死后李世民的那句话“以铜为鉴,可正衣寇；以古为鉴,可知兴替；以人为鉴,可明得失.朕尝保此三鉴,内防己过.今魏徵逝,一鉴亡矣。”是不是更有意味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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