皿方罍
桃源縣誌
在國外，皿方罍最早見諸於法國學者George Soulié de Morant之著作（1928年）。
皿方罍蓋子上的銘文
古有完璧歸趙，今有完罍歸湘。
皿方罍，是迄今出土最大最精美的青銅方罍，被譽為“方罍之王”。1919年，它於亂世重見天日，然而，器身與器蓋卻離散近九十年。2014年，湖南人用“眾籌”的方式，以2000餘萬美元洽購器身回國，最終讓國寶合體。不可思議的天價、百年漂泊的故事，使其在2018年入選“國家寶藏”，更登上微博熱搜。
喧譁過後，終歸平靜。讓我們換個角度看皿方罍，它的顛沛流離，蘊含著怎樣的世道人心？它的盛世迴歸，又帶回了什麼遠古信息？
千年古物，一朝分離
1919年，中國動盪不安。湖南省桃源縣，亂世中偏安一隅，皿方罍選擇在這裡出世，卻依然躲不過多舛的命運。《桃源縣誌》記載，“民國八年，水田鄉農人艾清宴耕田於茅山峪山下，挖得古鼎一尊，不識為何物。”
湖南省博物館曾多次派專家到茅山峪考察。在村民口述中，艾清宴當時還是個十來歲的孩子，有一回，他扛著糞耙前往外婆家請人抬棺材，路上不小心踩塌了一堆土，土堆裡面赫然有一個大黑疙瘩，汙泥中仍光澤閃爍。艾清宴喊家人把它挖了出來，自此成了村民中口口相傳的古鼎怪器。
5年之後，益陽古董商石瑜璋慕名而來，一看此物，就願意出400大洋收走。當時正好是午餐時間，艾清宴的大哥回家聽說怪器要被人買走了，就拿上蓋子去漆家河的新民學校，找校長鍾逢雨“掌眼”：“如此破銅，怎麼值這麼多錢？”
鍾校長看到蓋子上“父己尊彝”幾個蝌蚪文，知道此物非同一般，他留下蓋子，表示願意出800大洋購買全器。艾清宴的大哥畢竟年輕氣盛，還未到村裡，就大喊“發財了，發大財了”。石瑜璋聞聲，心知這筆生意要黃，慌忙中抱著近百斤的器身跑出了村。
誰也沒料到，石瑜璋這一逃，方罍從此身首分離，離散無常，一去就是近百年。
鍾逢雨牽掛著器身，就在1925年6月11日的《大公報》上發表文章，題為“桃源發現商朝太廟古物，惜為他人私行購去”，斥責石瑜璋“僅以洋銀百元估買入手，希圖媚外漁利”，是“全國公敵”，並懇請當局沿途檢查。
這一文物流失事件，還引起了教育總長章士釗的注意，要求湖南省追查。
7月5日、7月26日，《大公報》又連續追蹤報道：長沙內務司發出23號訓令，要求石瑜璋所在的益陽縣盡力偵辦。然而，兵荒馬亂，即便已經追查到器身就在長沙的楊克昌古玩店，政府仍未查扣，只要求石瑜璋5日內歸案。
讓人扼腕又無可奈何的是，現代意義上的中國文物保護法是在1927年後的將近十年裡，才相繼起草、擬訂的。種種“時差”滯後，讓內外勾結倒賣古玩的商人佔盡便宜。1926年段祺瑞政府倒臺後，“追繳”方罍的政令旋即成空。
這時軍閥混戰，湘軍正從川、黔軍閥手中收復湘西，地方政權就在駐軍首領周磐手中。奸商石瑜璋仍想得到蓋子，遂向湘軍首領周磐求助。說起這位團長，當年還真是號人物，他是彭德懷平江起義前的上司，與彭德懷曾有生死之交，後來因為志向不合分道揚鑣。
據《周磐自傳》，1925年4月到6月，周磐駐軍於桃源縣漆家河。石瑜璋託人找到周磐，出價5萬塊銀元，希望幫忙購回方罍之蓋，並許諾事成之後再給3萬塊銀元作為酬勞。周磐一聽，感覺此事非同小可，但當面並未答應。
石某走後，周磐趕去常德向師長賀耀祖作了彙報，賀耀祖求財心切，迅速派兵到鍾校長家裡搜尋，但無功而返。
軍方如此興師動眾，鍾校長擔心懷璧其罪，就找到周磐，主動表示要將方罍之蓋捐給國家，但求資助興學。周磐當即支付給鍾校長5000塊銀元與5000元期票，卻將方罍蓋據為己有。
鍾逢雨用方罍之資，興辦教育，新民學校成為當時四鄰八縣最好的學校。2002年，湧泉學校恢復原名新民學校，鍾逢雨銅像至今仍佇立在校園裡。
周磐私藏國寶，小節有失，大節更是難保。1926年北伐戰爭爆發後，周磐升任師長，軍事力量增強，為他個人保存方罍蓋提供了保障。
