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谢玩玩
这次三国征文活动绝大部分文章都是军政史，本文是少有的探讨文化史的文章。要完好的把握历史，认知图景就不能缺块，本文以建安七子中的徐幹为切入点，探索建安七子与曹氏父子的关系，发现其亲密背后的疏离，从而揭示文化人与政治生物的根本差异。
惯常人说曹魏，都是从曹操开始，但其实曹魏建国，乃是汉献帝延康元年（公元220年）曹操的次子曹丕代汉，定都洛阳，才算正式开始。
所谓魏晋，主要是曹魏到两晋这段时间，我要谈的建安七子，孔融、陈琳、王粲、阮瑀、刘祯、徐幹、应瑒，因孔融与陈琳同曹丕关系不算很大，便从王粲开始；而徐幹与应瑒又因为粗看过去，史料太少，本打算归在一处，哪知读了专家学者们关于徐幹的一些考究，我心里突然对他生了些兴致，因此就有了单独这一篇。
建安七子
曹操的文化人知己
1
徐幹，字伟长，北海郡剧县（今山东省寿光市）人。史书上关于他的记载并不多，《三国志》中不到百字记录，只说他曾做过军事祭酒与五官将文学，又“轻官忽禄，不耽世荣”，志不在仕途，后在建安二十二年（公元217年）的那场瘟疫中去世，年四十七。
因曹丕在《与朝哥令吴质书》中评他是“独怀文抱质，恬淡寡欲，有箕山之志，可谓彬彬君子矣”。
箕山即是上古时尧访贤人许由的地方。帝尧觉得许由才堪为君，就想让他治理天下，许由却觉得这是种侮辱，不但不接受，还跑到河边去洗耳朵。
曹丕这样评价徐幹，是认为他有隐逸之志，再与《三国志》中所载结合，后世难免觉得徐幹心思不在仕途，出来为官，大抵又是曹操所迫，因此屡次以疾辞事，委婉地表示不合作。
我当初也这样认为，但细读徐幹写的《中论》，却发现事实恐怕并非如此。
《中论》是徐幹写的一部政论性著作，后世散逸很多，但从留存的篇幅来看，主要是对徐幹心中的“圣贤之道”做了比较详细的阐述。
序中，徐幹对自己的身世作了一些简单的介绍，说先祖“以清亮臧否为家，世济其美，不陨其德”，做事公允持正，褒贬有当，进退有度，颇具儒风，因此得到了世人的称赞。
家风如此，徐幹不能不深受影响。他从小就很喜欢读书，“未志乎学，盖已诵文数十万言矣。年十四，始读五经，发愤忘食，下帷专思，以夜继日。父恐其得疾，常禁止之。故能未至弱冠，学五经悉载于口，博览传记，言则成章，操翰成文矣”。
他读书非常努力，废寝忘食到父亲都很担忧，恐怕他累出病来，时常制止他；但也正是因为这样的努力，徐幹还不到二十岁的时候，就能出口成章，下笔立成了。
喜好读书的人，或多或少性格会有些内倾，这样的内倾并非说个性不活泼不外向，而是其精神寄托很容易往心内走，不容易为外界局势所动，徐幹就是这样的人。
东汉末年政治十分黑暗，不但皇权肆虐，宦官贪暴，文人名士也纷纷结党，或逐利，或求名，但徐幹反其道而行之，他闭门谢客，专心读书，“以六籍娱心”。
所谓六籍，即《诗》《书》《礼》《易》《乐》《春秋》，又称六经，是孔子晚年整理的六部书，分别是《诗经》《尚书》《礼记》《周易》《乐经》《春秋》，历来被奉为儒家经典。
冷眼观世，且常年深究儒门经典，徐幹慢慢形成了一套自己的经世治国理论。
初平三年（公元192年），董卓之乱被平定，州郡牧守听闻徐幹的名声，前来拜访他，希望他出仕为官。
徐幹推辞不就，理由是“纵横之世，乃先圣之所厄困也，岂况吾徒哉？有讥孟轲不度其量，拟圣行道，传食诸侯；深美颜渊荀卿之行，故绝迹山谷，幽居研几”，认为乱世之中，连孔子这样的先贤也无法施展自己的才华，更何况自己这样的人呢？因此不如避居山林，专心读书，更加合适。
