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記》開創了中國史傳文學的先河，在《史記》之前，中國的歷史書只有兩類，一類是編年體，就是按年代來記述歷史的，這其中最有名的像《春秋》，像《左傳》，這是編年體的；另一類就是國別史，按時國家來記載歷史的，比如說像《國語》，像《戰國策》。沒有紀傳體的通史。所謂紀傳體就是按人物為中心來記述歷史的，《史記》是中國第一部紀傳體的通史。這一點對後世影響很大，所以從《史記》以後，中國所有的正史，也就是我們經常說的二十四史都是紀傳體。不過《史記》是紀傳體的通史，其他諸史都是紀傳記的斷代史，就是一個朝代一個朝代的歷史。
《史記》和其他的史書雖然都是二十四史，但是有很大的差別。
第一點，《史記》充滿了愛憎之情，這一點是其他史書不具備的。本來一個史學家記述歷史只要求客觀地、公正地記述，不要求抒發感情。但是《史記》記述人物的時候，往往帶著作者自己強烈的愛憎之情。他特別對一些悲劇人物，像《項羽本紀》寫項羽，《李將軍列傳》寫李廣，對這些人物的記述，《史記》可以說寫的是悲歌慷慨，蕩氣迴腸，非常令人感動。
《史記》的第二個特點，就是對人物的記述融入了很多文學的手法。比如說“鴻門宴”，“鴻門宴”一直被選為我們高中語文課本的傳統教材，達半個多世紀。“鴻門宴”簡直就是一部小說。
第三，《史記》還起填補了我們中華民族歷史上許多人物史的空白。換句話說，如果沒有《史記》的話，我們中華民族很多偉人我們今天就不知道了。比如說《論語》的作者孔子，司馬遷在《史記》中間寫了一個《孔子世家》，第一次完整地勾劃了孔子的一生。這是迄今為止有關孔子的第一部，也是最權威的一部人物傳記。《史記》還融入了作者對封建帝王的批判，這一點就更不簡單。我們可以舉兩個例子來說，司馬遷在《史記》中間批判最尖銳的是兩個人，一個是大漢王朝的開國皇帝劉邦，第二個是司馬遷生活的當代皇帝漢武帝。一個史學家敢批判開國皇帝，敢批判自己的頂頭上司，這是了不得的。沒有膽量是不敢寫的，司馬遷既寫了漢武帝廣招賢才，最終成就大業的他的事蹟，同時也寫了劉邦心胸狹隘，殺戮功臣，語言粗俗，寫了他很多不良的記錄。至於對漢武帝的揭露更是比比皆是，這就是《史記》的實錄精神，批判精神，這麼一部偉大的史學著作，是誰來完成的呢，是司馬遷。
司馬遷的身世其實並沒有特別之處，他是一個史官家庭，行過萬里路，讀過萬卷書，雙師從過當時的一些名師，這都是當時的一些普通的史官所具備的。那麼是什麼事件讓司馬遷完成了一個鉅變，由一位普通的史官，變成了一個偉大的史學家呢？是命運。
畫外音：公元前145年，司馬遷出生於一個普通的史官世家，他的父親司馬談是漢武帝時期的史官。司馬談去世之後，司馬遷繼承了他父親的職務，繼續在漢武帝朝擔任史官。在這種情況下，司馬遷閱讀了大量的宮廷藏書，這些都為《史記》有寫作做了準備。但是，如此家學，如此經歷，如此條件的史官在中國封建社會不足為奇。充其量，司馬遷也只是一個普通的史官而已。那麼，是什麼事件使司馬遷完成了由一位普通史官到偉大史學家的轉變呢？
