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尼·羅德里克（Dani Rodric）哈佛大學教授
2011年，享譽世界的《經濟學原理》教科書的作者，哈佛大學教授曼昆的經濟學課遭到學生罷課，認為這門課是披著經濟學的外衣散播保守主義的價值觀。3年後的2014年，曼徹斯特大學的一個叫做“後危機經濟學會”的學生組織公佈了一份長達60頁的宣言，宣稱經濟學教育要徹底變革。經濟學家的聲譽和經濟學這門學科的聲譽是綁在一起的，08年金融危機，不僅僅是經濟和金融的危機，也是經濟“科學”的危機。如果做一個民意測驗的話，我想獲得“磚家”頭銜的，經濟學家佔比一定是絕對優勢。這並不是有意貶低經濟學家這個群體（筆者也沒這個qualification），只是經濟現象確實太複雜，經濟理論也太容易被誤解，而這種現象與經濟學離大眾越來越遠也有關係。簡言之，經濟學被誤解，經濟學家缺乏邊界意識，以及大眾缺乏經濟學的系統性訓練，都有關係。
本文是羅德里克教授新作《經濟學規則》的第六章的內容（最後一章，原題《經濟學及其批評者》），【一瓣】已獲“比較譯從”編委會授權轉載。這本書既適合經濟學研究者，也適合對經濟學有一定偏見的非經濟學專業背景的讀者。編者讀下來最深刻感覺是，經濟學和經濟學家是有限度的。雖然現在流行跨界和跨學科交叉研究，但這也只是擴張了邊界，而不是抹去了邊界。在這一點上，經濟學家總是學不會謙虛。
編者已經與中信、格致等各大出版社達成合作意向，會從我讀過的書當中節選精彩章節發表於此。
原文首發於編者個人公眾號——一瓣，ID:yibanshuping.
正文
一位經濟學家、一位醫生和一位建築家一起坐火車旅行。他們陷入了一場爭論：三個職業哪個最可敬？醫生指出，上帝用亞當的肋骨創造了夏娃，所以上帝肯定是個外科醫生。建築師反駁說：“在亞當和夏娃存在之前，上帝必然要先從混沌中創造宇宙，而那必然是建築學的偉業。”這時經濟學家說：“你們覺得混沌是從哪兒來的？”
沒有批評者的經濟學，就像沒有王子的哈姆雷特一樣。經濟學的科學表象、在社會科學界的崇高地位、經濟學家在公共討論中的影響力，都使它成為眾矢之的，備受貶低。批評者指責經濟學家把社會現象簡單化，提出沒有根據的普適性主張，忽視社會、文化與政治背景，把市場、物質激勵等抽象概念說成是實存的，而且有保守主義傾向。在本書中，我自己就曾大篇幅批評過經濟學的兩個弱點：對模型的選擇重視不夠，有時過度關注某些模型而忽略另一些模型。在很多情況下，經濟學家的確誤導了世界。
但在本章中我將論述，對經濟學的泛泛批評基本上是不成立的。經濟學包含各種模型，承認複雜多樣的可能性，而不是一堆已經包裝好的結論。如三位經濟學家，同時也是三位批評者所說的，標準陳述“常常會忽視經濟學內部存在的多樣性，以及正在被驗證的許多新想法”。它常常忽略一個現實：“一位主流經濟學家不一定持有‘正統的’觀點。”當經濟學家的行為不符合經濟學的要求，宣講普適性的解決辦法或市場原教旨主義時，批評者的確有其道理。但批評者也需要明白，這麼做的經濟學家其實是不忠於自己的學科的。這樣的經濟學家既應遭到外行的斥責，也應受到其他經濟學家的反駁。一旦承認這一點，許多常見的批評就失效了，或者變得無力了。
重新思考常見的批評
在此前的章節中，我們已經看到一些最常見的批評，它們以各種形式表現出來。例如，有人批評經濟學模型過於簡單。這是對分析的性質的誤解。事實上，簡單性是科學的要求之一。每一種解釋、假說、因果關係表述，都必然是一種對現實的理想化：把許多因素排除了，才能集中考慮實質問題。“分析”一詞本身源於希臘語，最初表示把複雜的東西拆解為比較簡單的元素。它是“綜合”的反義詞，後者是指把不同的東西結合在一起。如果不把事物拆解為更簡單的成分，分析和綜合都是不可能的。
當然，簡單不一定意味著簡單化。據說愛因斯坦曾說：“所有東西都應該被弄得儘量簡單，但絕不能過簡。”當不同的因果機制強烈地相互作用，而又不能被析離出來單獨研究的時候，模型的確應該包含這些相互作用。例如，如果一場咖啡樹枯萎病既導致生產成本上升，又破壞了主要咖啡出口商之間的固定價格協議，我們就不能把供給衝擊和壟斷被削弱這兩個因素的效果分開來分析。這就需要比普通模型複雜得多的模型。不過，即使這樣的模型，依然遠不能說是準確地代表了社會現實。如果複雜性的主張者說的是這種複雜性，那就是沒有問題的。另一方面，如果基本的關係依然是模糊不清的，而且模型提出的解釋並不以簡單的因素為基礎，那麼，複雜性只能導致不連貫性。
我們再來考慮一下與此有關的一種批評：經濟學模型經常做出不符合現實的假設。對經濟學的這一指控成立。許多經濟學模型使用的假設，如完全競爭、完全信息、完美預見等，顯然是不符合現實的。但正如我在第一章中解釋的，就像我們可以在截然不同於現實的實驗室裡做實驗一樣，有些假設不符合現實的模型也可以是有用的。通過這兩種方式，我們都能排除干擾因素，確定因果關係。我們必須注意的是關鍵假設，即與實質性結果或所要處理的問題直接相關的假設。顯然，我們不會基於從真空中推出的原理來製造一架飛機。
