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權與相權的博弈
自春秋戰國以來，兩千多年的歷史中，中國的權力鬥爭主要圍繞著兩條線索展開，一條是皇權與相權的制衡，一條則是中央集權與地方分權的對抗。
戰國時期趙國名相藺相如
而皇權與相權的權重分配表明了國家的行政權力是究竟集中在皇帝手中還是還被官僚機構所掌握。總體上看來，皇權與相權處於一個相對平衡的狀態，然而一旦君主雄才偉略，君主的權力就會就會壓制相權。從秦皇漢武到唐宗宋祖，再到朱元璋，都是一代雄主，政從己出。雖然他們身邊的李斯、房玄齡、杜如晦、長孫無忌、趙普也都是傑出的政治家，但仍舊無論是功業還是實權均被君主壓制。而假若君主昏暗無能，那麼人臣謀國，相權將反過來顛覆皇權，東漢的曹操、西魏的宇文泰、東魏的高歡、北周的楊堅等都是趁著君主疲弱，國家動盪的時候，大權獨攬，把持朝政。他們藉助丞相的身份與權力為自己或者子孫們成功的改朝換代做了大量的政治和軍事佈局。
丞相制度廢除的導火索——胡惟庸黨案
這一皇權與相權相互制衡的狀況直到明朝立國才發生了轉變。洪武年間，從龍的新朝勳貴大致可以歸為兩類，其一為淮西集團，主要包括早年朱元璋在濠州定遠起兵時所率領的一眾安微鄉黨，代表人物有徐達、李善長、常遇春、湯和等。其二為浙東集團，主要為朱元璋經略浙江時，所依附的當地鄉紳，以劉基、宋濂為首。我們可以發現，淮西集團以武將為主，少數的文臣李善長也堪比漢朝的蕭何，主掌民政吏治，為朱明的崛起提供了穩定的後方。浙東集團則是朱元璋政權性質從農民革命軍向封建地主官紳階級代言人轉變的時候主動融入的新鮮血液。在群雄逐鹿的時代，軍隊是極為重要的力量，而明朝的百戰宿將基本出自淮西，浙東的領袖劉基也就是劉伯溫更多的發揮了謀士的作用，接近與漢初張良的角色。
反應在朝堂之上，就可以發現淮西一派多出任要津，李善長鬍惟庸先後作為丞相總領國政，而劉基僅僅受封誠意伯，作為言官之首出任御史中丞。淮西浙東勢力孰大孰小，高下立判。之後劉基遭到胡惟庸等攻訐，辭官回鄉，淮西一派愈發強勢。胡惟庸作為丞相權傾朝野，短短七年之內斂財無數，擅作威褔，枉法誣賢，結黨營私。
朱元璋作為一個出自社會底層的開國皇帝，對於政權的穩固性一直存疑，在創業階段還能問策於李善長，求智於劉伯溫，寬厚包容，等到天下既定，他多疑的性格和革命領袖的出身也讓他對那些大權在握的臣下是否會照葫蘆畫瓢圖謀天下而心存顧慮，同時權力慾望極強的也不允許有任何人與他分享權力。
不幸的是，胡惟庸兩樣都犯上了，雖然胡黨案疑點重重，其中真相至今仍不可考，但是胡狂妄擅權的作風很難不讓朱元璋猜忌，丞相這個一直以來與君分權的職位也讓初登九五的皇帝格外煩躁。按捺不住的皇帝終於在1380年下定決心，對胡惟庸，對丞相制度進行了清算。胡黨案發，前後長達十四年，牽連四萬餘人，不僅胡惟庸、李善長等諸多勳貴被問斬抄家，甚至連丞相制度也被廢止，分權於六部、五府、都察院、通政司、大理院等諸衙門。朱元璋為了丞相制度不會死灰復燃，更是將罷相一事寫入了《皇明祖訓》：“以後子孫做皇帝時，並不許立丞相。臣下敢有奏請設立者，文武群臣即時劾奏，將犯人淩遲，全家處死。”如此一來，皇權的最大競爭對手——丞相就這樣被丟進了歷史之中。
皇帝的秘書處——內閣的誕生
