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时应断然将我华北全部驻军一举撤至山海关一线，近卫（文麿）首相亲飞南京，与蒋介石促膝长谈，解决日中之根本问题。”
七七事变，占领卢沟桥的日军
1937年7月，日本“中国驻屯军”在北平郊外挑起“卢沟桥事变”，中日全面战争爆发。但在海的彼端，日本著名的战略家石原莞尔却突然提出，应尽快促成两国首脑会面，谋求尽快解决“事变”，恢复和平。他还留下一句经典评价，可谓一语成谶：“对华战争的结果，将危如西班牙战争中的拿破仑军队同样，陷入沼泽而成破灭之伏笔”。
当然，石原莞尔并不是什么和平使者，事实上1931年“九一八事变”正是时任关东军作战参谋石原莞尔在背后策动，这也成为日本走向军国主义的关键性事件。他本人靠着这份“军功”而逐步晋升，到1937年已经晋升为参谋本部第一部长、陆军少将，掌管全国军队的调遣，进入高级军官行列。
一位军国主义时代的开启者，为什么会在“七七事变”这个关键节点要求“事变不扩大”呢？这就需要解析“军国主义”与“事变不扩大”的深层含义。
·上位企图：以军统国的思想基础
根据战后日本政府发布的官方见解：“军国主义”以侵略扩张作为主要目的，并将一国的政治、经济、法律、教育等组织为战争而服务。
但按照这一定义，1937年的日本并未完全实现“军国主义”体制：日本议会存在大量民主政党，经常反对军队预算的无底线扩张，妨碍日本军队的扩张速度；不少政治家对纳粹思想持反对态度，政党元老西园寺公望就给首相定下一个严厉标准“近法西斯者绝对不可”；没有哪部法律允许政府强行动员国民、强制征收工业设施备战，军队与民间的勾连程度也不够高。军部的扩张思想首先会受到政府内的政治家拦截，随后会在议会里被政党攻击，效率自然会降低下来。总体而言，日本军国主义体制并没有成型，这也是1937年“石原小团体”的努力方向。
石原莞尔
所谓“石原小团体”，是石原莞尔在关东军期间志趣相投的政治盟友，均热心于对苏联作战。1935年底，石原莞尔联络南满铁路公司的宫崎正义、十河信二（后来的“新干线之父”）创立“日满财政经济研究会”，研究认为到1941年之前，日本必须要准备好对苏联全面开战。这就需要“根本革新”整个日本的政治与经济体系，形成各种制度与各项产业支撑军队发展的“总体战”体系，建立“高度国防国家”。
时代的动荡也让石原莞尔看到希望：1936年2月26日，20余名青年将校主导上千士兵发动军变，暗杀多名政府高官，造成内阁解体；虽然军变最终遭到镇压，但新成立的广田弘毅内阁却全面倒向军部，宣布以“广义国防国家”与“准战时体制”等军国主义体制为日本以后的“国策基准”；1937年2月，由于无法调和议会第一大党“立宪政友会”与陆军之间的军费预算之争，首相广田弘毅宣布解散内阁；随后陆军大将林铣十郎接任首相，在3月31日强行通过高额的军费预算，此举虽然满足陆军利益，却遭到政党的强烈反对，不得不在6月4日再度解散内阁。两任内阁都极为短命，使得日本政府无法做到政令通达，高层政治陷入一片混乱。
也就在6月，“日满财政经济研究会”提出一份《政治行政机构改革案大纲》，提出应以伪“满洲国”的“协和会”为“政体改造”目标，建立“一国一党制”。所谓“协和会”是石原莞尔在1932年一手炮制的政党，其政党总部直接把控伪“满洲国”高层政治，分会更是遍布整个伪“满洲国”境内、掌握着各地方政府的实际权力，是日本进行殖民统治的重要工具。在石原莞尔看来，如果能在日本复制这一制度，将林林总总的政党都集中为“日本国权社会党”，便可达成“一国一党制”，消除阻碍军国主义的政党势力阻挠。
在石原莞尔看来，既然要实现自身的政体改革思路，就必须要维护一个稳定的外部环境，所以当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时，他尽全力想要阻止事态扩大化。不过他并没有想到，新成立的近卫内阁却对“不扩大化”有着完全不同的理解。
·军事扩张：“不扩大派”走向颓势
近代日本先后挑动“九一八事变” 、“七七事变”、“八一三事变”，但高层政界对数起事变的官方态度都是“不扩大化”；而最终结果上，军队一次次突破“不扩大化”方针，走向“扩大化”。