建安元年（公元196年），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迁都许昌，后拜司空，独揽大权。在此期间，曹操曾两次征辟徐幹，也都被他推辞了——这也是后世认为徐幹有隐逸之志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然而建安十年（公元205年），再度被征辟的徐幹，却动身归曹了。
如果徐幹真如曹丕或后世所说，心存隐逸之志，怎么会再度接受曹操的征辟呢？诚然，从曹操一贯的做法来看，或许有所逼迫，但细究起来，于徐幹而言，此时未必没有自愿的意思了。
徐幹看似是曹操的知己
徐幹曾在《中论》中阐述了他对明君的行为规范、人臣的选择，乃至整个政治机构的构想：
“人君之大患也，莫大于详小于小事，而略于大道，察其近物，而暗于远图”，是说君主大多短视逐利，没有从长远的角度为整个国家考虑。
“道有本末，事有轻重，圣人之异乎人者无他焉，盖如此而已矣”，圣人与其他人其实没有区别，只是懂得区分轻重缓急，因而能成就一番事业罢了。
而选举大臣，则“凡明君之用人也，未有不悟乎己心，而徒因众誉也。用人而因众誉焉，斯不欲为治也，将一位名也。然则见之不自知，而以众誉为验也，此所谓效众誉也，非所谓效得贤能也。苟以众誉为贤能，则伯鲧无羽山之难，而唐虞无九载之费矣。圣人知众誉之或是或非，故其用人也，则亦或因或独，不以一验为也，况乎举非四岳也”。
听到大家对这个人的称赞，就认为这个人很贤能，无疑会让人好名求名而罔顾实际才干。实际上，名声响亮的未必有真才实学，默默无闻的，有时反而是饱学之士。
如果求贤那么容易，上古时期的君主就不会费那么多的时间和功夫了。而真正的贤能，也绝非寻常人能比，如果由他们治理国家，那么就会社稷安宁，民生受惠。
徐幹对于择选贤臣的这条见解，无疑是对东汉末年士人交游，求名好名现象的一种驳斥。
针对东汉末年，皇帝昏庸、外戚宦官专政、州牧军权在握等时弊，徐幹也提了许多切实的建议，例如贵重爵禄，赏罚分明、清查户口，各安其所、限养奴婢等等。
说切实，是因为徐幹并不像许多儒生那样，只以孔孟之道构想出一个完美得根本无法实现的乌托邦，而是注重提出有针对性、能够被实践的建议措施。
但凡理想主义者，在现实面前往往磕碰不已，乱世尤甚。徐幹虽然崇尚儒学，但却不是迂腐之人，反而十分崇尚验证变通，以为“事莫贵乎有验，言莫弃乎无证”，凡事都要从多方面验证，再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调整，没有一成不变的人事；而君主对臣子的考量，也需要这样验证，方能找到真正的贤能之士，让国家安稳。
而对于贤能之士的定义，徐幹也与寻常儒生不同。他认为“盛才所以服人也”，对才干的考量应该大于道德。有德无才之人，可能会导致社稷颠覆。譬如周朝成王，“非不仁厚于骨肉也，徒以不聪睿之故，助叛乱之人，几丧周公之功，而坠文武之业”。
周成王是周武王姬发的儿子，姬发灭商后，将商纣王的儿子武庚分封在殷商故地，让自己的三个弟弟，管叔、蔡叔、霍叔监管，史称“三监”。
然而姬发早逝，因成王年幼，周公便暂行摄政之事，引起了管叔的不满，便联合武庚及武王其他弟弟叛变作乱。
周朝初定，民心未稳，变乱很快就波及到了徐、奄、薄姑等方国，周公率军讨伐，用了整整三年才平定叛乱。因此徐幹有“几丧周公之功，而坠文武之业”的评说，认为成王有德无才，险些断送江山社稷。