以對汽車徵收銷售稅為例，如果我們考慮對所有類型的汽車徵收某個百分比的稅收所帶來的結果，那麼，在消費者眼裡大汽車和小汽車的可替代性就不是重要因素。我們當然可以假設大小汽車完全可以相互替代。但是，如果只對豪華車徵稅，那麼完全替代假設就不再是無足輕重的了。這樣的稅收對政府財政收入和汽車銷售的影響，將在極大程度上取決於經濟學家所說的“需求的交叉價格彈性”（對某種子類別商品的需求對另一種子類別商品的價格變化的敏感度）的大小。這一彈性越大（以絕對值計算），消費者棄大汽車而購小汽車的量就越大，政府以這種稅收得到的財政收入就越少。即使在假設變得更符合現實的時候，經濟學家也必須確保他們開出的藥方是有效的。
因為經濟學家把個體作為分析單位，所以常有人批評他們忽視個體行為的社會與文化的決定性影響。社會學家和人類學家經常在社群、社會而非個體的層面上，尋求對現象的解釋。（經濟學家更喜歡以個體決策為基礎推出整體結論的做法，被稱為“方法論上的個人主義”，與宏觀經濟學界存在的追求微觀基礎的傾向類似。）這些批評者稱，正是文化實踐和社會規範頌揚某些類型的消費和行為，貶抑另一些，所以即使在涉及消費、就業等經濟決策時，它們也發揮了決定性作用。根據這一思路，經濟學家沉迷於研究單個家庭或投資者的決策，掩蓋了一個事實：人們的偏好和行為方式是“以社會化方式構建”的，即是由社會結構決定的。
的確，經濟學家最基本的標準模型，忽略了人們的偏好、人們受其限制的社會與文化根源。但這並不是說，我們不能擴展這些模型，將這些影響包含進來，研究其意義。事實上，經濟學界的一個積極的研究計劃就是在做這個工作，分析個體之間的互動如何塑造了身份、規範與文化實踐。除非我們相信人類沒有任何能動性，其行為是完全由不受其控制的外部力量決定的，否則，對社會現象的任何合理解釋，都要把這些現象與不同個體選擇的行為結合起來分析。經濟學模型的確是以明確考慮人類決策所受的各種限制（物質、社會、環境）為基礎的，所以非常適於做這樣的分析。就對良好的社會分析的意義而言，所謂個體層面分析與社會層面分析的區分，大體上是一種錯誤的、無益的二元論。
經濟學家是不是偏好以市場為基礎的解決方案？這個指控或許也是成立的。但正如我已在前文中說明的，這個問題與其說與經濟學的本質有關，還不如說與經濟學家在公共場合展示自身的方式有關。如今，經濟學家要讓自己的研究生涯成功，不是靠證明市場如何有效，而是靠對亞當·斯密的“看不見的手”定理提出有趣的反例。例如，也許會讓讀者感到驚奇的是，經濟學家中最熱烈的自由貿易鼓吹者之一賈格蒂什·巴格瓦蒂，最初是憑藉一系列說明自由貿易在什麼情況下對一個國家有害的模型而贏得學術聲譽的。糾正這種偏向的辦法不是給經濟學另起爐灶，而是更好地展示已經在公共討論中存在的經濟學模型的多樣性。
另一項批評是，經濟學家的理論無法得到合理的檢驗。經驗分析永遠無法得出確定的結論，而無效的理論很少被摒棄。經濟學偏好的模型類型不斷變化，主要驅動力不是證據而是趕時髦與意識形態。如果經濟學家自視為現實社會的物理學家，這個批評就是成立的。但正如我在前文中解釋的，將經濟學比作自然科學是有誤導性的。經濟學是一門社會科學，這意味著，尋求普適理論和結論的努力是徒勞的。一個模型或理論充其量只在具體條件下成立，期望使其獲得一般性的經驗證實或證偽，基本沒有意義。
經濟學進步的方式是擴大潛在可適用模型的集合，用較新的模型來描述曾被較舊的模型忽略的一些社會現實。當經濟學家遇到一種新現象時，他們的反應是構建出一個可以解釋它的模型。經濟學進步的另一種方式是找到更好的模型選擇方法，即提高模型和現實條件的擬合程度。如我在第三章中解釋的，這與其說是科學，不如說是技藝，而且經濟學界對其關注的程度不夠。但運用模型做研究的優點在於，模型選擇所必需的要素，即關鍵假設、因果關係、直接與間接的結論，都是簡明易懂的。通過這些因素，經濟學家可以檢驗模型與條件之間的相符程度，即使在不能正式、決定性地檢驗的時候，也可以非正式、大概性地檢驗。
經濟學受到的最後一個質疑是，它無法預測未來。約翰·肯尼思·加爾佈雷斯曾打趣說，上帝創造經濟預測者的目的，是為了讓占星家顯得能幹（他自己也是一位經濟學家）。近年來批評者舉出的首個例證就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正當絕大多數經濟學家誤以為宏觀經濟穩定和金融穩定已永久實現時，危機爆發了。我在第五章解釋過，這一錯誤認識是經濟學一個常見盲點的又一個副產品，即把特殊模型視為一般模型。有反諷意味的是，假如經濟學家此前更慎重地對待自己的模型，他們就不會對金融創新和金融全球化的效果抱有那麼大的信心，從而會對後來發生的金融動盪有更好的準備。
