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权与相权的博弈
自春秋战国以来，两千多年的历史中，中国的权力斗争主要围绕着两条线索展开，一条是皇权与相权的制衡，一条则是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的对抗。
战国时期赵国名相蔺相如
而皇权与相权的权重分配表明了国家的行政权力是究竟集中在皇帝手中还是还被官僚机构所掌握。总体上看来，皇权与相权处于一个相对平衡的状态，然而一旦君主雄才伟略，君主的权力就会就会压制相权。从秦皇汉武到唐宗宋祖，再到朱元璋，都是一代雄主，政从己出。虽然他们身边的李斯、房玄龄、杜如晦、长孙无忌、赵普也都是杰出的政治家，但仍旧无论是功业还是实权均被君主压制。而假若君主昏暗无能，那么人臣谋国，相权将反过来颠覆皇权，东汉的曹操、西魏的宇文泰、东魏的高欢、北周的杨坚等都是趁着君主疲弱，国家动荡的时候，大权独揽，把持朝政。他们借助丞相的身份与权力为自己或者子孙们成功的改朝换代做了大量的政治和军事布局。
丞相制度废除的导火索——胡惟庸党案
这一皇权与相权相互制衡的状况直到明朝立国才发生了转变。洪武年间，从龙的新朝勋贵大致可以归为两类，其一为淮西集团，主要包括早年朱元璋在濠州定远起兵时所率领的一众安微乡党，代表人物有徐达、李善长、常遇春、汤和等。其二为浙东集团，主要为朱元璋经略浙江时，所依附的当地乡绅，以刘基、宋濂为首。我们可以发现，淮西集团以武将为主，少数的文臣李善长也堪比汉朝的萧何，主掌民政吏治，为朱明的崛起提供了稳定的后方。浙东集团则是朱元璋政权性质从农民革命军向封建地主官绅阶级代言人转变的时候主动融入的新鲜血液。在群雄逐鹿的时代，军队是极为重要的力量，而明朝的百战宿将基本出自淮西，浙东的领袖刘基也就是刘伯温更多的发挥了谋士的作用，接近与汉初张良的角色。
反应在朝堂之上，就可以发现淮西一派多出任要津，李善长胡惟庸先后作为丞相总领国政，而刘基仅仅受封诚意伯，作为言官之首出任御史中丞。淮西浙东势力孰大孰小，高下立判。之后刘基遭到胡惟庸等攻讦，辞官回乡，淮西一派愈发强势。胡惟庸作为丞相权倾朝野，短短七年之内敛财无数，擅作威褔，枉法诬贤，结党营私。
朱元璋作为一个出自社会底层的开国皇帝，对于政权的稳固性一直存疑，在创业阶段还能问策于李善长，求智于刘伯温，宽厚包容，等到天下既定，他多疑的性格和革命领袖的出身也让他对那些大权在握的臣下是否会照葫芦画瓢图谋天下而心存顾虑，同时权力欲望极强的也不允许有任何人与他分享权力。
不幸的是，胡惟庸两样都犯上了，虽然胡党案疑点重重，其中真相至今仍不可考，但是胡狂妄擅权的作风很难不让朱元璋猜忌，丞相这个一直以来与君分权的职位也让初登九五的皇帝格外烦躁。按捺不住的皇帝终于在1380年下定决心，对胡惟庸，对丞相制度进行了清算。胡党案发，前后长达十四年，牵连四万余人，不仅胡惟庸、李善长等诸多勋贵被问斩抄家，甚至连丞相制度也被废止，分权于六部、五府、都察院、通政司、大理院等诸衙门。朱元璋为了丞相制度不会死灰复燃，更是将罢相一事写入了《皇明祖训》：“以後子孙做皇帝时，并不许立丞相。臣下敢有奏请设立者，文武群臣即时劾奏，将犯人淩迟，全家处死。”如此一来，皇权的最大竞争对手——丞相就这样被丢进了历史之中。
皇帝的秘书处——内阁的诞生