公元前99年漢武帝時期，因為外交上的失敗，漢匈關係又緊張起來，漢朝與匈奴的戰端重開，漢武帝派自己的寵妃李夫人的哥哥李廣利領兵討伐匈奴，然而就是這次與匈奴開戰，引發了後來司馬遷命運的轉變，那麼在與匈奴的作戰中，到底是什麼事件改變了司馬遷的命運軌跡呢？這個事件發生在漢武帝的天漢二年，也就是公元前99年，這一年，漢武帝派了一位將軍叫李廣利，此人是漢武帝最寵幸的愛妃之一李夫人的長兄，就是他最喜歡的嬪妃李夫人的哥哥，讓李廣利帶領軍隊去攻打匈奴。當然漢武帝的主觀目的是想讓李廣利藉著軍功封侯。同時，為了保證李廣利從軍的順利，漢武帝讓當時的一位名將叫李陵，讓李陵去為李廣利搞後勤保障，史記的記載叫“將輜重”，就是去做後勤保障。但是李陵不願意這樣做，李陵公開提出來，他願意帶他的五千步兵單獨出征，以分散匈奴對李廣利的軍事壓力。這件事情，讓漢武帝心裡很不滿。武帝就覺得李陵太不給面子，所以就告訴李陵，我沒有多餘的騎兵配給你。那言外之意說，你要出征你就帶你的五千步兵出征。就在這種情況下，李陵就帶著他的五千步兵出征了。當然李陵出征的開始很順利，沒有遇到什麼阻力，而且李陵還馬上派人回來，畫了地圖，回來向漢武帝報告了進軍順利的情況，武帝也很高興。
但是後來的情況就發生了急劇的變化，因為李陵的五千步兵，遇見了匈奴大單于帶領的三萬匈奴的主力。李陵確實很能打，李陵的五千步兵把大單于的三萬軍隊殺死了幾千人。大單于兵力雖然是六倍於李陵，但是佔不到便宜，所以匈奴的單于就覺得李陵這個步兵太不簡單，一怒之下，因為他覺得我三萬人打不垮你的五千人，心裡過不去。緊急之下，他又把左右賢王調來了八萬軍隊，加上大單于的軍隊一共是十一萬騎兵，對付李陵的五千步兵。李陵在這種情況下是且戰且退，而且是越戰越勇，最後打到匈奴的大單于都覺得這個仗打不下去。大單于就準備撤兵了，但是就在這個時候，發生了一個意外的突發事件，這個事件，就是李陵有一個部下，受了他上級的侮辱，這個人一怒之下，去投靠了匈奴的單于，叛逃了，然後，就報告了李陵這個軍隊的兩個重要的絕密軍情。第一，李陵沒有後援部隊，你可以放心地打，他沒有後援。第二，李陵的這個步兵之所以能夠打，主要依靠的是他有一種可以連發連射的弓箭，叫弩機。它就是一種弓箭的升級改造版本，這個箭它用機器發射，可以連發連射的，說他弩機的箭快要用完了。這樣一說，這個匈奴的單于就覺得有希望了，也不撤兵了，然後集中他的軍隊對李陵發動總攻。而且李陵的軍隊當時行進在山谷裡，這個單于的軍隊，匈奴的軍隊，是在兩邊的山上，往這個山谷裡面扔這個大石塊，所以李陵剩下的三千士兵傷亡慘重，這個仗打不下去，而且箭沒有了，所以在這種情況下，李陵就覺得打不下去，分散突圍吧。突圍的時候，最後他的三千士兵中間只有四百個人逃回來了。李陵的副手陣亡了，李陵是被俘投降了，這就是歷史上非常有名的李陵事件。
李陵兵敗投降的消息傳到漢武帝的耳中的時候，漢武帝是震怒，非常生氣，大臣們看到皇帝生氣了，輿論是一邊倒，大臣們紛紛要求要嚴懲李陵。就是在這個時候，漢武帝看見了他身邊的司馬遷，因為司馬遷作為太史令朝議的時候他是要參加的，他問司馬遷什麼看法。司馬遷看見武帝非常生氣，他為了寬一寬漢武帝的心，司馬遷就講了三點：第一，李陵是個國士。國士是一國之中最優秀的人才稱之為國士，李陵是個國士，他一心一意想的就是報效國家，這是第一點。第二點，李陵以五千步兵，和匈奴單于打了十幾天仗，且戰且退，他殺的敵人遠遠超過了他五千步兵的人數，他立下的功勞也足以告慰天下。第三，司馬遷認為司馬遷不是真降，是偽降。李陵將來如果有機會的話一定會找機會報答漢朝的。
本來司馬遷說這幾句話，是想寬漢武帝的心，同時也為李陵做一點開脫，但是他萬萬沒有想到的這個話剛剛落地，漢武帝是龍顏大怒，立即把司馬遷下到牢獄之中，定為誣上，就是誣陷皇上。這是一個非常重的罪啊，誣上罪處理的決定，死刑。司馬遷就因為李陵之禍一下子被打入死囚牢，判了死刑。