但是，任何社會科學都不應宣稱能預測未來，這也不應成為對其評判的基礎。社會生活的變化方向是無法預測的，因為有太多的影響因素。用模型的語言來說，關於未來的模型數量無窮無盡，包括現在還沒有被構建出來的模型！充其量，我們只能期待經濟學及其他社會科學做出一定條件下的預測：在其他因素保持不變的情況下，具體、逐一地預測個體性變化可能造成的後果。這就是好模型的功能。對於一定的大規模變化可能造成的後果，對於當一些原因壓倒其他原因時出現的結果，好模型能提供一定的指引。我們可以理性地大致斷定，大規模的物價管制將導致短缺，咖啡歉收將導致價格上升，央行在平時大量注入貨幣將導致通脹。但在這些例子中，“所有其他條件保持不變”是一個合理的前提假設，因此這樣的預測就更像是一定條件下的預測。麻煩在於，我們經常既無法猜測在多個可能的變化中，究竟哪一個會發生，也無法確定不同因素影響最終結果的相對比重。在這些情況下，經濟學都必須審慎和謙恭，而不是自以為是。
在本章餘下來的部分，我將回應迄今為止我還未詳細探討的另外兩個主要批評。第一個批評是，經濟學充滿了價值判斷，許多以科學分析面目出現的東西，其實不過是表達了對市場主導型社會（market-based society）的規範性偏好。然後我將評價第二個批評：經濟學壓制多元化，敵視新思路、新觀點。
價值觀問題
經濟學中的大多數模型都假設個體的行為是自利的。他們試圖將自己（也許還有子女）的消費可能性最大化，不關心其他人的境況。在許多情況下，這很符合現實。完全相反的假設，即認為人的行為是徹底無私的，則是不合理的。而且，承認一定程度的利他和慷慨，並不會給許多模型的結論造成實質性改變。相當多的研究都放鬆了這個嚴格的假設，也承認一定程度的利他、涉他行為。對一些情況，如慈善或大選中的投票而言，要理解現實，就必須考慮自利之外的其他動機。不過，公允地說，行為的自利性的確是經濟學的一個標準假設。但是，經濟學模型是要描述發生了什麼，而不是應該發生什麼。在這樣的分析中，是沒有任何價值判斷的。
經濟學的至高成就“看不見的手”定理，也許的確使經濟學家對人的自利表現更加無動於衷，更加寬容。畢竟，該定理的核心洞見是，個體利益可以被駕馭以符合公共利益。如果社會是由自利的個人組成的，這不一定會導致經濟和社會混亂。從社會的角度而言，對於一些人追求物質好處，最好的應對方式是大量其他人也追求物質好處。無拘無束的競爭可以治療社會可能產生的一些弊病。
美國的憲政設計是一個恰當的類比。在詹姆斯·麥迪遜、亞歷山大·漢密爾頓等美國聯邦制度的設計者看來，一套政治體系理所當然地應該圍繞著各種有組織施壓集團的私利運行。以這一認識為基礎，他們設計了制衡性的聯邦制度。多個權力中心的存在，其權力受到的限制，再加上聯邦的龐大規模本身，都足以阻止任何一派佔據上風。假如批評這些聯邦黨人在美國政治中把私利神聖化了，那是不公正的。在他們看來，他們只是在處理私利造成的影響。與此類似，如果經濟學家設計的模型中充滿了自利的消費者，這並不是他們持某種倫理立場。他們只是在描述，當自利的消費者與同樣自利的企業在市場中互動時，會發生什麼樣的事情。
但是，自利在經濟模型中的這種標準作用，會不會造成一種規範性的支持自利的傾向。我們可以質疑，這會不會將這些行為“規範化”，並排擠更為社會導向的其他行為。有一個發現似乎能支持這一擔憂：經濟學專業的大學生通常會比其他專業的大學生更自利，他們的行為更符合囚徒困境等標準的經濟學模型。在一些人看來，這一結果證明，學習經濟學會讓人變得更自利。
但事實是，這個結果指向另一個假說：某些類型的學生比其他人讀經濟學的概率更高。對以色列學生的研究發現，早在經濟學學生開始課程學習之前，他們和非經濟學學生之間就已經存在價值觀差異了。來自瑞士的研究表明，經濟學學生中的一些群體（主修商學的學生）在上大學期間，為貧困學生捐款的傾向就比較低，這一傾向在他們學習經濟學的過程中不會下降。所以，也許經濟學的確吸引了特定的學生——更自利的學生！但是，要說經濟學以某種方式使學習者變得更自利，則沒有那麼強的證據支持。
因為強調自利是經濟學模型的顯著特徵，所以，經濟學家對公共問題會表現出一種傾向：更支持以激勵機制為基礎的解決方案。以氣候變化和如何解決碳排放問題為例。大眾的觀點千差萬別，但經濟學家的建議幾乎異口同聲：或者徵收碳稅，或者實行一套效果類似的機制，即對碳排放設置配額，在生產者之間交易排放權。這兩種機制都是要提高企業的碳使用成本，使收益降低。在經濟學家看來，這樣的政策是對的，因為它切中肯綮。因為企業未能考慮到其決策的環境影響，所以正確的對策是迫使企業為碳排放付費，將外部成本“內部化”。
這個藥方會讓許多非經濟學家覺得不舒服。它似乎把道德責任（“不要破壞環境”）變成了成本收益計算。一些人走得更遠，認為碳稅或排放權交易是在讓汙染合法化，因為這給企業傳遞的信息似乎是，只要交費，就可以進行碳排放，進而加劇氣候變化。近年來，哈佛大學政治哲學家邁克爾·桑德爾大聲疾呼，批評經濟學對公共文化的有害影響。桑德爾對物質激勵的評價如下：