丞相废除了，相权自然也分散到了各衙门，六部分管其事，各不相属。而都察院，由御史台演变而来，负责弹劾纠察可以说是一个言官部门。通政司则是一个公文奏章出纳的机关，大理院可以理解为当今的最高法院。这三个部门加上六部合称九卿。而上文所说的五府则是指五军都督府，主管领兵打仗。由于政府首脑职位的缺失，军国政事，最后都是皇帝总其成。朱元璋作为出自社会底层的开国皇帝，即使放在历史长河中，也算精力格外出众的。大小事宜咸决于他，一日三朝的工作朱元璋一干就是三十一年。然而后世子孙长于深宫，精力有所不及，自然一个人忙不过来。
在当下公司高管、明星艺人由于事务繁忙，往往配有相当多的助理，有些负责行程安排、有些负责商务对接，分工明细，权责明确。数百年前的明朝皇帝当然也懂这个道理，他们的助理办公室设在宫城内，被称为内阁，具体为中极殿、建极殿、武英殿、文华殿四殿以及文渊阁、东阁两阁大学士。内阁大学士内有主次，领袖为首辅，二把手称为次辅。内阁大学士本身品级较低，仅为五品，相比之下六部尚书作为二品大员，品阶上的地位显然高过一头。在太祖、成组两朝，两位皇帝精力丰富，内阁也仅仅作为秘书参与工作，明宣宗以后诸帝由于精力不及先祖，阁权才渐渐变大。
明朝官制
内阁最大的权力即为“票拟”，所谓票拟是指所有的公文奏章先呈递内阁，由大学士审阅，并用贴条写上自己意见，附在公文上，送进内廷由皇帝最终决定。当皇帝看过公文后，会撕去贴条，用红笔写下决定，称之为“批红”，最后拿出去的文件即为正式的谕旨。这其中涉及到一个相权与阁权的显著不同，唐宋时代，宰辅拟定政令交由皇帝画敕盖印，而在明代，我们会发现一切诏令出自皇帝，大学士并无署名权制约皇权，换言之皇帝下发的诏令可以是内阁票拟后提交的内容，也可以是皇帝自己下发的旨意。唯一有封驳权的只有六科给事中，却因为品级的微小，难以跟帝王的意见相左，皇权的专制也由此走到了极点。
明英宗幼冲即位，明武宗沉湎玩乐，均以内臣为重。明中期以后皇帝的怠政愈发显著，明世宗二十年隐居南苑，炼丹修道，明神宗三十年不出内廷，皇帝与内阁接触的机会少之又少，这无疑加重了太监在其中的戏份。内阁的票拟交由司礼监（内廷太监机构），再由司礼监掌印太监呈递皇帝，反之皇帝有旨也会先交给司礼监掌印太监后转递内阁，君主越怠政，掌印太监权力则越大，甚至有时批红的实权都落到了太监手中。太祖废丞相是建立在君主勤政的基础上，然而在帝王这一世袭的工作岗位上，并不能保证每一位后继者的业务素质都在统一水平上。朱元璋废止丞相原意是避免相权侵蚀皇权，但一定程度上又助长了明朝内臣弄权的风气，明朝也因此成为继唐之后又一个宦官干政的典型。
也有人会对明朝皇权强化，相权的消失产生质疑，嘉靖中期后，首辅严嵩当政二十年，权倾天下，万历前期，帝王师张居正总摄国政达十年之久，他们认为这些嘉靖以后的首辅已经权同宰辅。但其实并不尽然，我们以开启万历新政的名臣张居正为例，来试着进行一些分析。
万历名臣张居正心里苦：阁权绝不等同于相权
张居正，隆庆时期是为次辅，万历登基后取代高拱就任内阁首辅，由于万历帝冲年登基，无法对国事做出判断，因此张的权利其实来源于万历帝母亲李太后以及万历帝大伴司礼监掌印太监冯保的支持，其后续政治改革的展开也需要依靠这两人的配合。
但同时张居正并不是法理上的政府首脑，六部听命于君主而不是内阁，因此当张的改革涉及到具体事务时部院长官就会认为内阁擅权。正是由于内阁没有部院的领导权，张居正为了节制部院，专门推出了考成法，。依据明制，京官每六年“京察”一次，地方官每三年一次“大计”（均指考察），张居正希望掌握考察权利，影响人事任命，进而节制部院。
