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時應斷然將我華北全部駐軍一舉撤至山海關一線，近衛（文麿）首相親飛南京，與蔣介石促膝長談，解決日中之根本問題。”
七七事變，佔領盧溝橋的日軍
1937年7月，日本“中國駐屯軍”在北平郊外挑起“盧溝橋事變”，中日全面戰爭爆發。但在海的彼端，日本著名的戰略家石原莞爾卻突然提出，應儘快促成兩國首腦會面，謀求儘快解決“事變”，恢復和平。他還留下一句經典評價，可謂一語成讖：“對華戰爭的結果，將危如西班牙戰爭中的拿破崙軍隊同樣，陷入沼澤而成破滅之伏筆”。
當然，石原莞爾並不是什麼和平使者，事實上1931年“九一八事變”正是時任關東軍作戰參謀石原莞爾在背後策動，這也成為日本走向軍國主義的關鍵性事件。他本人靠著這份“軍功”而逐步晉升，到1937年已經晉升為參謀本部第一部長、陸軍少將，掌管全國軍隊的調遣，進入高級軍官行列。
一位軍國主義時代的開啟者，為什麼會在“七七事變”這個關鍵節點要求“事變不擴大”呢？這就需要解析“軍國主義”與“事變不擴大”的深層含義。
·上位企圖：以軍統國的思想基礎
根據戰後日本政府發佈的官方見解：“軍國主義”以侵略擴張作為主要目的，並將一國的政治、經濟、法律、教育等組織為戰爭而服務。
但按照這一定義，1937年的日本並未完全實現“軍國主義”體制：日本議會存在大量民主政黨，經常反對軍隊預算的無底線擴張，妨礙日本軍隊的擴張速度；不少政治家對納粹思想持反對態度，政黨元老西園寺公望就給首相定下一個嚴厲標準“近法西斯者絕對不可”；沒有哪部法律允許政府強行動員國民、強制徵收工業設施備戰，軍隊與民間的勾連程度也不夠高。軍部的擴張思想首先會受到政府內的政治家攔截，隨後會在議會里被政黨攻擊，效率自然會降低下來。總體而言，日本軍國主義體制並沒有成型，這也是1937年“石原小團體”的努力方向。
石原莞爾
所謂“石原小團體”，是石原莞爾在關東軍期間志趣相投的政治盟友，均熱心於對蘇聯作戰。1935年底，石原莞爾聯絡南滿鐵路公司的宮崎正義、十河信二（後來的“新幹線之父”）創立“日滿財政經濟研究會”，研究認為到1941年之前，日本必須要準備好對蘇聯全面開戰。這就需要“根本革新”整個日本的政治與經濟體系，形成各種制度與各項產業支撐軍隊發展的“總體戰”體系，建立“高度國防國家”。
時代的動盪也讓石原莞爾看到希望：1936年2月26日，20餘名青年將校主導上千士兵發動軍變，暗殺多名政府高官，造成內閣解體；雖然軍變最終遭到鎮壓，但新成立的廣田弘毅內閣卻全面倒向軍部，宣佈以“廣義國防國家”與“準戰時體制”等軍國主義體制為日本以後的“國策基準”；1937年2月，由於無法調和議會第一大黨“立憲政友會”與陸軍之間的軍費預算之爭，首相廣田弘毅宣佈解散內閣；隨後陸軍大將林銑十郎接任首相，在3月31日強行通過高額的軍費預算，此舉雖然滿足陸軍利益，卻遭到政黨的強烈反對，不得不在6月4日再度解散內閣。兩任內閣都極為短命，使得日本政府無法做到政令通達，高層政治陷入一片混亂。
也就在6月，“日滿財政經濟研究會”提出一份《政治行政機構改革案大綱》，提出應以偽“滿洲國”的“協和會”為“政體改造”目標，建立“一國一黨制”。所謂“協和會”是石原莞爾在1932年一手炮製的政黨，其政黨總部直接把控偽“滿洲國”高層政治，分會更是遍佈整個偽“滿洲國”境內、掌握著各地方政府的實際權力，是日本進行殖民統治的重要工具。在石原莞爾看來，如果能在日本複製這一制度，將林林總總的政黨都集中為“日本國權社會黨”，便可達成“一國一黨制”，消除阻礙軍國主義的政黨勢力阻撓。
在石原莞爾看來，既然要實現自身的政體改革思路，就必須要維護一個穩定的外部環境，所以當1937年“七七事變”爆發時，他盡全力想要阻止事態擴大化。不過他並沒有想到，新成立的近衛內閣卻對“不擴大化”有著完全不同的理解。
·軍事擴張：“不擴大派”走向頹勢
近代日本先後挑動“九一八事變” 、“七七事變”、“八一三事變”，但高層政界對數起事變的官方態度都是“不擴大化”；而最終結果上，軍隊一次次突破“不擴大化”方針，走向“擴大化”。