給一個生命中的好事物定價，會腐化它。這是因為，市場不僅在配置商品，它還表達並宣揚對被交易商品的某種態度。以金錢獎勵小孩讀書也許會讓他們讀得更多，但這也可能讓他們認為閱讀是一種負累，而不是內在愉悅的源泉。在我們的戰爭中使用外國僱傭兵，也許可以挽救我國公民的生命，但這也可能腐蝕公民身份的意義。
換言之，對市場和激勵機制的依賴會滋養一些腐蝕性的、損害社會目標的價值觀。
經濟學家的回應也許是，在他們看來，像碳排放控制這樣的目標並不是道德問題，而是效率問題。道德規勸是好的，但激勵機制才是有效的。如果遭到進一步的反駁，經濟學家可能求助於經驗主義。他們會說：好吧，有成百上千的研究顯示，當能源價格如油價上升時，企業會減少能源使用，給我們看看道德規勸能減少碳排放的證據吧。
經濟學家的本能是把現實，包括人類的自利性，看成是既定的，並圍繞這一限制條件來設計解決方案。他們會辯稱，這與他們的價值觀和道德準則無關，只與他們的經驗傾向有關，而這也是對的。如果這種傾向有時會使經濟學家太快地鄙夷一些不以激勵機制為基礎的解決方案，當出現證據顯示他們的反對者有幾分道理時，這種傾向也會讓他們願意表示贊同。
我曾在第二章簡單提及一個出人意料的真實實驗，它曾在經濟學家中激起一場騷動。為了減少遲到，一家以色列託兒所規定，接小孩遲到的家長要交罰款。這一政策與經濟學家通常的建議相符：如果你想讓某種行為減少，就讓從事這種行為的人付出更大的成本。但讓幾乎所有人驚奇的是，在實行罰款後，遲到現象其實增多了。看起來，在有了罰款後，父母會覺得遲到是有情可原的。當金錢罰款發揮作用時，此前約束父母行為的道德律令鬆弛了。或者用經濟學家的術語來說，遲到的道德成本被降低了，也許被消除了。如經濟學家塞繆爾·鮑爾斯（Sam Bowles）指出的，這個例子表明，物質激勵有時會擠出道德行為或關心他人的行為。
這個例子給經濟學家的教訓是，有時他們需要一套比最簡單的模型中假定的更豐富的人類行為範式（或成本收益範式）。只要有證據顯示標準模型出錯了，經濟學家通常都會樂意考慮其他因素，並做出必要的調整。顯然，標準模型無法解釋這個事例。但是，當經濟學家做出調整時，他們依然是從實用性和效率角度，而非道德角度考慮問題。例如，以色列託兒所的事例能不能也適用於碳排放控制？如果我們認為發電廠是在一個道德世界中運行的，關心緊迫的防範氣候變化要求，所以碳稅的徵收會顯著影響它們的行為，這是否符合現實？是不是公共教育運動、提升大眾意識或道德規勸能對減少碳排放產生更大作用？對經濟學家來說，這些是經驗問題，而非道德問題。
再來看看桑德爾做出的更具一般意義的指責：市場滋生“市場價值觀”，讓我們交易一些不應在市場上交易的東西。桑德爾寫道：“在我們生活的這個時代，幾乎一切都能買賣。”用他的話來說，所有東西都是“明碼標價的”。除碳排放費之外，桑德爾還舉過另一些例子：在聖安娜，每晚花90美元可以住進待遇升級的囚室；在明尼阿波利斯等城市，只有一名駕駛者的汽車花8美元就可進入拼車專用車道；花8000美元可以僱到一名印度代孕母親；花25萬美元可以買下對一頭珍稀黑犀牛的獵殺權；花1500美元可以買到一位醫生的手機號碼。在桑德爾看來，像這樣的例子證明，市場價值觀正在我們的社會生活中扮演越來越重要的角色。
但所謂的市場價值觀究竟是什麼？深層次而言，經濟學家的考慮只有一項——效率。對於市場，經濟學家只能這麼說，假如市場運轉良好，不存在常見的各種缺陷，它就能帶來精確意義上的資源有效配置，即除非讓一些人變窮，否則無法讓另一些人變富。任何經濟學家，如果以經濟學本身為基礎，對市場的公正、正義或倫理價值做出更具一般意義的判斷，就無疑是一種行為不當。
當然，市場與效率之間的緊密聯繫，並不阻止個體經濟學家給市場附加各種價值。例如，一位經濟學家的個人價值觀也許會使他成為自由企業制度的鼓吹者。這是基於自由意志主義的信念：人們想和誰交易就可以和誰交易，這樣的自由不應受到限制。但是，這些信念源於經濟學之外。如果一位經濟學家鼓吹這樣的信念，其效果與一位建築師或醫生的鼓吹是一樣的，並不使之更具可信性。市場與效率之間的緊密聯繫，也不阻止人們基於具體證據做出這樣的判斷：在一些情況下，減少對市場的干預可以帶來除效率之外的好處。例如，經濟學家經常主張，發展中國家取消燃油補貼，除了能增進效率，還能提高分配公平性。原因是，補貼不僅導致對燃油的過度消費（正是這造成了低效），而且其主要受益者是富人（他們是受補貼燃油的主要使用者）。但這樣的主張必須以經驗的、基於具體案例的方式呈現。
效率是不是個好事？是的，本身就是好事。我們可以毫不猶豫地說，當我們比較各種可能的社會狀態時，效率是一個值得考慮的因素，一項價值觀。但它顯然不是唯一因素。公平、關心他人的天然道德價值觀、對社會負責的行為，都是與效率矛盾的價值觀。有時這些考慮會把我們推向與效率相同的方向，因而能增強支持市場的合理性。另一些時候，我們也許要考慮彼此間的緊張和此消彼長關係。什麼能、什麼不能在市場上出售，要回答這個問題，最終要靠在多種維度之間權衡。不同的社會可能給出不同的回答。即使在同一社會里，答案可能也會隨時間而變化。同樣，經濟學家也沒有任何獨特專長來進行這樣的權衡。經濟學家充其量只能做出一些有益的貢獻。