丞相廢除了，相權自然也分散到了各衙門，六部分管其事，各不相屬。而都察院，由御史臺演變而來，負責彈劾糾察可以說是一個言官部門。通政司則是一個公文奏章出納的機關，大理院可以理解為當今的最高法院。這三個部門加上六部合稱九卿。而上文所說的五府則是指五軍都督府，主管領兵打仗。由於政府首腦職位的缺失，軍國政事，最後都是皇帝總其成。朱元璋作為出自社會底層的開國皇帝，即使放在歷史長河中，也算精力格外出眾的。大小事宜鹹決於他，一日三朝的工作朱元璋一干就是三十一年。然而後世子孫長於深宮，精力有所不及，自然一個人忙不過來。
在當下公司高管、明星藝人由於事務繁忙，往往配有相當多的助理，有些負責行程安排、有些負責商務對接，分工明細，權責明確。數百年前的明朝皇帝當然也懂這個道理，他們的助理辦公室設在宮城內，被稱為內閣，具體為中極殿、建極殿、武英殿、文華殿四殿以及文淵閣、東閣兩閣大學士。內閣大學士內有主次，領袖為首輔，二把手稱為次輔。內閣大學士本身品級較低，僅為五品，相比之下六部尚書作為二品大員，品階上的地位顯然高過一頭。在太祖、成組兩朝，兩位皇帝精力豐富，內閣也僅僅作為秘書參與工作，明宣宗以後諸帝由於精力不及先祖，閣權才漸漸變大。
明朝官制
內閣最大的權力即為“票擬”，所謂票擬是指所有的公文奏章先呈遞內閣，由大學士審閱，並用貼條寫上自己意見，附在公文上，送進內廷由皇帝最終決定。當皇帝看過公文後，會撕去貼條，用紅筆寫下決定，稱之為“批紅”，最後拿出去的文件即為正式的諭旨。這其中涉及到一個相權與閣權的顯著不同，唐宋時代，宰輔擬定政令交由皇帝畫敕蓋印，而在明代，我們會發現一切詔令出自皇帝，大學士並無署名權制約皇權，換言之皇帝下發的詔令可以是內閣票擬後提交的內容，也可以是皇帝自己下發的旨意。唯一有封駁權的只有六科給事中，卻因為品級的微小，難以跟帝王的意見相左，皇權的專制也由此走到了極點。
明英宗幼衝即位，明武宗沉湎玩樂，均以內臣為重。明中期以後皇帝的怠政愈發顯著，明世宗二十年隱居南苑，煉丹修道，明神宗三十年不出內廷，皇帝與內閣接觸的機會少之又少，這無疑加重了太監在其中的戲份。內閣的票擬交由司禮監（內廷太監機構），再由司禮監掌印太監呈遞皇帝，反之皇帝有旨也會先交給司禮監掌印太監後轉遞內閣，君主越怠政，掌印太監權力則越大，甚至有時批紅的實權都落到了太監手中。太祖廢丞相是建立在君主勤政的基礎上，然而在帝王這一世襲的工作崗位上，並不能保證每一位後繼者的業務素質都在統一水平上。朱元璋廢止丞相原意是避免相權侵蝕皇權，但一定程度上又助長了明朝內臣弄權的風氣，明朝也因此成為繼唐之後又一個宦官干政的典型。
也有人會對明朝皇權強化，相權的消失產生質疑，嘉靖中期後，首輔嚴嵩當政二十年，權傾天下，萬曆前期，帝王師張居正總攝國政達十年之久，他們認為這些嘉靖以後的首輔已經權同宰輔。但其實並不盡然，我們以開啟萬曆新政的名臣張居正為例，來試著進行一些分析。
萬曆名臣張居正心裡苦：閣權絕不等同於相權
張居正，隆慶時期是為次輔，萬曆登基後取代高拱就任內閣首輔，由於萬曆帝沖年登基，無法對國事做出判斷，因此張的權利其實來源於萬曆帝母親李太后以及萬曆帝大伴司禮監掌印太監馮保的支持，其後續政治改革的展開也需要依靠這兩人的配合。
但同時張居正並不是法理上的政府首腦，六部聽命於君主而不是內閣，因此當張的改革涉及到具體事務時部院長官就會認為內閣擅權。正是由於內閣沒有部院的領導權，張居正為了節制部院，專門推出了考成法，。依據明制，京官每六年“京察”一次，地方官每三年一次“大計”（均指考察），張居正希望掌握考察權利，影響人事任命，進而節制部院。