從字面意思來看，“擴大化”與“不擴大化”兩種思想的區別在於是否擴大戰爭範圍；但從實際情況看，“擴大化”主要是寄希望於以武力擴張解決所有問題，而“不擴大化”則是認為武力擴張無法解決所有問題、在武力擴張的同時還必須搭配使用外交手段。
後一種解釋也恰好符合“七七事變”之後日本軍政各界的實際行動：7月9日，日本內閣發佈“不擴大化”方針，中日前線軍隊在7月11日達成停戰協定；但與此同時，日本參謀本部馬上從國內抽調3個師團前往華北地區，力求保持對中國軍隊的戰略優勢；近衛內閣則迅速在7月26日為陸軍增加9700萬日元的預算。7月28日，第一批抵達華北的日本陸軍進攻北平南苑，並在8月1日佔領整個平津地區。應該說，對於日本高層而言，僅僅佔領平津地區就已經算是“七七事變”的“不擴大化”處理，正如陸軍大臣杉山元所言：“所謂不擴大，只是避免全面戰爭，而不是不顧皇軍的威信”。
但即便是這種不完整的“不擴大化”，也隨即走向崩潰。
石原莞爾數度提及“早期和平”論調，以防陷入戰爭泥沼之中。近衛文麿一開始對這種思路還算認同，派人與南京政府財政部長宋子文取得聯繫，並派特使前往上海。但由於日本海軍阻撓，特使被日本憲兵扣押在境內不許出國，性格軟弱的近衛文麿最終打消念頭，不再提及與蔣介石會面一事。石原莞爾一氣之下大罵“遇此危機而優柔寡斷，滅日本者近衛也！”
近衛文麿
海軍敢於阻撓和平工作，自然是有蠢蠢欲動之心。8月13日，日本海軍特別陸戰隊開始進攻上海的中國軍隊，戰爭不可避免地走向“擴大化”；到8月14日，海軍大臣米內光政公開聲稱：“事態不擴大主義已經消滅了，打到南京去，海軍將做應做的一切”。隨著“淞滬會戰”拉開序幕，8月17日，近衛內閣決定放棄“不擴大化”方針，日本一頭扎進全面戰爭的牛角尖中，石原莞爾相對“過時”的思想自然讓他站在了整個日本軍隊的對立面。
雖然外界已經不再能提供一個穩定環境，但石原莞爾依舊希望在“不擴大化”與“擴大化”之間尋求平衡，隨即建議成立“大本營”。按照1893年《戰時大本營條例》規定，大本營是戰時日本最高統帥部，由參謀部門負責指揮協調陸海軍各項事務。只要能夠成立大本營，軍部就能夠以“天皇統帥權”作為後盾，將屬於內閣及政府的權力竊取到參謀本部，實現“以軍統國”的國家體制；而石原莞爾正是參謀本部第一部長，直接負責陸軍作戰計劃制定工作，自然能夠直接決定是否“擴大化”。
石原莞爾的計劃雖然很符合日本軍部要求，但他的“不擴大化”主張卻遭到以東條英機為核心的“軍中央派”強烈反對，“大本營”成立一事反而以“目前不處於戰爭狀態”（中日雙方均未正式宣戰）為由推遲下去。這一期間，“石原小團體”的淺原健三、十河信二先後遭到憲兵調查，石原莞爾面臨著極為險惡的政治局勢。
經歷一系列打擊，石原莞爾在軍隊中失去地位，9月6日，石原莞爾被迫簽署命令，允許日本陸軍增兵上海；而到9月27日，日本軍部內部改組，石原莞爾離開參謀本部，被降職到關東軍擔任副參謀長，從此淡出主流軍界。
·終局：“近衛新體制”
有別於石原莞爾力求以“不擴大化”作為實現政治體制改革的基礎，首相近衛文麿卻恰恰相反，反而以戰爭“擴大化”作為走向“一國一黨制”的基礎。
1937年10月，日本政府設立“企畫院”，負責取締自由經濟、建設統制經濟；11月，日本廢止《戰時大本營令》，新發布《大本營令》，明確提出“大本營”可由天皇發動“統帥權”在非戰時設立；1938年4月，日本頒佈《國家總動員法》，並從5月開始引入“戰時經濟體制”。最終到1940年6月，近衛文麿發佈《新體制聲明》，將眾多既有政黨合併為“大政翼贊會”，其成員在議會之中佔據絕對多數。如此一來，軍部的擴張思想便能夠順利通過政府形成決議，並迅速在議會中獲得多數贊成，日本軍國主義體制正式建成。
但到這時，石原莞爾這位“昭和陸軍的異端兒”早已被東條英機排擠出軍界，只能以預備役軍人身份出版軍事著作。也正因為與東條英機有矛盾，石原莞爾雖是“九一八事變”的肇事者與日本軍國主義體制的胎動者，卻在二戰之後逃脫美軍審判，得以頤養天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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