例如，對於是不是可以在對單獨駕駛者收費後允許其進入拼車專用車道的討論，經濟學家可以做出貢獻。他們可以對以下因素做出基於學識的合理猜測：什麼類型的駕駛者最可能願意支付這筆額外費用；從中受益的人（他們能更快到達目的地）能獲取多少收益；收費公路管理當局能得到多少收入，可將其投入什麼用途；這給拼車專用車道帶來的潛在擁堵成本將如何分配（誰來承擔和承擔多少）。關於這些問題的證據可能最終讓多數人接受一種看法：收費的做法綜合而言是值得做的。對其他問題，如是否可允許囚犯在付費後進入更高待遇囚室的問題，也進行這樣的分析，也許可以得出相反的結論。在這兩個案例中，經濟學家都不應不承認效率之外的多種考慮，把市場化做法宣揚為一般性解決方案。
公允地說，桑德爾的批評並不是“稻草人謬誤”。經濟學家的確經常不夠謹慎，發表一些其實超出了經濟學專業範圍的觀點。還記得第五章列出的絕大多數經濟學家贊同的命題嗎？其中許多命題隱含著價值判斷。當經濟學家說，對外貿易不應受到限制，外包不應被阻止，農業補貼應該取消時，他們就已經對一些本來不能只從效率角度考量的問題做出了判斷。在所有這些問題中，正義、倫理、公平、分配問題都是糾纏在一起的。如果自由貿易主要讓富人受益，同時會使我們社會中一些最窮的工人受損，推動自由貿易必定是公正的嗎？如果窮國工人缺乏最基本的權利，在危險的工作環境中艱辛勞動，那麼把工作外包給這樣的窮國並從中獲益，是公正的嗎？贊同這些命題的超過90%的經濟學家，必定是沒有意識到這些問題，或者總是將其排在效率考慮之後。無論是哪種情況，都意味著問題。即使假定我們可以用輕鬆、普遍適用的方式來預測這些措施的效率影響，因而我在第五章裡表達的擔憂可以淡化，也毫無疑問經濟學家在這些特定領域裡把手伸得過長了。
因經濟學家的訓練，除了從配置效率的角度外，他們沒有任何工具去評估其他形式的社會狀態。所以，每當人們請求經濟學家對公共政策發表評論時，他們就易於犯上述錯誤。他們很容易把效率目標與其他社會目標弄混。如果對經濟學家進行有效的反駁，就可以將他們一軍，讓他們注意到他們正在如何跨出自己的專業界線。同時，經濟學家必須提醒公眾：政治家及其他政策企業家以經濟學家的名義發表的許多觀點，都無法從經濟學中找到充足的依據。
一個最早也最有影響力的支持市場的非經濟學觀點是，參與市場活動可以讓人變得更平和。如阿爾伯特·赫希曼在他大手筆的《激情與利益》一書中提醒我們的，17世紀末和18世紀的思想家認為，追求利潤的動機可以抵消較為原始的人類行為動機，如暴力與控制他人的衝動。當時，法語詞doux（字面意思是“甜”）常被用於形容“商業”，以表示商業活動能促進人與人之間優雅、和平的互動。孟德斯鳩有一句名言：“在任何風俗優雅的地方都有商業；在任何有商業的地方，風俗都優雅。”大衛·李嘉圖的祖父塞繆爾·李嘉圖指出，拜商業之賜，人們追求深思熟慮、誠信、審慎等美德。人們遠離惡行，是為了避免失去信譽，成為醜聞的主角。以這種方式，利益可以馴化激情。
這些早期的哲學家鼓勵市場的擴展，不是出於效率考慮，或是為了增加物質資源，而是因為他們認為，市場將造就一個更符合倫理、更和諧的社會。諷刺的是，300年後，許多人已經把市場與道德腐化聯繫在了一起。正像今天的市場鼓吹者忽視了效率的侷限性一樣，也許經濟學的批評者也忽視了市場能以一些方式增進合作精神。
欠缺多樣性？
對經濟學最常見的批評之一是把它描述為一個排外的俱樂部。在批評者看來，這種排外性使經濟學與世隔絕，對替代性的經濟學新思維不開放。他們認為，經濟學應該變得更具包容性、多樣性，更歡迎非正統的思路。
這是學生經常提出的一個批評，原因之一是經濟學的教學方式。例如，2011年秋，一群學生對哈佛大學最受歡迎的經濟學入門課“Economics 10”罷課。這門課是由我的同事格里高利·曼昆講授的。他們的抗議是，這門課披著經濟科學的外衣擴散保守主義意識形態，幫助延續社會不平等狀態。曼昆不屑一顧地說，抗議者“見識短淺”。他指出，經濟學沒有一套意識形態，只是一套方法，讓我們合理地思考，找到正確的答案，而沒有任何預先確定的政策結論。
2014年4月，曼徹斯特大學一個自稱“後危機經濟學會”的學生組織公佈了一份60頁的宣言，呼籲對經濟學教育進行實質性改革。英格蘭銀行高級官員安德魯·霍爾丹（Andrew Haldane）為該報告寫了序言，它還得到了許多其他經濟學家的支持。宣言指責經濟學教學過於狹隘，主張增加多樣性，並引入倫理學、歷史學和政治學視角。這些學生寫道，標準經濟學範式的壟斷妨礙了“有意義的批判性思考”，因此本身就是有害於經濟學的。