反观那些看似道德有亏的人，譬如管仲，他早年生活困苦，与鲍叔牙一起做生意，两人分钱的时候总是拿多的一份；上战场也曾多次逃跑，后来跟随公子纠，与公子小白，也就是后来的齐桓公相争落败，他也并没有自杀殉主，反而投靠了齐桓公，这样的人，难道不算没有道德吗？然而如果没有这样的人，齐国的霸业也终究难成啊！
就连孔子也称赞管仲说，“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髡左衽矣”！管仲辅佐齐桓公一定天下，到现在百姓们都还受到他的恩惠，如果没有他，我恐怕就要做亡国打扮了！
这种提倡唯才是举，不拘一格的理念，与曹操非常相似。
曹操曾在建安年间颁布过三次求贤令，无论是《求贤令》，还是《取士无废短令》《举贤勿拘品行令》 ，都表达了一个观点——有才即可，道德不拘。
曹操虽有文化造诣，却非文化人
对此后世褒贬不一，有人觉得曹操这样罔顾道德而开取士先河，是造成后来魏晋南北朝四百年动乱的祸源；然而就我个人而言，却认为这是乱世可行的取士之道。
东汉末年，察举制相当腐败，有一首著名的童谣讽刺说，“举秀才，不知书。举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明明被推荐为秀才，却不认识字；因为有孝行而被举为孝廉，实际上却根本不赡养双亲；所谓的寒门，所谓的清白，其实如泥一样污浊；而所谓的良将，上了战场却被吓得发抖。
士人比这些人要强不少，道德操守出众者很多，但因道德入选的名士，也不一定就具有治政之能。
面对这样的情况，如徐幹这样有真才实学的人，必然不愿意出来为官。同流合污还是另说，关键是为官以后，不但无法施展才华，反而日日周旋，囿于官场是非。
徐幹对此心知肚明，他在《中论》中提到，要避免与俗士交谈，因为与这些人交谈时，他们即便不肯接受意见，表面上也不会反对，反而不时称赞附和，与他们交往，岂非浪费自己的时间？
这样的徐幹，怎么会轻易步入仕途？只是徐幹虽然闭门不出，专心著述，但他从来不是一心归隐，不问政事苍生的人。
一个人写作，必然有其想表达的种种，无论是壮怀，还是情思，亦或其他。若是真的心存归隐之志，那么写下的诗文，就该如陶渊明那样清然，所谓“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然而徐幹的论述，与隐逸从来没有半分关系。
他时刻关注政治动向，并静心等待属于他的明君。与当时许多才学之士不同，徐幹心中并不焦躁。他始终认为，若有此人，自当辅佐，若是不得，闭门读书也不失为一种选择——
儒家“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思想，徐幹贯彻始终。
他也很反对急功近利，以为“小人行一日之善而求终身之誉，誉不至，则曰善无益矣…是以身辱名贱，而不免为人役也”，盲目追求名利，最后反而会落得身败名裂的下场。
因此在默默观察了十年以后，徐幹终于觉得，曹操也许会是自己认定的明君，不仅仅是因为曹操用人的理念，与徐幹非常相似，更因为曹操其实是一个雄才大略，颇有智谋的枭雄
——尽管《三国演义》中将他写成大奸臣，但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以汉献帝的名义定都许昌，有很多俊杰都归附于他。而他执政以来，“摧袁氏于官渡，驱孙权于江外，逐刘备于陇右，破乌丸于白登，其余枭夷荡定者，往往如神，不可胜计”，渐成一统天下之势。
