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火如荼的百萬人才湧津門，最後以打政策補丁收場；之後農商行黨委書記莫名自殺，再加上年初各省GDP擠水分後，陡然下跌的城市排名和龜速般的GDP增速……
2018年上半年的天津，風雨飄搖。
這些雜亂無章的事情，也折射出了當前天津經濟的慘烈現狀：津門，盛況不再；而且其極度依賴國家開小灶且以高負債、高投資來拉動GDP增長的經濟模式，在新經濟態勢下明顯已經走不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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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大力扶持➕高投資➕高負債=經濟高增長，是天津經濟飛速發展的顯著特色；而說到這種經濟發展模式，濱海新區是一個繞不開的門檻，這個一度號稱要趕深超滬的國家級戰略開發區是天津經濟由盛轉衰的經歷者與最佳見證者。
2005年，濱海新區正式上升為國家級戰略開發區，成為了華北地區乃至全國目光的聚焦點。在這同時，與國家級戰略開發區一同而來是國家大開綠燈，大量的政策、資源開始傾斜；央企紛紛入駐濱海新區，財政撥款支持，紅頭文件下發，法國、俄羅斯、新加坡等國際項目更是紛紛落塌天津……
一時間，津門發展迎來黃金十年， GDP年年創新高，經濟增速更是令人眼前一亮；而作為天津崛起的最大功臣——濱海新區，在此時更是打出了趕深超滬的旗號，熱鬧非凡。
但如果深入細究幾番，我們就會發現這種國家開小灶來促使經濟狂奔的發展模式，弊端叢叢；大量低效央企的入駐扼制了濱海新區乃至整個天津的創新活力，為了經濟發展而大規模負債投資，無非就是在稀釋未來經濟潛力，並且在無形中加大了地方財政和企業的槓桿，從而使得整個金融系統產生了多米若骨牌般的聯結效應，只要有一張牌倒下那麼整個經濟系統都將產生巨大的蝴蝶效應。
最為核心的一點：這種經濟模式是建立在政策紅利之上的，但是政策是靈活多變的，所以一旦國家不再對其開小灶，“輸血管”被斬斷，那麼對於整個地區經濟的發展來說，無疑是毀滅性的。
知名財經作家羅天昊就直言：中國的政治週期，一般以十年計算，過去的十年，天津得到了國家的垂青，吃了十年國家戰略的小灶。新的十年，國家戰略重心已經轉移。未來對於武漢，重慶，西安、成都等內陸區域將更為重視，長江經濟帶崛起，雄安新區崛起，粵港澳和杭州灣崛起，相信國家將投入更多。而天津的資源優勢，即將被稀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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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天津只是一個縮影。東北、山東等北方大多數地區都依賴於這種經濟發展模式，最為明顯的就是共和國長子的東北。
建國初期，作為擁有重工業基礎的東北，發展得到了國家的大力支持；相同的配方、相同的味道，大量的資源、政策、人力物力向東三省傾斜，幾乎可以說的舉全國之力來發展東北。
那時候的東北也的確爭氣，完全當得起共和國長子之稱；但是在時代洪流下，國家改變發展思路，迎來改革開放，南方試驗走出的市場經濟受到肯定，共和國長子經濟轉彎稍顯緩慢再加上國家戰略方針南移，經濟狀況便急轉直下，如今更是被看作是鐵鏽三省，這不得不令人唏噓。
天津也好、東北也罷，它們都是“北方模式”的推動者和踐行者。當然，解局君不是說這種經濟模式並非全是弊端，國家政府集中力量，心往一處想、力往一處使確實能給地方經濟發展打入強心劑，但是很多地方在經濟發展過程中，過於倚重政府的大包大幹，還以高額投資負債來透支未來，強行忽視了整個市場經濟下的創新和競爭意識，其最終的結果必然經受不住時間的檢驗。
而南方之所以沒有經濟大規模坍塌的情況，更多的是因為其在倚重政策支持的同時，也沒有忽視掉市場本身帶來的變數，甚至可以說是更加註重市場的變化。諸如深圳、上海，它們吃政策紅利，吃了；但它們更多的是以政策為基點，進而仰仗市場來進行突破發展。
就好比將34個省份看做是34個小孩，年紀稍小時，父母給予了部分小孩特殊照顧，它們在早期成長時也的確優於大部分兄弟姐妹，但是等這些小孩長大了，他們卻養成了依賴思想，一直希望父母能開點小灶。
但對於父母來說，都這麼大了，總不能一直給你開綠燈吧；畢竟，手心手背都是肉。
另外，孩子大了，終歸還是要自己去混飯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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