經濟學裡明顯有多種多樣的模型，有鑑於此，我們如何理解這些批評？從學生的角度來看，問題在於，經濟學入門課的主要內容通常是給市場唱讚歌。入門課基本不會讓學生體會經濟學結論的多樣性，除非他們繼續學習許多經濟學課程，否則很難接觸到那些內容。經濟學教授被指責為思維狹隘、意識形態化，因為在向局外人傳遞經濟學信息時，他們就是自己最大的敵人。他們不是展示自己對經濟學思想的全方位掌控，而是隻談強調一類結論的標準模型。這一點在入門課中體現得尤其明顯，通常教授會竭力證明市場是如何有效的。如牛津大學經濟學家西蒙·雷恩-劉易斯（Simon Wren-Lewis）指出的：“經濟學慣常教學方式的一個令人悲哀之處是，學生通常看不到（經濟學界）正在進行的很多有趣研究。”我們難道能指責學生們對新視角的要求嗎？
我自己也經常嘲諷經濟學界的“傳統智慧”，但這對我的職業生涯並無明顯損傷（至少我認為沒有！）。對許多非經濟學家來說，我也許不夠激進，但在經濟學界我經常被視為異端。哈佛大學的另一位經濟學家每次看到我時都會問：“你們的革命搞得怎麼樣了？”不過，儘管在我的很多文章裡，我得出的政策結論都和流行學術觀點不同，但我從來沒有覺得在經濟學界受到歧視。我並不覺得，我的研究論文只因為其推理和結論，就受到了學術雜誌編輯或其他經濟學家更嚴苛的評價。
結論方面的多元主義是一回事，方法方面的多元主義則是另一回事。沒有任何學科會允許與主流偏離太大的研究方法，經濟學也不會寬容那些違反經濟學研究方式的人。一個有抱負的經濟學家必須構造清晰的模型，應用合理的統計技術。這些模型可以包含很多種假設，不在這方面留空間，就不可能得出新穎或非常規的結論。但是，並不是任何假設的可接受程度都是相同的。在經濟學中，這意味著模型的假設越是偏離標準假設，就越需要證明和讓別人相信為什麼這樣的偏離是必需的。
要被視為局內人，所做的研究會受到嚴肅對待的人，你就必須遵守這些規則。如果說我的研究得到了經濟學界的接受，這是因為我一直遵守這些規則。我這樣做不是因為這些規則能讓我展示自己的專業性，而是因為我發現它們是有益的。它們讓我的研究規範化，確保我不會胡言亂語。但它們又不會把我束縛得太厲害，我依然可以探尋可能導向非正統結論的研究興趣或分析路徑。
所以，與經濟學留給政策結論的多樣性空間相比，給方法論多元主義留的空間要小得多。多數經濟學家會說這是件好事，因為這能避免粗率的思維，以及在經驗數據貧乏時做出結論。一些方法好於其他方法。把因果關係明確化的正式框架，要好於未明確相互作用機制、可以做多種解讀的文字敘述。當經濟學家探討市場競爭、協調失靈或囚徒困境時，他們設計的模型常常通過分析人的行為來解釋人塑造的社會現象，這比說模糊的社會運動自身具有動能的模型要好得多。關注因果關係、“遺漏變量偏差”的經驗分析，要比不關注這些因素的分析好得多。
在一些人看來，這些限制代表了一種方法論上的桎梏，會扼殺新思維。但人們很容易誇大經濟學學術規則的嚴格性。以我自己的經歷來說，在短短的30年時間裡，我已經見證了經濟學發生的劇烈變化。
以我20世紀80年代中期讀研究生時關注的一些領域為例。我需要參加筆試的三門課是發展經濟學、國際經濟學和產業組織學。到現在，三門學科的面貌都發生了巨大的變化。最重要的是，它們都變成了以經驗而非理論為主的學科。在我寫學位論文的時候，這些領域最好最聰明的研究者都聚焦於應用理論，構建數學模型來闡明經濟的某一方面。他們用證據來推動模型，有時用來支持他們的結論。很少人把大部分研究精力都花在經驗分析上。只有較差的、缺乏聰穎思想和理論技能的學生，才會以經驗方式驗證不同的模型。
時至今日，在發展經濟學和國際經濟學這兩個領域，文章如果不包括一些嚴肅的經驗分析，就幾乎不可能在頂級刊物上發表。產業組織學的經驗性也大大增強了，只是程度上不如前兩者。而且，什麼樣的經驗分析是可以接受的，這方面的鑑別標準也永久性地改變了。現在的學術規範對數據質量、從證據中得出的因果關係推論，以及各種統計陷阱的重視，都比過去高多了。總的來說，經驗性的增強對經濟學是有好處的。例如，在國際經濟學界，經驗研究已經有了一些新發現，揭示了參與國際貿易的企業之間的產品質量與生產率差異的重要性，還出現了能解釋這些發現的各種新模型。在發展經濟學界，新證據已經引發了醫療、教育和金融領域的政策創新，可能改善無數人的生活。
經濟學的巨大變化還表現在，近幾十年來新的研究領域層出不窮，尤其值得關注的有三個：行為經濟學、隨機對照試驗（RCT）和制度經濟學。引人注目的是，這三個領域都受到了其他學科的巨大影響，分別是心理學、醫學和歷史學，而且事實上是由其他學科激發的。它們的發展說明，說經濟學自我隔絕、忽視其他同源學科的貢獻，是不對的。
從某種意義上說，行為經濟學的興起代表著與標準經濟學最大程度的偏離，因為它動搖了經濟學模型中幾乎神聖的基本假設：人是理性的。理性假設不僅在許多情況下顯得合乎情理，而且以它為基礎，我們可以對人的行為建模，依靠標準的數學最大化技術，考察個體在預算及其他約束下，如何使明確的目標函數最大化（也可能是最小化）。運用這些技術，經濟學家可以對許多事情做出具體預測，如消費者如何選擇購買的產品、家庭如何儲蓄、企業如何投資、工人如何找工作等，以及這些行為如何取決於特定的條件。