这样的人，给了徐幹天下可能安定的希望，也符合自己心中对“明君”的定义，因此再度被征辟时，徐幹不顾身体多病，动身归曹了。
文化人与奸雄终非一路
2
徐幹最初担任的职位是军师祭酒一职。
祭酒一职早在先秦两汉时就已存在，最初是以尊号使用。根据学者考证，最早得到祭酒一职的，是荀子。西汉末年，王莽改制，设九“祭酒”，以至于祭酒成了东汉官爵中一个重要的部分，涉及军政多个方面。
曹操沿袭东汉习俗，但又因身在乱世，根据实际情形，被其征辟为“军师祭酒”、“司空军祭酒”、“丞相军祭酒”等职的人不可胜数。建安七子归附曹操，最初得到的职位几乎都是军师祭酒，曹操身边大名鼎鼎的谋士郭嘉，也是被拜为军师祭酒。
纵然后世因郭嘉的缘故，偏向认为军事祭酒应是参谋长一样的职务，但我个人以为，从担任祭酒职务的人的数量来看，军师祭酒可能是作为曹操求才的一块敲门砖，是幕僚中不算太低，讲出去比较有面子，但又不算特别重要的职务。
曹操会观察征辟之人的表现，验证其是否真有才干，且这样的才干是否是自己需要的，等等，之后才会给予不同的职务，或者提拔重用，或者就竟至无闻了。
无论曹操有何用意，徐幹在邺下都曾度过了一段快乐的时光，并结识了一生的好友，刘祯。
他们的关系很好，刘祯当时因为平视甄氏，被曹操关在北寺狱的时候，曾写诗给徐幹表达自己的苦闷。徐幹的赠答十分深情：
与子别无几，所经未一旬。
我思一何笃，其愁如三春。
虽路在咫尺，难涉如九关。
陶陶朱夏德，草木昌且繁。
我和你分别还不到十天，可是已经感觉过了很多年了，用咫尺天涯来形容我们，恐怕不算过分吧！夏日草木繁盛，生气勃勃，我的心中却充满了对你的思念，因此倍感忧愁。
朋友相交，在乎意气；用现代的大白话来说，就是性情迥异不足为虑，要紧的是三观一致。刘祯虽然性格亢直，看似与徐幹的沉静退让南辕北辙，但其实两人的三观非常相似。
刘祯曾在《处士国文甫碑》中盛赞国文甫“外清内白，如玉之素”，“潜身穷岩，游心载籍，薄世名也”，君子端方，自有坚持，又安于贫困，潜心读书，不为世间名利所动——这一切，岂非正是徐幹的写照？
徐幹的挚友刘祯
也难怪《晋书·阎缵传》中写到，“昔魏文帝之在东宫，徐幹、刘祯为友，文学相接之道并如气类”，说他二人性情投契，是为至交。
除了结识了至交好友，徐幹的才学也很为曹丕推崇。作为建安七子之一，徐幹的文采自然毋庸置疑，曹丕认为他“时有齐气”，刘勰则以为他“时逢壮采”，但因其诗文散逸太多，只有《齐都赋》中可以略窥一二。
齐国者，元龟之精，降为厥野，实坤德之膏腴，而神州之奥府。其川渎则洪河洋
洋，发源昆仑，九流分逝，北朝沧渊，惊波沛厉，浮沫扬奔。南望无垠，北顾无鄂，蒹葭苍苍，莞菰沃若。鴐鹅鸧鸹，鸿雁鹭鸨，连轩翚霍，覆水掩渚。瑰禽异鸟，群萃乎其闲。戴华蹈缥，披紫垂丹，应节往来，翕习翩翻。灵芝生乎丹石，发翠华之煌煌。
其宝玩则玄蛤抱玑，驳蚌含珰。构夏殿以宏覆，起层榭以高骧。龙楹螭角，山岊云墙。
其后宫内庭，嫔妾之馆，众伟所施，极巧穷变。然后修龙榜，游洪池，折珊瑚，破琉璃，日既仄而西舍，乃反宫而栖迟。欢幸在则，便嬖侍隅。含清歌以咏志，流玄眸而微眄。竦长袖以合节，纷翩翻其轻迅。往如飞鸿，来如降燕。王乃乘华玉之辂，驾玄驳之骏。翠幄浮游，金光皓旰。戎车云布，武骑星散。钲鼓雷动，旌旗虹乱。盈乎灵圃之中。于是羽族咸兴，毛群尽起，上蔽穹庭，下被皋薮。