蔣介石逃往臺灣後，周磐跟隨宋希濂逃到大西南，任第14兵團副司令官，1950年在昆明被俘。1952年，在鎮反運動中，周磐向新中國政府寫了一份“補充坦白材料”，主動交代了皿方罍出土和流轉的詳細經過，並獻出蓋子，以期“立功贖罪”。不過，他最終沒有逃過吃槍子的命運。
1952年4月，湖南省人民政府將罍蓋轉交給湖南省文物管理委員會。1956年，湖南省文物管理委員會與湖南省博物館合併，罍蓋又移交給了湖南省博物館，從此安好。
顛沛流離，幾經倒手
由於交接時並未說明緣由，在很長一段時間裡，湖南文博專家並不清楚方罍蓋的來歷，只知有蓋，不知有身。一個偶然的機會，湖南省博物館時任館長、青銅器專家高至喜在檔案中發現了周磐的“補充坦白材料”，才知道方罍蓋的身世。
高至喜多方打聽器身下落，卻在國外的著作中發現，罍身早已從長沙流散到了海外。
1928年，法國學者著有《中國藝術史》一書，書中有皿方罍的照片，據其記載，皿方罍曾輾轉流傳於包爾祿、姚叔來、盧芹齋等20世紀早期知名的古董商之手。另外，日本學者梅原末治1933年出版的《支那古銅精華彝器部》亦著錄此器，稱為巴黎盧氏（盧芹齋）藏。
從長沙到上海，器身的第一位收藏者是英國商人、收藏家包爾祿。
包爾祿1877年出生於上海，是中德混血兒，在做貿易的同時，還買走了大量中國藝術品。他以80萬美元購得器身，獲知器蓋尚在湖南，又託石瑜璋以14萬銀元代為購買。石瑜璋為利所動，冒險回到桃源，不料被賀耀祖的軍隊抓了個正著，不僅入獄一年，還被罰款12000銀元才獲釋放。
包爾祿並未就此罷手。沒過多久，他又託人直接找到周磬，欲以20萬塊銀元購買方罍蓋，但周磐獅子大開口，索價50萬美元，以至終未成交。
到了1928年前後，此器收藏在姚叔來、盧芹齋手中。他倆都與民國四大元老之一張靜江脫不開關係。姚叔來是張靜江的妻弟，盧芹齋則是張靜江的僕人。1902年，張靜江在巴黎開設“運通”公司，售賣中國古董，將收入資助孫中山，支援辛亥革命。
辛亥革命後，張靜江回國，盧芹齋留在法國，成了國際著名的文物販子，昭陵六駿中的“颯露紫”和“拳毛騧”就是他賣到國外的。
亂世無法度，這也意味著抗戰前盧芹齋所有盜賣古物的罪名，都將不了了之。因為公訴、懲罰對他缺乏約束而且於法無據，他不僅逃脫了法律制裁，而且更加有恃無恐，甚至問心無愧地飄飄然起來，還自詡為發揚中華文明的海外使者。
不過，具有諷刺意味的是，盧芹齋當年那些商業憑證，如今成了他不打自招的確鑿罪證。2013年，法國漢學家羅拉女士經過數年研究，出版了《盧芹齋傳》，其文物交易中的往來信函、賬目、訂單、圖版等史料，也浮出水面，皿方罍圖錄正是其中一例。
在羅拉揭示的鏈條裡，盧芹齋隨時瞭解西方博物館與大藏家的需求，還在國內建立了高效率的採購偷運網絡，使販賣文物成為一個跨國生意。
草蛇灰線，伏脈千里。皿方罍曾經被盧芹齋倒賣，而為盧芹齋作傳的羅拉恰好是佳士得高級副總裁、中國瓷器與藝術品部國際主管，在方罍器身的迴歸中，她也參與談判，起到了穿針引線的作用。
在國內，高至喜繼續關注著方罍器身的流轉。自1936年出版的黃浚《尊古齋所見吉金圖》和1940年印行的容庚《商周彝器通考》之後，器身就再無音訊了。
1964年，高至喜綜合自己對皿方罍的研究，在主編《湖南省文物圖錄》時，先行刊佈了方罍蓋的材料，並稱皿方罍為“方罍之王”。1989年，高至喜又在《中國文物報》上撰文記述了皿方罍身首分離的曲折傳奇。
不期而遇，卻難聚首
熊傳薪，“文革”時曾主持發掘長沙馬王堆一號漢墓，親歷了馬王堆千年女屍的整個發掘過程。雖然挖過上千座古墓，但青銅器仍是他的最愛和主要研究方向。在他眼裡，青銅器是最古老而又傳統的東西，是最具有中國文化格式、文化傳統的藝術品。
1992年的一天，熊傳薪接到了上海博物館館長馬承源的電話，對方肯定地說，方罍身找到了，就在日本收藏家新田棟一手裡。熊傳薪深知馬承源在青銅器研究領域裡的地位，對這一結論並未存疑。