按照漢代的規定，判為死刑的人有三種選擇：第一，伏法受誅，就是等著被處決；第二，以錢贖命，就是交出來五十萬，可以免死；第三，接受宮刑，宮刑就是閹割一個男子的生殖器官，這叫宮刑。司馬遷這個時候已經《史記》開始寫作了一段時間，如果這個時候他接受死刑的話，《史記》就完了，《史記》就寫不出來了。在這種情況下，司馬遷不可能接受死刑，那麼不能接受死刑剩下兩條路。第一，拿錢來，第二，接受宮刑。司馬遷這個官，雖然是太史令，經常在皇帝身邊，但是屬於中低收入啊，司馬遷家裡沒有錢，拿不起五十萬，只剩一條路。你又不願意死，又沒有錢，剩下一條路——宮刑。所以司馬遷最後為了完成《史記》接受了宮刑。這件事情，就是我們所說的影響司馬遷，改變司馬遷一生的一個最大的事件——李陵事件。畫外音：李陵之禍對司馬遷來說無疑是一次重大的打擊，司馬遷在絕望中選擇了宮刑。宮刑不單是殘酷的肉刑，也是對精神和尊嚴的粗暴踐踏。西漢時期，很多人甘願一死，也不願意接受宮刑。那麼選擇宮刑對司馬遷來說意味著什麼呢？他的生活將發生什麼樣的變化呢？李陵事件對司馬遷影響非常之大。
首先，身份另類。司馬遷原來的身份本來是中央政府的一個官吏，接受宮刑了以後，他成了一個不是太監的太監了，這個對於司馬遷來講打擊太大，因為他的身份變了。首先，成了一個男人的另類，他不是男人。第二，他成了一個士大夫的另類，他不可能被士大夫的階層所接受。第三，他成了一個文化人的另類，也就是說司馬遷本來是個文化人，是一個士大夫，是一個讀書人。但是現在，他原來所歸屬的群體把他開除了，不承認他是男人，不承認他是文化人，不承認他是士大夫。這個對司馬遷的打擊非常之大，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終生羞辱。司馬遷在談到自己接受宮刑痛苦的時候，說過幾句非常沉痛的話。他說，行莫醜於辱先，而詬莫大於宮刑。說一個人活在世上，你做的最大的錯事，莫過於侮辱了你的祖宗。說一個人在社會上生活，你被人指責的最大的過失，莫過於你接受了宮刑。所以司馬遷後來談到，他在一篇很有名的書信，叫做《報任安書》，也叫做《報任少卿書》，在這個書信中間談到他接受宮刑以後的那個痛苦。他說是“腸一日而九回”，說腸子一天不知道要轉動多少次。“居則忽忽，若有所亡，出則不知所如往”，他說坐到家裡頭，就精神恍惚，出去以後，不知道往哪裡去。“每念斯恥，汗未嘗不發背沾衣也”，一想起接受宮刑的痛苦，脊背上的冷汗馬上就滲出來，把他的衣服，後背的衣服全部給浸溼了，溼透了。所以他覺得接受宮刑以後，這個恥辱和他的生命是相伴的。所以司馬遷感到這個恥辱是太大了，這是第二點。
第三點，才命相違。司馬遷是一個很有才能的人，但是李陵之禍的這個命運，讓他的才和他自己的命發生了尖銳的衝突。所以他說他自己啊，即使才懷隨和，行若由夷，就是說我懷著像和氏璧，像隨侯珠，那樣的才能，我即使像古代的那個賢人許由、伯夷，那麼高潔的高士，但是別人看我怎麼樣呢？把我看得一錢不值。“終不可以為榮”啊。這個道理很簡單，因為人他是一種社會性的動物，人的社會性是人區別於動物的一個根本的區別。作為一個社會性的人，他必須要得到社會的承認。司馬遷接受宮刑後，最大的一點就是他不被這個社會所承認。所以司馬遷保全自己生命的代價，是付出了作為一個人的尊嚴，這是一個慘痛的代價。所以接受宮刑以後，作為男人的司馬遷死掉了，作為一個封建士大夫的司馬遷也死掉了，但是在《史記》中間激揚文字的那個太史公卻獲得了新生。這就是司馬遷一個歷史性的轉變。
