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用“四大名著”指稱《三國演義》《水滸傳》《西遊記》《紅樓夢》，已經是一個眾所周知的文學常識了。
這個常識從建立到流傳，至今不過數十年。
1949年之前，沒有“四大名著”之說
古人有把若干個人或若干部作品放在一起，冠上一個總稱的習慣。
比如明朝時，王世貞將《史記》《莊子》《水滸傳》《西廂記》列為所謂“宇宙四大奇書”，馮夢龍把《三國演義》《水滸傳》《西遊記》《金瓶梅》稱為“四大奇書”。清朝的金聖嘆評“天下六大才子書”，包括了《莊子》《離騷》《史記》《杜詩》《水滸傳》《西廂記》。民國時期，胡適研究白話文學史，也總結說，“吾國第一流小說，古唯《水滸》《西遊》《儒林外史》《紅樓夢》四部……”
這些說法當中，無人同時列出《三國演義》《水滸傳》《西遊記》《紅樓夢》這四部書。
簡言之，1949年前，並沒有“四大名著”這種說法。
圖注：金聖嘆所評“第五才子書”《水滸》
書荒時代造就“四大著作”
1951年，人民文學出版社建社，由馮雪峰任社長、總編輯。
他上任之初，提出四項出版計劃，其中包括“中國古典文學名著及民間文藝”。
隨後，配有出版前言、註釋條目，並由沈尹默題寫書名的《水滸（七十回本）》（1952年9月）、《三國演義》（1953年11月）、《紅樓夢》（1953年12月）、《西遊記》（1954年6月）相繼問世。①
這幾本書在當時能點校刊印，有著特殊的歷史背景。
1953年7月，在中科院文學研究所古典文學組的會議上，鄭振鐸轉達周揚的指示：
“及早把最流行的小說如《三國演義》《金瓶梅》等，全面地介紹出來，即重新出版。
據統計，
1949年10月~1966年4月，《水滸》印了267萬冊、《三國演義》印了646萬冊，《西遊記》印了379萬冊，《紅樓夢》印了284萬冊。這是當時古典文學類圖書中印量最大的幾種。 1953年版《三國演義》，被列入“中國古典文學讀本叢書”，尚無“四大名著”之稱。
1953年版《三國演義》，被列入“中國古典文學讀本叢書”，尚無“四大名著”之稱。
“文革”爆發後，圖書出版受到嚴重影響。
1971年3月，新華書店北京發行所向國務院彙報情況：截至1970年，該所庫存中央一級出版社所出圖書共1.2萬多種。除領袖著作、領袖像、樣板戲劇本等書外，大部分是“文革”前出版的，其中封存和不允許發行的圖書有7870多種，人民文學出版社的幾部古典小說也在此列。
針對這種不正常的出版狀況，1971年7月，全國出版工作座談會上傳出批示：
“有的地方把封存的圖書都燒了，我看燒的結果就是後悔，應該選擇一些舊的書籍給青少年批判閱讀，使他們知道歷史是怎麼發展來的……把《魯迅全集》和《紅樓夢》《水滸》等古典名著封起來幹什麼？這不是滑稽得很嗎……有些舊書可以重印，圖書館應該清理、開放。”
此處，提到《水滸傳》和《紅樓夢》時，使用了“古典名著”這個詞。
得到風聲的沈從文在給朋友的信中說：
“如今年能度過夏秋三關，到四史印出發行時，和傳說廿八種舊書解禁中《三國》《水滸》《西遊記》《紅樓夢》四大著作，為加點新註解供編注參考，倒比較近於實事求是。”
此處，沈從文將這幾本書並稱為“四大著作”，與“四大名著”的說法已比較接近。
不久後，美國總統尼克松訪華，各地書店被要求投放《紅樓夢》《三國演義》《西遊記》《水滸傳》，以顯示中國圖書市場的繁榮。但此時人民文學出版社、北京新華書店總共只存有這四部書3800多部，不敷使用。新華書店北京發行所接到指示，將這些書向尼克松將要訪問的北京、上海、杭州分別投放1000部、700部、400部，其他15個城市各發20~50部，規定“只賣給外國人，不供應國內讀者”。⑧
這種不審慎的做法，引起了讀者的不滿，還遭到外國記者的嘲諷。作為應對，新的指示要求：
“馬上通知上海、杭州，不能那樣辦，那樣辦是錯誤的。如果沒擺出來就不要擺了，已擺出來，賣光算了。”
隨後，這幾部小說獲准重印。至1972年4月，《紅樓夢》《三國演義》《水滸傳》印了20萬部公開發行；到1972年底，這四部書共計印137萬部；1973年，《紅樓夢》加印50萬部，依舊供不應求。
自1972年起，還開始從海外進口古舊書籍。僅就“四大著作”統計，1973年春節後半個月，郵寄進來6909部；1973年10月12日~20日，郵寄進來11190部。
1975年8月14日，有指示要求“（《水滸傳》）百回本、百二十回本和七十一回本，都要出。把魯迅的那段評語印在前面。”15日凌晨，國家出版局收到姚文元傳達的指示。很快，北京、上海等各地，開始大量出版各種版本的《水滸傳》。
在“1978~1984年期間對個人影響最大的書”的調查結果中，位列前三名的是《紅樓夢》《西遊記》《三國演義》，《水滸傳》排在第五名。由於“書荒”的原因，這四本古典小說，幾乎成了那個年代識字民眾的必讀書。
圖：尼克松訪華，遊覽長城
80年代，出現了“四大名著”的說法
上世紀80年代，“四大名著”的說法已正式出現。
如1981年出版的鄭國銓等編著《文學理論》一書中說道：
“
中國古典長篇小說中的四大名著《三國演義》《水滸傳》《西遊記》《紅樓夢》，將紛紜繁複的生活事件……組織在一個完整的大廈之中。”
1983年紅旗雜誌文藝部編的《論文藝與群眾》中，收有一篇署名田丁的《堅持馬克思主義的典型論》，也說道：
“《三國演義》《水滸傳》《西遊記》《紅樓夢》所以成為古典文學四大名著，同它們塑造了眾多的藝術典型是分不開的。”
使用“四大名著”這一名義，打包出版這四部小說，在90年代已成為一種文化現象。
較早者，如《漫畫四大名著》（長征出版社，1995年）、《中國古典四大名著（合訂珍藏本）》（海天出版社，1996年）等。進入21世紀，在名字上加冠“四大名著”的書，從小說叢書到研究論著，就數不勝數了。
綜而言之，“四大名著”這一稱號，出現並逐漸深入人心的歷史是很短暫的。它們被稱為“四大名著”，是因為它們在最近的幾十年裡，因許多非常偶然的原因，成了出版最多、被國人閱讀最多的古典小說，進而約定俗成有了“四大名著”這樣一個稱呼。
至於它們是不是“中國古典小說中水平最高的作品”，那就仁者見仁、智者見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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