坦白说我并不喜欢汉魏大赋，或许是因为涉猎不够的缘故，总觉得汉赋辞藻太过堆砌，引经据典虽然不错，也可以看出一个人才学几何，然而词赋太多，却也难让人体会情之所在。
个人偏好，总以为大道至简，最深情的东西，有时往往只言片语，甚或沉默；厚重华丽，稀释了原有的深情，反而显得微不足道了。因此徐幹这一篇赋文，我并不算十分喜欢，但其中的确颇含壮采，宏大气派映然眼前。
而徐幹难得的地方就在于，能在这样宏大的气派中，轻轻巧巧地扫出一片轻盈，五光十色的华丽，看多了难免觉得太过闪耀，但徐幹赋文，时不时就有一股清气，虽有建安文风的影响，但也是文人本身的特质所决定的。
相较起来，徐幹写过的一首《与妻别》，我就十分喜欢。
与君结新婚，宿昔当别离。
凉风动秋草，蟋蟀鸣相随。
冽冽寒蝉吟，蝉吟抱枯枝。
枯枝时飞扬，身体忽迁移。
不悲身迁移，但惜岁月驰。
岁月无穷极，会合安可知。
愿为双黄鹄，比翼戏清池。
古时候交通不便，一次的生离，可能就是永远的死别；与魏晋南北朝时更是如此，战乱纷纷，或许下一刻，就已经阴阳两隔；因此许多赋文中都带了这样对于死生的感慨，与时间流逝的怅然。
然而我喜欢徐幹这一首，乃是想象奇绝，“蝉吟抱枯枝，枯枝时飞扬”，即便枯枝，有时也会因为外在原因离开原处，何况人呢？不能不因为际遇种种而离开家乡，离开亲眷。不过，我伤心的并不是这样的迁徙，而是时光流转，会面难得，谁又知道下一次相见，会是什么时候呢？读来清婉动人，十分漂亮。
但文章漂亮，从现实的角度来看，实在没有什么用处——古往今来都是如此。惯常听一些朋友讲说，某人颇有才气，然而...虽然后缀不同，但大抵是在现实中碰了壁，原因多归结于现代社会的浮躁，或者不愿静下心来阅读深刻文字。
我却以为，这并非时代问题，而是人类有文化以来，普遍存在的问题。文学本不需要有用于现实，而政才却可以在现实中大展拳脚，在乱世中尤甚。
因此徐幹归曹，虽然文采颇受赞扬，譬如曹植次女去世，作《行女哀辞》，命徐幹、刘祯并作。徐幹所写，刘勰在《文心雕龙》中称赞说，“建安哀辞，惟伟长（徐幹）差善，《行女》一篇，时有恻怛”，以为他的赋文读起来，倍觉哀戚；但他在政事上并没有得到重用。
后来的徐幹，仅仅被提拔为五官将文学，入曹丕府。“文学”，类似后世教官一职。
建安八年（公元203年），曹操曾下修学令：“丧乱已来，十有五年，后生者不见仁义礼让之风，吾甚伤之。其令郡国各修文学，县满五百户置校官，选其乡之俊造而教学之，庶几先王之道不废，而有以益于天下”，要求各郡国将普及文教提上日程。
而曹丕、曹植身边，也云集了当时天下闻名的文学之士（大司马按：此时文学指儒家经学）。不光刘祯、徐幹等人，还有后来知名的曹魏名士，都曾担任过文学或庶子（与后世含义不同，此庶子即与文学含义一样）的职务。
可以相见，这样的仕途发展，与徐幹当初归曹时的设想，存在很大出入。他渐渐开始觉得，这个地方并非自己能够久居之地，也慢慢有了一些牢骚。
譬如《西征赋》中，徐幹写了建安十六年（公元211年），随曹操西征马超时的见闻，
奉明辟之渥德，与游轸而西伐。过京邑以释驾,观帝居之旧制。伊吾侪之挺劣，获截笔而从师；无嘉谋以云补，徙荷禄而蒙私。非小人之所幸，虽身安而心危。庶区宇而今定，入告成乎后皇。登明管而饮至，铭功烈乎帝裳。
赋文中提到，自己跟随曹操征战，虽然接受了俸禄，但并没有什么实际的作为，因此 “虽身安而心危”，心里其实是很不快活的。
他的那一组《室思》，更是将这种苦闷表达得淋漓尽致。
（一）
