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初年,议员投票迁都北京,黄兴大怒而声称要推倒大楼

推倒大楼

1912年南京临时参议院对定都问题举行投票时,多数议员主张建都北京而不是建都南京。事后,孙、黄非常生气,“并限次日中午12时以前必须复议改正过来”。

据吴玉章回忆,次日清晨,秘书处把复议咨文准备好,需总统府盖印。此时孙已动身去明孝陵,吴玉章急忙去找黄兴,见他也在穿军装,准备赴孝陵。

黄见了他后,说:“过了十二点,如果还没有把决议改正过来,我就派兵来!”

而在胡汉民的记载中,黄兴连咨请再议也觉得麻烦,其称:“政府决不为此委曲之手续,议院自动的翻案,尽于今日。否则吾将以宪兵入院,缚所有同盟会员去”。

外国记者福莱萨的说法更夸张,他在写给莫理循的信中说:“黄兴手下将领声称,议会要不收回先前决议,就要把议会大楼推倒压在议员们的头上!”

民国初年,议员投票迁都北京,黄兴大怒而声称要推倒大楼


见识有限

中山在日本成立“中华革命党”时,要求党员立下誓约,声明“牺牲自己,服从孙先生,再举革命”,“如有贰心,甘受极刑”。很多老同志对此不理解,孙说:

“第一、革命必须有唯一(崇高伟大)之领袖,然后才能提挈得起,如身使臂,臂使指,成为强有力之团体人格;

第二、革命党不能群龙无首,或互争雄长,必须在唯一领袖之下绝对服从;

第三、孙先生代表是我,我是推翻专制,建立共和,首倡而实行者。如离开我而讲共和,讲民主,则是南辕而北其辙。

忠心革命同志不应作‘服从个人’看法,一有此想,便是错误。我为贯彻革命目的,必须要求同志服从我(老实说,你们的见识有限,所以应该盲从我);

第四、再举革命,非我不行。同志要再举革命,非服从我不行,这绝无退让之余地”。

民国初年,议员投票迁都北京,黄兴大怒而声称要推倒大楼


东洋文库

《泰晤士报》名记者莫理循离开中国时,将多年收集的藏书全部出售(汪荣宝日记中有提及藏书之富),他原希望卖给中国学术团体或合适之人,以便其辛苦创建的“亚洲书库”留在中国。

日本横滨正金银行总裁小田切万寿之助听后立即怂恿三菱大财阀岩崎小弥太出资三万五千英镑收购,此即东京大学图书馆“东洋文库”的由来。

尔后,北京大学国学门主任沈兼士仍为之耿耿于怀,称“流传国外者,如《永乐大典》、莫利逊文库、敦煌石室之书简古书”。

时至今日,这批藏书仍是研究中国及亚洲历史文化的宝库,但中国学者只能去日本查阅这批存书了。

民国初年,议员投票迁都北京,黄兴大怒而声称要推倒大楼

莫理循


盗亦有道

辛亥武昌起义时曾发生滥杀旗人的事件,甚至强盗拦路作业时也动辄以被劫者为“满人”或“汉奸”为名加以抢劫。革命党人殷子衡即回忆说:

革命时一些犯人放出去后重操旧业,“是处有以保安杜为名的强盗多人,拦路抢劫,到夜深闯进我的睡房,说我是满人,是汉奸。有的说‘抓出去用枪打了他’,有的说“用刀砍掉”,有的说‘把他捆起来送到都督府去’。

我因病了,懒得说话,也不愿意同他们辩论。群盗挨近我的身旁,任意搜洗。身上几十块钱的路费,都被他们拿去了。

后来,有一盗瞪着眼睛望着我,说:‘你不是殷先生吗?’我答应他说:‘是的。’我也把眼睛望着他说:‘我在哪一处会过你的呢?’他说:‘在模范监狱里。’我说:‘是的,是的。’

此盗就向他的伙伴说:‘我们出去罢,殷先生我认得他,他曾为革命遇过难呢。’众强盗听了这几句话,就一个一个的退出去了,并且把抢去的钱还我十八元,以作船费。”

故事滑稽,不过“盗亦有道”亦非虚言。

(节选自金满楼:《漏网之鱼:1840-1949中国小历史》(未登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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