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8日，奥迪CEO施泰德被捕，理由是妨碍司法当局调查大众尾气排放造假事件，这让已经淡出公众视线的大众“排放门”再度曝光。
2015年，美国环保组织举报大众柴油汽车的尾气排放数据造假，大众通过特殊软件，把排放指数压低，让原本不达标的车达标。
这个指望少花钱多办事的小聪明让大众付出了惨重代价。截至2017年3月，大众被美国法院判处近300亿美元罚款（43亿美元刑事及民事罚金+250亿美元民事赔偿）。虽然大众家大业大长期高居世界500强前十名，但也被罚得元气大伤，在中国的既定扩张计划也被迫停止。
还不仅是钱的事儿，大众的两名直接责任人被美国法院分别判刑40个月和7年。对引咎辞职、提前退休的CEO文德恩，美国法院也不依不饶，起诉他知情不报、混淆事实。该罪名的最高刑期为25年。
旗下拥有奥迪和保时捷的大众集团是世界上最大的汽车公司（去年排名被丰田反超），德国工业的明珠，美国人下手这么狠，是不是小题大做、借机打击竞争对手呢？
中国媒体上确有如此言论。美国原本是世界汽车工业老大，但先被德国、又被日本压制，政府和法院抓住机会帮本国企业出气，难道不是理所应当的吗？（2014年丰田公司因刹车板设计缺陷引发致命车祸而向美国司法部缴纳12亿$罚金时，中国媒体就有类似言论。）在不少中国读者看来，这种分析有道理。
然而向奥迪CEO发出逮捕令的却是德国慕尼黑的检察院，逮捕令发出7天前，德国布伦瑞克检察院已对大众处以10亿欧元罚款，车主的民事索赔案也正在德国多地法院审理。
这算不算自毁长城的“德奸”之举？
其实美国政府也在“自毁长城”。2013年-2016年，美国司法部分别对美国金融业的明珠JP摩根罚款130亿美元、花旗罚款70亿美元、美国银行罚款167亿美元、高盛罚款51亿美元 、摩根士丹利罚款32亿美元，罪名是销售有毒金融资产引发2008年的金融危机。同一罪名下遭罚的还有德意志银行72亿美元、瑞士信贷 53亿美元。
美国政府对美国工业的明珠也不手软。 2009年，辉瑞被司法部罚款23亿美元，罪名是违法销售药物；2013年，强生被FDA罚款40亿美元，罪名是产品危害病人健康，该公司一年前已因违法销售药物及给客户回扣而被罚款22亿美元。2006年，波音因违禁出口军用级芯片和涉嫌贿赂被司法部罚款6亿多美元，CEO去职、CFO入狱。
遭遇美国政府重击的还有美国TMT行业的明珠。从1991年开始，美国政府就开始跟微软“过不去”，该公司险些被一分为二，截至2005年，仅在美国，微软就为反垄断诉讼支付了近40亿美元罚金。但是微软的前辈AT&D就没那么幸运，1984年，司法部反垄断局赢得了对AT&D的诉讼，这家电信巨头被一拆为八。当时美苏争霸正酣，然而司法部和法院就这么任性、就这么不顾大局。
把复杂事情想简单了和把简单事情想复杂了都有害。就上面两件事情而言，其实无论大众奥迪还是辉瑞强生，无论美国政府还是德国政府，所作的事情都是依法行政而已。这些公司违法了，就需要付出代价以儆效尤，否则违法者就会不亦乐乎，受害者就会呼天抢地，和谐社会就会离我们而去。
依法行政的同时还必须公平执法。在这个全球化时代，越来越多的公司在跨国经营，从全球化视角，所在国政府能否公平对待本国和外国企业，是衡量该国投资环境最重要的指标，这也正是WTO把非歧视作为首要原则的原因。
17年前，中国以空前之热情加入了WTO，但如今还有多少人记得WTO的基本原则——非歧视、透明度、市场开放与公平贸易？行文至此，必须提及上个月一家中国公司被美国政府罚款23亿美元（其中4亿保证金有可能回收）。在我看来，国内舆论对此事有四大误解。
第一，张冠李戴，自我添堵。事实上，美国行政当局发出的“禁止令”，禁止的不是中国公司，而是与其做生意的美国公司。如果离了美国公司照样玩的转，那么中国公司完全可以不交罚款不签认罪和解协议，美国政府也只能干瞪眼。
第二，把法律问题政治化。该公司被罚与上文提及的波音被罚，执法依据都是美国的出口管制法。历史上，违反该法而遭巨额罚款的还有日本东芝公司，美国联合技术公司、普惠公司、汉胜公司等。根据违法主体认罪态度和执法配合度的不同，美国行政当局（主要是商务部工业安全局）对罚金数额有相当大的自由裁量权。上述中国公司几乎被顶格罚款，固然有中美贸易战的背景，但决定性因素仍然是执法主体认定其阳奉阴违阻挠执法。对此，当事方如果就法律谈法律，摆事实讲道理，未必完全没有转机。然而部分人却诉诸民族情绪，视之为蓄意打击迫害，乃至与百年前的不平等条约并论，导致舆情汹涌，骑虎难下。
第三，把个案与全局错误挂钩。不管主动还是被动，我们看到，舆情脱缰之后，该公司的事情与中美经贸谈判的全局挂了钩，这等于授人筹码。拯救大兵瑞恩没错，但派出一支小分队足矣，若让整个战役陷入被动，那显然是因小失大。
第四，一人得病，全家吃药，而且吃错了药。该公司离了美国供应商就活不了，不得不认罪受罚，这的确说明中国制造在核心技术核心部件的掌握上还有非常大的差距，但因此得出中国制造必须全产业链自主可控，甚至重新倡导“两弹一星”模式，却是头疼医脚、南辕北辙。
首先，“两弹一星”并非某些人想像的那样，是从零开始、自力更生的奇迹，而是从美国返回的杰出科学家与中苏同盟时期苏联的技术援助相结合的成果。但正因为当时的闭关锁国和政治挂帅，以“两弹一星”为代表的军用技术后来在试图转为民用时，被发现有难以克服的缺陷。
其次，中国虽然在改革开放四十年后跃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仍然不具备从火柴肥皂到航天飞机样样自主样样领先的实力。通观经济史，没有一个国家具备过这种实力，未来也不会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具备这种实力。中国制造缺芯少魂（操作系统）、受制于人的局面必须改变，但相比追求封闭市场内的自主可控，用打造全球价值链的办法，才能更快改变这种局面。而后一种办法得以实施的前提，是中国能够继续置身于一个开放的全球化经济环境之中。
德国经济的明星大众汽车在美国遭遇重创，德国政府德国舆论不仅没有宝宝不哭回家就好，反而扫帚掸子的继续猛揍，这是因为德国人明白德国经济的持续繁荣需要成千上万颗明星，想要一个群星璀璨的夜空，就得驱散空气中的雾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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