畫外音：西漢時期，宮刑是一種殘酷的精神與身體的雙重懲罰，受刑者終生受辱，生不如死，就連司馬遷這樣意志堅強、胸懷大志的人，每當想起自己受宮刑這一恥辱都要發汗沾衣。可以想見，宮刑是一種多麼殘酷的刑罰。而接受宮刑的司馬遷已經四十七歲了，《史記》的寫作進行了一段時間，那麼在接受了精神與身體的雙重摺磨以後，即將邁入知天命之年的司馬遷，對人生，對社會有一個什麼樣的認識呢？
接受宮刑以後，司馬遷被迫從一個被人們看不起的社會最底層的那個社會身份去看待人，看待人生，看待歷史，所以他對歷史人物的評價和他接受宮刑之前，和二十四史的其他史學家對人物的評價，發生了根本性的轉變。那麼這種改變，我們可以從幾個方面來談。
首先，改變了司馬遷的生死觀。我們都知道司馬遷說過幾句非常有名的話，說“人固有一死，死有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司馬遷對生死的看法在李陵之禍的前後發生了根本的轉變。比如我們看《史記》，《史記》中間有一篇叫《季布列傳》，寫項羽手下的一個將軍叫季布。這個人在項羽手下是一員猛將，多次打敗劉邦，所以劉邦對他很恨。項羽自殺以後，那麼劉邦一直通緝季布，而且下令，誰要窩藏季布要夷誰三族。季布沒有辦法就先投靠了一個人家，後來由這個人家將他轉賣到當時的一個大俠郭家（應為朱家）的家裡頭。郭家知道買來的這個奴僕就是季布，然後郭家（朱家）到京城親自找到劉邦最信任的太僕，就是夏侯嬰，滕公，就是替劉邦趕車的車伕。然後給滕公講了一番話，說你劉邦當了國君以後，你能把項羽手下的臣子殺光嗎？不可能啊，而且你剛剛得了國君，你就為了報自己一己之私怨，非要殺季布這個人。如果你真把季布逼急了，那麼要麼他向北面逃向匈奴那兒，要麼他向南面跑到南越那兒去，你不等於拿一個壯士去資助你的敵人嗎？說完這個話以後滕公很信，相信郭家（朱家）的話，他用這個話去勸劉邦，劉邦後來聽了這個勸以後就赦免了季布。季布在劉邦那個朝做了郎中，到了惠帝朝，季布就做了中郞將，到了文帝朝，季布就做了太守。季布後來成為西漢開國的名臣。司馬遷在最後談到季布的時候他就非常有感慨，季布在項羽在世時那麼一個將軍，他最後能夠那麼忍辱負重地去做人家的奴隸，他不覺得做奴隸為恥，他就是因為覺得自己有才，這個才不能白白地浪費掉，所以他忍辱負重地活下來。我們看司馬遷對季布的認識，對季布的評價，實際上是他經歷了李陵之禍以後，他才認識了季布，他才能夠正確地評價了季布。所以我們讀史書，我們讀《史記》，要想真正地讀懂《史記》，我們必須要領悟人生，領悟社會。我們對人生對社會理解得越深刻，越能對《史記》領悟得越深刻。
再一點，司馬遷接受宮刑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家裡沒錢啊，要有錢司馬遷何至於受此大辱啊。所以李陵事件以後，司馬遷對錢有了嶄新的看法。所以司馬遷就覺得，人追求富有是人的本性，是沒有過錯的，只要取之有道。所以司馬遷在《史記》中間專門寫了一篇叫《貨殖列傳》，在《貨殖列傳》中間他充分地肯定了人們追求富有的正當性。