沉阴结愁忧，愁忧为谁兴。
念与君生别，各在天一方。
良会未有期，中心摧且伤。
不聊忧湌食，慊慊常饥空。
端坐而无为，髣髴君容光。
（二）
峩峩高山首，悠悠万里道。
君去日已远，郁结令人老。
人生一世间，忽若暮春草。
时不可再得，何为自愁恼。
每诵昔鸿恩，贱躯焉足保。
（三）
浮云何洋洋，愿因通我辞。
飘飖不可寄，徙倚徒相思。
人离皆复会，君独无返期。
自君之出矣，明镜暗不治。
思君如流水。何有穷已时。
（四）
惨惨时节尽，兰叶凋复零。
喟然长叹息，君期慰我情。
展转不能寐，长夜何绵绵。
蹑履起出户，仰观三星连。
自恨志不遂，泣涕如涌泉。
（五）
思君见巾栉，以益我劳勤。
安得鸿鸾羽，觏此心中人。
诚心亮不遂，掻首立悁悁。
何言一不见，复会无因缘。
故如比目鱼，今隔如参辰。
（六）
人靡不有初，想君能终之。
别来历年岁，旧恩何可期。
重新而忘故，君子所尤讥。
寄身虽在远，岂忘君须臾。
既厚不为薄，想君时见思。
尤其是第四首，“自恨志不遂，泣涕如涌泉”，因为壮志未酬，因此心中愀然，竟至流泪——男儿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伤心处。
关于建安七子为什么少有人能得到重用，我曾想过原因。
孔融是因为公开的不合作，陈琳大约是因为前事袁绍，写檄文时将曹操骂的狗血淋头，曹操虽然表面不计较，不愿以陈琳一人而让天下士人失望，但要说重用，必然不可能了；阮瑀自己不大愿意参预其中，本人不合作，曹操自然不会太过看重；刘祯性情亢直，不拘小节，虽然有才，但也不能算是大才，曹操府中人才济济，多他一人不多，少他一人不少。真正被曹操委以重任的，唯有王粲。
因此总结来看，才学是一方面——我相信他们都是才华出众之人，且自古文政不分家，曹操在乱世求贤，求的自然不是文学之士，而是能经世治国的政治之才。
建安七子能被征辟，必然不仅仅是因为他们颇有文名，而是于政道上也有一番见解；但态度与立场更加重要。
曹丕与七子虽是好友，却非同道
徐幹与曹操的政见，往大处说的确一致，但于细节落实的地方，却有很多不同。
譬如当时因为战乱频频，曹操主张薄葬；徐幹却极力要求恢复三年之丧，并将其作为典范传诵。治国方面，徐幹提倡行仁政，而对于当时的曹操来说，暗黑的手段不可或缺，是不可能听他的。
徐幹所推崇的儒家理论，在乱世中显得太过理想化，“理想丰满，现实骨感”，可操作性不大，所以不免也只能成为文学附庸。
但与阮瑀、刘祯不同的是，徐幹对此早有心理准备。他是彻底贯彻了儒家所谓，“偎傍，穷则独善其身”的人，所以仕途顺畅，他便作为；仕途不畅，那就退而求其次，著述而已。
建安二十一年（公元216年），曹操称魏王，而徐幹则以随征五六年，身体不佳为由，再次归隐。
建安二十二年（公元217年）春，洛中大疫，徐幹染病而亡。
元代郝经曾评价过徐幹的一生，“干乃杰然著论，推本尧舜之初，非有所得，能若是乎？观其切于畏敬，笃于力行，其辞缓，其旨远，无非诚信为己之学，进德修业之方，则真知夫中者也。不事操丕父子，不食篡朝之禄，与幼安比高，而儒雅过之。传曰：至死不变，强哉矫！伟长有焉”，是说他坚持其志，不慕名利，身体力行地贯彻了自己的思想。
君子笃行于道，而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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