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初年,議員投票遷都北京,黃興大怒而聲稱要推倒大樓

推倒大樓

1912年南京臨時參議院對定都問題舉行投票時,多數議員主張建都北京而不是建都南京。事後,孫、黃非常生氣,“並限次日中午12時以前必須複議改正過來”。

據吳玉章回憶,次日清晨,秘書處把複議諮文準備好,需總統府蓋印。此時孫已動身去明孝陵,吳玉章急忙去找黃興,見他也在穿軍裝,準備赴孝陵。

黃見了他後,說:“過了十二點,如果還沒有把決議改正過來,我就派兵來!”

而在胡漢民的記載中,黃興連諮請再議也覺得麻煩,其稱:“政府決不為此委曲之手續,議院自動的翻案,盡於今日。否則吾將以憲兵入院,縛所有同盟會員去”。

外國記者福萊薩的說法更誇張,他在寫給莫理循的信中說:“黃興手下將領聲稱,議會要不收回先前決議,就要把議會大樓推倒壓在議員們的頭上!”

民國初年,議員投票遷都北京,黃興大怒而聲稱要推倒大樓


見識有限

中山在日本成立“中華革命黨”時,要求黨員立下誓約,聲明“犧牲自己,服從孫先生,再舉革命”,“如有貳心,甘受極刑”。很多老同志對此不理解,孫說:

“第一、革命必須有唯一(崇高偉大)之領袖,然後才能提挈得起,如身使臂,臂使指,成為強有力之團體人格;

第二、革命黨不能群龍無首,或互爭雄長,必須在唯一領袖之下絕對服從;

第三、孫先生代表是我,我是推翻專制,建立共和,首倡而實行者。如離開我而講共和,講民主,則是南轅而北其轍。

忠心革命同志不應作‘服從個人’看法,一有此想,便是錯誤。我為貫徹革命目的,必須要求同志服從我(老實說,你們的見識有限,所以應該盲從我);

第四、再舉革命,非我不行。同志要再舉革命,非服從我不行,這絕無退讓之餘地”。

民國初年,議員投票遷都北京,黃興大怒而聲稱要推倒大樓


東洋文庫

《泰晤士報》名記者莫理循離開中國時,將多年收集的藏書全部出售(汪榮寶日記中有提及藏書之富),他原希望賣給中國學術團體或合適之人,以便其辛苦創建的“亞洲書庫”留在中國。

日本橫濱正金銀行總裁小田切萬壽之助聽後立即慫恿三菱大財閥巖崎小彌太出資三萬五千英鎊收購,此即東京大學圖書館“東洋文庫”的由來。

爾後,北京大學國學門主任沈兼士仍為之耿耿於懷,稱“流傳國外者,如《永樂大典》、莫利遜文庫、敦煌石室之書簡古書”。

時至今日,這批藏書仍是研究中國及亞洲歷史文化的寶庫,但中國學者只能去日本查閱這批存書了。

民國初年,議員投票遷都北京,黃興大怒而聲稱要推倒大樓

莫理循


盜亦有道

辛亥武昌起義時曾發生濫殺旗人的事件,甚至強盜攔路作業時也動輒以被劫者為“滿人”或“漢奸”為名加以搶劫。革命黨人殷子衡即回憶說:

革命時一些犯人放出去後重操舊業,“是處有以保安杜為名的強盜多人,攔路搶劫,到夜深闖進我的睡房,說我是滿人,是漢奸。有的說‘抓出去用槍打了他’,有的說“用刀砍掉”,有的說‘把他捆起來送到都督府去’。

我因病了,懶得說話,也不願意同他們辯論。群盜挨近我的身旁,任意搜洗。身上幾十塊錢的路費,都被他們拿去了。

後來,有一盜瞪著眼睛望著我,說:‘你不是殷先生嗎?’我答應他說:‘是的。’我也把眼睛望著他說:‘我在哪一處會過你的呢?’他說:‘在模範監獄裡。’我說:‘是的,是的。’

此盜就向他的夥伴說:‘我們出去罷,殷先生我認得他,他曾為革命遇過難呢。’眾強盜聽了這幾句話,就一個一個的退出去了,並且把搶去的錢還我十八元,以作船費。”

故事滑稽,不過“盜亦有道”亦非虛言。

(節選自金滿樓:《漏網之魚:1840-1949中國小歷史》(未登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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