从字面意思来看，“扩大化”与“不扩大化”两种思想的区别在于是否扩大战争范围；但从实际情况看，“扩大化”主要是寄希望于以武力扩张解决所有问题，而“不扩大化”则是认为武力扩张无法解决所有问题、在武力扩张的同时还必须搭配使用外交手段。
后一种解释也恰好符合“七七事变”之后日本军政各界的实际行动：7月9日，日本内阁发布“不扩大化”方针，中日前线军队在7月11日达成停战协定；但与此同时，日本参谋本部马上从国内抽调3个师团前往华北地区，力求保持对中国军队的战略优势；近卫内阁则迅速在7月26日为陆军增加9700万日元的预算。7月28日，第一批抵达华北的日本陆军进攻北平南苑，并在8月1日占领整个平津地区。应该说，对于日本高层而言，仅仅占领平津地区就已经算是“七七事变”的“不扩大化”处理，正如陆军大臣杉山元所言：“所谓不扩大，只是避免全面战争，而不是不顾皇军的威信”。
但即便是这种不完整的“不扩大化”，也随即走向崩溃。
石原莞尔数度提及“早期和平”论调，以防陷入战争泥沼之中。近卫文麿一开始对这种思路还算认同，派人与南京政府财政部长宋子文取得联系，并派特使前往上海。但由于日本海军阻挠，特使被日本宪兵扣押在境内不许出国，性格软弱的近卫文麿最终打消念头，不再提及与蒋介石会面一事。石原莞尔一气之下大骂“遇此危机而优柔寡断，灭日本者近卫也！”
近卫文麿
海军敢于阻挠和平工作，自然是有蠢蠢欲动之心。8月13日，日本海军特别陆战队开始进攻上海的中国军队，战争不可避免地走向“扩大化”；到8月14日，海军大臣米内光政公开声称：“事态不扩大主义已经消灭了，打到南京去，海军将做应做的一切”。随着“淞沪会战”拉开序幕，8月17日，近卫内阁决定放弃“不扩大化”方针，日本一头扎进全面战争的牛角尖中，石原莞尔相对“过时”的思想自然让他站在了整个日本军队的对立面。
虽然外界已经不再能提供一个稳定环境，但石原莞尔依旧希望在“不扩大化”与“扩大化”之间寻求平衡，随即建议成立“大本营”。按照1893年《战时大本营条例》规定，大本营是战时日本最高统帅部，由参谋部门负责指挥协调陆海军各项事务。只要能够成立大本营，军部就能够以“天皇统帅权”作为后盾，将属于内阁及政府的权力窃取到参谋本部，实现“以军统国”的国家体制；而石原莞尔正是参谋本部第一部长，直接负责陆军作战计划制定工作，自然能够直接决定是否“扩大化”。
石原莞尔的计划虽然很符合日本军部要求，但他的“不扩大化”主张却遭到以东条英机为核心的“军中央派”强烈反对，“大本营”成立一事反而以“目前不处于战争状态”（中日双方均未正式宣战）为由推迟下去。这一期间，“石原小团体”的浅原健三、十河信二先后遭到宪兵调查，石原莞尔面临着极为险恶的政治局势。
经历一系列打击，石原莞尔在军队中失去地位，9月6日，石原莞尔被迫签署命令，允许日本陆军增兵上海；而到9月27日，日本军部内部改组，石原莞尔离开参谋本部，被降职到关东军担任副参谋长，从此淡出主流军界。
·终局：“近卫新体制”
有别于石原莞尔力求以“不扩大化”作为实现政治体制改革的基础，首相近卫文麿却恰恰相反，反而以战争“扩大化”作为走向“一国一党制”的基础。
1937年10月，日本政府设立“企画院”，负责取缔自由经济、建设统制经济；11月，日本废止《战时大本营令》，新发布《大本营令》，明确提出“大本营”可由天皇发动“统帅权”在非战时设立；1938年4月，日本颁布《国家总动员法》，并从5月开始引入“战时经济体制”。最终到1940年6月，近卫文麿发布《新体制声明》，将众多既有政党合并为“大政翼赞会”，其成员在议会之中占据绝对多数。如此一来，军部的扩张思想便能够顺利通过政府形成决议，并迅速在议会中获得多数赞成，日本军国主义体制正式建成。
但到这时，石原莞尔这位“昭和陆军的异端儿”早已被东条英机排挤出军界，只能以预备役军人身份出版军事著作。也正因为与东条英机有矛盾，石原莞尔虽是“九一八事变”的肇事者与日本军国主义体制的胎动者，却在二战之后逃脱美军审判，得以颐养天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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