所以司馬遷舉了很多例子，其中最有名的有這麼一段話，他說“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說天下的人熙熙攘攘跑來跑去為了什麼？都是為了一個“利”。他說上至諸侯王，下至編戶百姓，人們都在追求利，追求利本身並不是錯的，錯的只是你追求利的不正當的手段。而這個觀點，也是司馬遷從自己的慘痛的教訓中間總結出來的。所以司馬遷在兩千多年之前，就認識到人們追逐物質利益的正當性是非常了不起的。我們應當感謝司馬遷，應當感謝《史記》。
再一點，李陵之禍也徹底地改變了司馬遷對歷史人物的評價。所以《史記》對許多人物的評價表現得特別犀利深刻，我們可以舉一個例子，《史記》有一篇叫《蕭相國世家》，寫劉邦手下的一個重臣叫蕭何。蕭何是劉邦最信任的大臣啊，但是在漢高祖十年陳豨叛亂的時候，呂后說韓信勾結陳豨叛亂，把韓信殺了。當劉邦得知呂后殺了韓信以後，劉邦立即加封了蕭何，給蕭何加封了五千戶，而且給蕭何派了五百里名士兵。蕭何很高興，宴請文武百官。可是就在這個時候，有一個人，這個人叫召平，他去到蕭何的宴會上去打他的興頭，為他弔喪。說皇上在外面平叛，你並沒有什麼特殊的貢獻，之所以對你加封，是因為皇上因為韓信的事件以後對你不信任了。這個加封之後一旦皇上回來肯定要收拾你，蕭何聽了以後酒也不喝了，把賓客全部趕走，找不出來一個辦法。這個人就幫他想了一個辦法，說你怎麼辦呢？你要想化解這場危機，那你只有怎麼辦，你把你家裡的財產全部捐出來。這個蕭何沒有辦法，就忍痛把自己的全部家財捐給劉邦作為軍費開支。當蕭何把自己全部家財捐出來的這個奏章送到劉邦手裡以後，司馬遷寫了五個字“高帝乃大喜”。漢高祖劉邦看到蕭何的奏章後非常高興，這五個字來之不易，這五個非常深刻地把一個開國皇帝對開國功臣的猜忌心理揭露得淋漓盡致。劉邦可以懷疑任何人，但是劉邦不應該懷疑蕭何。蕭何當年跟劉邦是在一個縣，當蕭何是一個副縣級幹部的時候，劉邦還是個泗水亭長啊，蕭何當時就很照顧他。從劉邦起兵以後，蕭何就跟著劉邦。而且蕭何不是一個人跟，他是帶著全族的人跟著劉邦打天下。所以劉邦打了天下以後要論功行賞，大臣們都主張說曹參功勞第一，應當曹參先封。劉邦說不對，應該先封蕭何。劉邦當時還舉了一個很有名的例子，他說你看見那個打獵的嗎？打獵的時候有獵人，還有獵狗，那個獵狗是追捕獵物的。你們所有在外面攻城掠地的大將都不得是那個獵狗，所以你們叫功狗。而那個蕭何他是指使獵狗追逐獵物的獵人，他叫功人。劉邦就提了這麼個理論，說蕭何是功人，曹參這些人都是功狗，那麼狗和人相比誰的功勞大呢？當然人的功勞大。所以蕭何第一，曹參第二。這麼一個蕭何，劉邦晚年竟然猜忌到他，而司馬遷就把這個劉邦對功臣的猜忌給揭露出來了。二十四通讀下來，沒有一個史學家能夠像司馬遷這樣犀利深刻地把開國皇帝的內心的隱秘剖析得如此清楚。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因為李陵事件以後，司馬遷對皇帝的專制，對皇帝的殘忍，有了新的認識。漢武帝借李陵事件戕害了司馬遷，他也改變了司馬遷的人生的軌跡。同時，漢武帝的作為也造就了一個偉大的史學家和一部偉大的史學著作《史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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