馬承源，是從地下黨成長起來的專家，有“中國青銅文物鑑定第一人”的美譽，他為上海博物館收集了數以萬計的珍貴青銅器，其專著《中國青銅器研究》《中國青銅器》更是開創了全新的中國青銅器分期體系。
1992年，馬承源應邀出席日本的一次文博會議，會議結束，他沒有跟著大部隊去賞櫻花，而是拜訪了自己的老朋友新田棟一。
新田棟一，原名彭凱棟，出生在日本佔領下的臺灣，雖然改名換姓赴日發展，可依然鄉音未改，說一口地道的閩南話和不太標準的普通話。在日本，他的事業相當順利，而收藏一直是他的私人愛好，也是他懷鄉的一種方式。
1952年的一場大病之後，新田專收佛像，因此青銅器並未擺在藏品中的醒目位置，但馬承源的目光卻一下聚焦到一件威儀華美、似曾相識的青銅器上。他立刻判定，眼前這件青銅器與湖南省博館藏的器蓋應為一體。
馬館長的學生周亞說，老師的眼睛像放大鏡，能見常人不能見的細微之處。當時判定的依據有三：其一，器蓋與器身銘文基本一致；其二，器蓋與器身的形制特點吻合；其三，皿方罍的紋樣很有特點，其上的獸面紋極為特殊。
馬承源與皿方罍如同久別重逢，百感交集。新田聽說蓋子有了下落，則欣喜若狂。
新田自述，1950年，自己創業正艱，但在日本收藏家淺野梅吉處看到此器，愛不釋手，仍重金購得。為補無蓋之憾，他還曾在英國佳士得拍得一春秋時代的方形器蓋，但蓋的大小、紋飾、顏色均與原罍身不符，只得擺在旁邊。
聽說真正的蓋子就在湖南省博物館，新田恨不得馬上飛過去。熊傳薪說，他對新田的來信早有準備，遂將蓋的尺寸報給了新田。新田核對後發現，湖南館藏的方罍蓋正好可以蓋上他私藏的方罍身。
當80歲高齡的新田專程來到博物館，親眼看到方罍蓋時，他說“我彷彿找到了失散40年的孩子，陶醉在團圓的幸福中”。
1993年春，高至喜、熊傳薪、副館長陳建明受邀踏上了東京之旅。新田棟一的家在東京六本木，距中國大使館不遠，是一棟獨棟三層別墅，他的私人藏品，佔據了整個別墅。
“罍蓋已相當精美，器身更讓人吃驚，自然期待它珠聯璧合的樣子。”熊傳薪回憶，當時在新田家裡住了一個多星期，仔細查看了器身的銘文、紋飾、鑄造工藝，並對大小尺寸等做了記錄。賓主雙方徹夜暢談，話題始終圍繞著同一個主題：這件分離了半個多世紀的皿方罍，應早日團圓。
可是怎麼團圓呢？新田重複著他可以重金購買方罍蓋的想法，湖南人則動員新田將方罍身捐給省博物館。新田希望身蓋合一在日本，湖南人指望方罍身早日歸故里。雙方始終未能達成一致。
在餞行的餐桌上，新田仍認為：“這就好比一個茶杯，蓋子在你們那兒，杯身在我這兒，但是杯身是主要的，蓋子是次要的，所以你們應該把這個賣給我。”
熊傳薪明確表示，博物館的東西不能賣。新田又想出個主意，願意出資20萬美金給湖南省博物館捐建一座大樓用作陳列，外加捐贈一西周初期的精美方形蓋以換取皿方罍蓋。
熊傳薪坦言自己有些動心，畢竟當時博物館一窮二白，展覽條件更是捉襟見肘。不過，以迴流文物為己任的博物館，怎麼能讓國寶流出去呢？
1993年3月31日，新田向湖南省博物館致《請願暨陳情書》，表示對皿方罍“身蓋合一”的期盼，並表示捐贈不是投資，20萬美金雖然微不足道，但由於日本稅法所限，只能捐這麼多。1993年12月，此事向省文物廳、國家文物局層層報告。不過，正如熊傳薪所預想的，捐贈交換方案行不通。
收藏家都希望自己的藏品是完整的，更何況是絕世精品。捐贈方案無果後，湖南方面和新田仍保持著聯繫，反覆磋商合展合體之事。
先是湖南提出在上海博物館合展，不過該計劃由於新田對罍身能否返回日本有所顧慮，且罍身通關不符合相關法律而夭折。隨後，新田又提出在新加坡博物館聯合展出。這一次，湖南方面沒有同意。“合一的努力，幾次都沒成功。”提起這段往事，熊傳薪不無遺憾。畢竟，除了讓國寶團聚的赤誠之心，還有國情、法律等種種現實問題難以逾越。