具体来说张居正要求各衙门考核的公文不仅要抄送六科给事中，同时也需抄送内阁。由于内阁并无“预闻”的职权，因此当时言官就上疏驳斥。法理上依据的缺乏使得张无法进行有效的申辩，只能向君主请辞，他写道：“所处者危地，所理者皇上之事，所代者皇上之言。”试想代幼主行事的李太后又怎么会让值得信任的张老师离开内阁，自然用皇权将群臣的质疑压了下去。然而仔细品读这句话，可以发现这其中也是违背了法理，有明一代为了巩固皇权甚至都取消了丞相一职，一切诏令出自君主，自然作为皇帝的秘书处内阁更不能干涉皇权，而张居正所言：“所理者皇上之事，所代者皇上之言。”显然是张居正在君主年少之际，将从太后中获得的暂摄国政之权当做了相权，虽然其在当时取得了成功，却犯了大忌，埋下了被万历嫉恨的祸根，以至于死后被抄家夺谥。
从上述的论述中我们可以发现，明代的首辅决不能等同于前朝的丞相
首先是因为丞相对于君主的诏令拥有副署权，没有丞相的签署，诏令就会缺乏法理，然而首辅即使强势如张居正也没有副署权，从法理上来说张只是执行了君主的命令，而事实上由于君主年少，而在其当政时期对于皇权的干涉也因为法理的缺失成为了其被清算的主因之一。
其次是因为丞相有领导六部及其他各衙门的权力，而内阁首辅并没有，张居正的权力并不是源于内阁而是李太后代表万历帝所赋予他的，因此考成法才会在朝堂上遭到反对，也为当时的清流所不喜。
张居正
明朝废除丞相制度的利弊
那么我们回过头来看明太祖朱元璋废除丞相制度又是否合理呢？
笔者认为朱元璋废除丞相制度的初衷还是达到了，明朝皇权的加强只有在其后的清朝能够超越，纵观有明一代，既没有像两汉一样受制于外戚，也没有如同李唐一般内制于宦官，外困于军阀，更没有出现过一例权臣废立之事，这无疑是废除丞相带来的稳定——在内阁、宦官、部院相互制衡的同时，皇权也相应得到了加强。
其次自元以后，中国的地方势力逐渐削弱，中央集权日益加强，每次国家动荡也是迅速完成了改朝换代，并没有形成历史上常见的大分裂阶段。就如开篇所说中国历史权力的斗争主要有两条一条是皇权与相权的制衡，一条则是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的对抗，当中央集权的地位逐渐不可动摇，那么焦点必将来到皇权与相权的斗争，可以说皇权的独大是封建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
丞相的废除确实导致其后明代诸帝在能力各不相同的情况下，权力真空，引起内阁与宦官，内阁与部院之间的党争，以至于行政效率低下。
但是内阁的设置依然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丞相的废除所带来得一些政务上的困扰，即使君主怠政，内阁协调下健全的文官体系也能维持国家的运转。结合历史实际情况，以内阁制为首的政府体系经历了276年的风雨之后，接受了人口增长、经济发展、城市扩大、白银输入、通货膨胀的考验，也最终消除南倭北虏的外患，甚至在地理大发现时期来临之前进行了大量的海上冒险，考虑到中国作为当时世界上经济体量最大、面积最广、人口最多的国家。笔者引用剑桥明代剑桥史中的一句话做出评价：“很难想象，明代的中国人能设想出一个更令人满意的政治体制。考虑到它所面临的客观环境，明代政府总体来说应该算是同时代世界上最成功的的庞大的政府。”
故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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