該假定經常遭到經濟學內部的批評，如赫伯特·西蒙（Herbert Simon）主張一種“有限理性”，理查德·納爾遜（Richard Nelson）提出企業的行為方式是試錯而不是最大化，更不用說亞當·斯密本人也許就是最早的行為經濟學家。不過，心理學家丹尼爾·卡尼曼和合作者的研究對主流經濟學產生了最大的影響。2002年卡尼曼的貢獻獲得肯定，贏得諾貝爾經濟學獎，這是非經濟學家首次獲得該獎。
卡尼曼及其同事的實驗記錄了許多與經濟學中的理性假設不符的行為規律。當人們放棄一件東西時，他對這件東西的估值高於他得到時的估值，這被稱為“損失規避”。人們會基於少量數據過度歸納，這被稱為“過度自信”。人們會低估與自身信仰相矛盾的證據，這被稱為“信息偏好”。人們會屈服於明知對自身不利的短期誘惑，這被稱為“自控力薄弱”。人們珍視公正和互惠互利，這被稱為“有限自利”，等等。在經濟學的許多領域，這些類型的行為都有重大的影響。例如，金融領域的有效市場假說（見第五章）的前提是，投資者有不偏不倚的預期。當經濟學開始把這些新發現引入模型時，一些長期無法得到解釋的金融市場反常現象，就得到了解釋。例如，資產價格對新聞的反應明顯會過度敏感，這可能是因為人們傾向於對更近的信息過度反應。這些來自社會心理學的真知灼見後來被應用到許多決策領域，如儲蓄行為、醫療保險選擇、貧窮農民的化肥使用等。行為經濟學已不再是經濟學的邊緣學科，而是最有活力的領域之一，正在吸引最好的研究人才。
隨機對照試驗是對標準經濟學的另一種偏離，代表著朝經驗主義方向邁出的一大步。隨機對照實驗的目標是形成明晰無誤的證據。經濟學經驗研究始終存在的一個難題是，難以揭示真正的因果關係。現實總在變化，使得研究者無法乾淨利落地確定很多事，例如，免費分發經殺蟲劑處理過的蚊帳將如何影響瘧疾的發病概率，因為太多其他因素也在同時發生變化，會干擾我們對影響的探求。經濟學家已開始運用隨機選擇的方式研究這些問題。例如，蚊帳可以被分發給隨機選擇的一群人（實驗組），沒有得到蚊帳的人自然就構成對照組。兩個組最終表現結果的差別，就可以歸因於免費分發蚊帳的影響。與複雜的統計技術相比，這個做法相對簡單。它還能很有效地確定，在特定條件下，什麼做法能起作用，什麼不能起作用。像往常一樣，從特定結果推出一般性結論的做法是比較成問題的，因為在應用於其他條件時需要一定的推衍。
窮國為隨機對照試驗供了非常合適的環境。關於什麼樣的救濟對這些環境最有效，曾有很多爭論，窮國也有空間來試驗不同的干預措施。由於這些國家極度貧困，確認出有效的干預措施，產生了巨大的好處。隨機對照試驗的一些方面至今仍是有爭議的。批評者認為，對於研究欠發達狀態及所需救濟政策的田野實驗，隨機對照試驗的倡導者誇大了它們的作用。但很少有人會否認，這一波新研究潮流把經濟學引向了另一個方向，豐富了我們對發展中社會許多特徵的理解。
田野實驗是針對特定社群的精細分析，通常是一次研究一個村莊。而制度演變的研究則有宏大視角，具備歷史廣度與深度。它聚焦於作為繁榮的現代資本主義前提的各種制度：法治、合同執行、產權保護、民主政治。這方面研究的靈感直接來自於其他學科，如政治演變比較研究和史學研究，但這些學科的觀點被經濟學家加以改造，並用他們熟悉的模型方式呈現。經濟學家還做出了很多努力，用複雜的經驗分析和最先進的統計技術確證這些觀點。
麻省理工學院經濟學家達龍·阿西莫格魯和哈佛大學受過經濟學訓練的政治學家詹姆斯·羅賓遜，是這一新研究潮流無可爭議的領袖。他們曾與同樣任職於麻省理工學院的西蒙·約翰遜（Simon Johnson）合寫一篇論文，題為“對發展的殖民地起源的比較分析”，這是他們最早引起關注的主要研究項目。這篇論文認為，幾百年前殖民者施行的制度模式，直到今天還在產生影響。有的殖民者在定居到新地域後，建立了保護產權、促進經濟增長和社會發展的制度，這主要是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和新西蘭的情況。而當殖民地的衛生條件不允許大規模定居時，殖民者建立了另一套更適合剝削資源的制度，從而阻滯了社會發展，這是非洲大部分地區的情況。這篇論文非常成功，不僅因為觀點本身，還因為幾位作者運用了有想象力的經驗分析法去證實它。簡而言之，他們利用了早期西方殖民者（如軍官和傳教士）的死亡率數據來判斷，哪些殖民地更宜居，更適合建立保護產權的制度。
這篇論文不是沒有批評者，但它激發了對政治經濟學、制度演變、比較經濟史的一波新研究，這令人回想起早期的社會科學研究時代，當時經濟學還不是一門獨立的學科。除了儲蓄、資本積累等經濟決定因素外，資本主義發展還有哪些深層次原因？為什麼西班牙和葡萄牙在大發現時代引領全球之後，發展又落後了？種族隔離或文化特徵會產生哪些長期經濟影響？這些都是古老的問題，但研究方式是新的。這些也是“宏大”問題，證明經濟學有能力成功地參與討論社會科學中的一些最重要問題。