具體來說張居正要求各衙門考核的公文不僅要抄送六科給事中，同時也需抄送內閣。由於內閣並無“預聞”的職權，因此當時言官就上疏駁斥。法理上依據的缺乏使得張無法進行有效的申辯，只能向君主請辭，他寫道：“所處者危地，所理者皇上之事，所代者皇上之言。”試想代幼主行事的李太后又怎麼會讓值得信任的張老師離開內閣，自然用皇權將群臣的質疑壓了下去。然而仔細品讀這句話，可以發現這其中也是違背了法理，有明一代為了鞏固皇權甚至都取消了丞相一職，一切詔令出自君主，自然作為皇帝的秘書處內閣更不能干涉皇權，而張居正所言：“所理者皇上之事，所代者皇上之言。”顯然是張居正在君主年少之際，將從太后中獲得的暫攝國政之權當做了相權，雖然其在當時取得了成功，卻犯了大忌，埋下了被萬曆嫉恨的禍根，以至於死後被抄家奪諡。
從上述的論述中我們可以發現，明代的首輔決不能等同於前朝的丞相
首先是因為丞相對於君主的詔令擁有副署權，沒有丞相的簽署，詔令就會缺乏法理，然而首輔即使強勢如張居正也沒有副署權，從法理上來說張只是執行了君主的命令，而事實上由於君主年少，而在其當政時期對於皇權的干涉也因為法理的缺失成為了其被清算的主因之一。
其次是因為丞相有領導六部及其他各衙門的權力，而內閣首輔並沒有，張居正的權力並不是源於內閣而是李太后代表萬曆帝所賦予他的，因此考成法才會在朝堂上遭到反對，也為當時的清流所不喜。
張居正
明朝廢除丞相制度的利弊
那麼我們回過頭來看明太祖朱元璋廢除丞相制度又是否合理呢？
筆者認為朱元璋廢除丞相制度的初衷還是達到了，明朝皇權的加強只有在其後的清朝能夠超越，縱觀有明一代，既沒有像兩漢一樣受制於外戚，也沒有如同李唐一般內製於宦官，外困於軍閥，更沒有出現過一例權臣廢立之事，這無疑是廢除丞相帶來的穩定——在內閣、宦官、部院相互制衡的同時，皇權也相應得到了加強。
其次自元以後，中國的地方勢力逐漸削弱，中央集權日益加強，每次國家動盪也是迅速完成了改朝換代，並沒有形成歷史上常見的大分裂階段。就如開篇所說中國歷史權力的鬥爭主要有兩條一條是皇權與相權的制衡，一條則是中央集權與地方分權的對抗，當中央集權的地位逐漸不可動搖，那麼焦點必將來到皇權與相權的鬥爭，可以說皇權的獨大是封建社會發展的必然趨勢。
丞相的廢除確實導致其後明代諸帝在能力各不相同的情況下，權力真空，引起內閣與宦官，內閣與部院之間的黨爭，以至於行政效率低下。
但是內閣的設置依然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丞相的廢除所帶來得一些政務上的困擾，即使君主怠政，內閣協調下健全的文官體系也能維持國家的運轉。結合歷史實際情況，以內閣製為首的政府體系經歷了276年的風雨之後，接受了人口增長、經濟發展、城市擴大、白銀輸入、通貨膨脹的考驗，也最終消除南倭北虜的外患，甚至在地理大發現時期來臨之前進行了大量的海上冒險，考慮到中國作為當時世界上經濟體量最大、面積最廣、人口最多的國家。筆者引用劍橋明代劍橋史中的一句話做出評價：“很難想象，明代的中國人能設想出一個更令人滿意的政治體制。考慮到它所面臨的客觀環境，明代政府總體來說應該算是同時代世界上最成功的的龐大的政府。”
故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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