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建立后，大学问家曹聚仁先生旅外多年，重回故地后说:他到北京，有三处是不可不去的，一是八大胡同，旧时是中国妓院最多的地方，故事多多；二是天桥，最反映人间百态；三是琉璃厂了，那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缩影，也是中国文人的一个乐地。
其实民国建立后的琉璃厂，货品琳琅满目，许多稀奇古怪的玩意儿隐匿其中，好货让人目不暇接，许多旗人家里旧时压箱底的宝贝。
所以民国时兜里有钱的，肚子里有墨水的，手里攥着来路的，脑子里有门道的，都饭后溜达到这儿来消遣。其实这反映了民国时的一个风气:前所未有的收藏热潮。
民国初期大名鼎鼎的F4,就是 清末四大公子，这四人皆是精于古玩之道。 其中一人张伯驹，河南项城人，提起河南，我们可能会头一个想起窃国大盗袁世凯。别说，这两人还真有点关系，张伯驹的父亲张镇芳是袁世凯的表兄弟。
由着这一层关系，张伯驹打小就和袁家小辈一起厮混，特别是和袁克文最对脾胃，两人也常谈天谈地谈古玩。张伯驹玩古玩好些年头，收藏的传世稀珍也颇多， 他曾坦言，
“余自三十岁至六十岁，三十年珍藏，亦忝列收藏家之列为诸公殿。”
有人说49年前国人的文化底蕴深厚， 其实不然，撇开两极分化程度不论，单提与前面说到的收藏家，古玩家同等阶级的人，附庸风雅者也不胜枚举，其中的多是军政要员。
在民国初期，军政要员的收藏之风堪称时尚，虽然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古玩市场的市场的发展。但由此也带来了部分粗鄙之人对艺术品的野蛮毁弃，这一现象，也成为了这一时期古玩市场和收藏领域的毒瘤，多少爱物之人对其扼腕叹息！
民国十一年正月十七日张扶山《在山草堂日记》中详细记录到，“访学甲，同徒段冈北处谈。冈北言郭坚前在岐、凤残酷不可言。其部下自名为土匪，故所过分地，一无所遗。岐山宋姓为翰林，富著一方。其花园近在城南，纵火焚烧之。书籍无论新旧，概付之一炬。古董字画、逮为徙来交际之用，到处荒凉，不能备言。”
当年一些“伪收藏者”的恶劣行迹可窥其大概，买来那些珍贵艺术品职位了炫耀他的财富地位，热头褪去后便像对待垃圾一样随意丢弃，更有甚者，付之一炬。无须隐晦的是，这些“收藏家”连起码的人格底线也难以保全。对艺术品、文化遗迹尚且如此！罔论对读书人的态度了。
再说一个有意思的小故事，轻松下气氛。
袁世凯称帝，民间反袁情绪高涨，有人以离合体撰上联对曰：
“或入园中，退出老袁还我国”
广征下联，很久都没有人能对的上。
后来有人以袁自悔口气撰下联：
“余行道上，不堪回首是前途”
离合或、袁、余、首四个字成下联。
当时广为世人相传，巧妙又让人唏嘘。
对联还是很有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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