這些新的研究領域也許尚未產生決定性的結論，也沒有永久性地改變經濟學的面貌。我的觀點是，這些研究接納了其他學科的知識，把經濟學引向了許多新穎的方向。這表明，所謂經濟學是孤立的、近親繁殖的、拒不接受外部影響的學科這種說法，更多是一種臉譜化而非現實。
雄心與謙遜
對經濟學的很多批評都能歸結為一項指控：經濟學家使用了錯誤的模型。他們應該是凱恩斯主義者、馬克思主義者或明斯基主義者，而不應是新古典主義者；他們應該關注需求方，而不是關注供給方；他們應該是行為主義者，而不是理性主義者；他們應該是網絡理論的主張者，而不是方法論上的個體主義者；他們應該是結構主義者，而不是互動論者。然而，僅僅轉向另一種同樣缺乏普適性、只能反映一部分現實的模型，並不是問題的解決方案。如前所述，這些替代性視角所代表的認識，事實上與經濟學的標準建模方式並不衝突。只要我們把經濟學視為許多模型的集合，以及一套在不同模型間甄別選擇的體系，所有這些裂痕就都能被彌合。
那些最成功、最著名經濟學家的情況就說明了這一點。2014年因規制研究贏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的法國經濟學家讓·梯若爾（Jean Tirole）就是個典型例子。毫不意外的是，他的獲獎消息公佈後，新聞記者如潮而來，請他簡要說明作為獲獎原因的研究。但他們免不了要失望。梯若爾抗議說：“我不可能簡單地總結我的貢獻。它是因行業而異的。規制繳費單的方式與規制知識產權、公路的方式毫無關係。其中有大量的偶然、特殊因素。這也是它如此有趣的原因。它的內容非常豐富……不是一句話能說清的事。”
像梯若爾這樣真誠對待本學科的經濟學家，必然是謙遜的。經濟學教導他們，僅僅在極少的事情上，他們可以發表斬釘截鐵的觀點。對於大多數問題，他們的回答必然要採取如下的形式：“這取決於具體條件”；“我不知道”；“給我幾年時間（以及研究資金）來研究這個問題”；“在這個問題上有三種觀點……”；“假設我們有n個商品和k個消費者……”在扮演這樣的角色時，他們仍不免要受如下指責：他們只是象牙塔中的學者，痴迷於抽象的數學模型和花哨的數據，不能為促進社會理解和解決公共問題做出貢獻。
但是，作為一門權衡的科學，經濟學精巧地讓我們能同時從兩方面理解事物：成本與收益，已知與未知，不可能之事與可行之事，可能的情況和多半會發生的情況，等等。正如社會現實承認許多種可能性的存在一樣，經濟學模型也提醒我們，存在著多種多樣的場景。在這樣的情況下，經濟學家之間的分歧是很自然的，謙遜始終是正確的態度。我們最好把這些分歧與不確定性告訴公眾，而不是誘導他們錯誤地相信，經濟學家提供的答案總是對的。
謙遜也將使經濟學家成為社會科學學術界更好的公民。坦率地承認自己真正明白和理解多少東西，將有助於經濟學家縮小與其他非實證性社會科學傳統之間的隔閡。這樣一來，經濟學家與那些從文化、人文、建構主義、詮釋主義視角來研究社會現實的人之間，也可以進行更好的對話。持這些視角的人對經濟學的一個核心反對意見是，經濟學帶有一種普適主義、化約主義的思路。但是，如果把模型的多樣性與適用的特殊性置於經濟學的首要位置，他們之間的分歧就不會顯得這麼大。例如，假設有人問一位經濟學家：“你怎麼看待文化因素？”經濟學家的回答就不應是“文化因素無關緊要”。他應該回答：“哦，讓我們嘗試用一個模型來表述這個因素吧。”這樣回答的意思是，我們應該清楚地表達我們的假設、因果關係鏈條和可觀察到的影響。面對這樣一種探究方式，任何通情達理的社會科學學者都不會掉頭不顧。
經濟學家依然可以追求更大的雄心，成為公共知識分子或社會改革者。他們可以在許多方面主張特定的政策或制度，如提高資源配置效率、釋放企業家能量、促進經濟增長、增強平等和包容性等。他們能為所有這些領域的公共討論做出很大貢獻。他們接觸許多種反映社會生活的模型，記錄著行為與社會結果的多樣性，所以，與其他社會科學的學者相比，他們也許對社會進步的多種可能性更加敏銳。但他們也必須明白，當扮演這樣的新角色時，他們就必然要越過經濟學明確的科學邊界。而且，他們必須說明這一點，否則必然要面對這樣的批評：他們跨出了自己的專業領域，把自身的價值判斷說成是科學。
經濟學為應對我們時代的重大公共問題提供了很多跳板和分析工具。但它並未提供權威的、普適的答案。源自經濟學界自身的結論，必須與倫理、政治或實踐方面的價值觀、判斷、評估結合起來。歸根結底，這與經濟學這個學科沒有多大關係，而是完全與現實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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