新田也只好將方罍身和蓋拓片放到一起，聊以自慰。
作為文物流失國，我們為什麼不能動用法律手段追討呢？
專家解釋，我國在1970年與1995年簽署的兩份國際公約，都留了“後門”：一是追溯期限有相應限制，二是公約只對簽署協議的國家才生效，且不是“強行法”，約束力甚微。因此追討中常見的現象是，在文物幾經轉手之後，一些國外博物館與收藏者常以“善意取得”為理由進行搪塞。而對於皿方罍這類文物來說，既非戰爭掠奪流出，又非被盜走失，很難追討。
如果新田不願意捐，要想取回器身，只能通過買賣交易。而正如熊傳薪所說，“1993年那會兒，對那麼大一筆錢沒有概念，那個價格想都不敢想，根本沒辦法向對方開口啊。”
中國方罍，揚名立萬
幾次失之交臂之後，從紐約傳來了一個令熊傳薪乃至整個中國文博界無比震驚的消息：皿方罍器身在紐約佳士得拍賣會上以924.6萬美元（含手續費約摺合人民幣9000萬元）的天價成功拍賣，一舉創下亞洲藝術品在國際市場上的最高拍賣紀錄。
原來，年事已高的新田在本該頤養天年的時候，卻遇到了事業和家庭的雙重打擊。為了延續家族的發展，新田決意出手自己的寶物。2001年3月20日，方罍器身以豔驚四座的方式出現在世人的眼前。
令人欣慰的是，拍賣中，有來自中國的競拍者舉牌了。上海博物館和保利藝術博物館在得知皿方罍要拍賣的信息後，火速聯手籌集了300萬美金，抱著志在必得的架勢，要讓方罍之身王者回歸。
競拍現場競爭激烈，拍賣師的報價越來越高。中國競拍者一狠心，報出了自己的最高出價。原以為豁出去的跳躍式舉牌會嚇退其他藏家，原以為這筆鉅款能所向披靡，不料一位法國買家緊隨其後，舉牌出價遠遠超過了中方的預算。
拍賣槌落下了。中國競拍者只能望罍興嘆，300萬美元，已經是當時外匯管制下的極限數字了，而那個創紀錄的924.6萬美元，則秒殺了合體之路。
一時間，皿方罍成為全球藏家熱議的話題。國際著名古董商吉賽爾先生這樣感嘆：“翻開全世界的古董交易紀錄，從未有人以900萬美金拍賣過一件青銅器的。但是，這樣的神品，你還是覺得交易價非常合理。這或許也意味著人們對稀有古銅器會越來越重視……”
在這場交易的帶動下，青銅器價格水漲船高，名品均被抬升到百萬美元級別。不過，皿方罍還是把最高紀錄保持了四年。這讓期盼它迴歸的人更為悲觀，因為像這樣的稀世之寶，每一次露面的間隔一般是20年左右，2001年青銅器的市場尚未成熟，其價格也遠遠低於其真正的價值，但是就是這樣一個價位，已經讓中方望塵莫及了，等到它再次露面，我們的實力能行嗎？
熊傳薪說，當時湖南省博物館因為資金不足無法參與競拍，但所有人都對此非常關心，而競拍結果讓他們非常失落。“那次拍賣之後，我在《中國收藏》上寫了一篇文章，覺得很惋惜，擔心這個東西回不來了。”
不過，繼任館長陳建明透露，博物館並沒有完全放棄。2012年前後，博物館通過美國的同行瞭解到，皿方罍有可能在拍賣場上梅開二度，就斷斷續續和藏家保持間接聯繫，也一直在爭取資金。
“我們問他要多少錢，他說要7億元人民幣。” 博物館方面的判斷是，作為一箇中部省市的財政，不可能拿出幾個億來買文物，“我們還沒有發達到那種程度”。
紐約拍賣，變數陡增
2014年，已是大明星的皿方罍果然回到拍賣場，讓文博界揪心的時刻又到了。
3月12日，應友人邀約，青銅器鑑定及修復專家賈文忠從北京飛赴紐約。走進機艙，他意外地發現頭等艙裡坐滿了古玩商。一打聽，大家都是為了皿方罍而來。
在這次的亞洲藝術週上，佳士得不惜重金為皿方罍打造了專場，將拍品編號為1888，時間定為3月20日。無論是“要發”的諧音，還是與上一次同一天上拍的巧合，都擺明了要創造新紀錄。
到紐約後的幾天裡，賈文忠發現，酒店裡、餐廳裡、大街上，到處都能看到古玩界的“熟臉”，而國際上的頂級藏家，如艾斯肯納胥、安思遠、吉賽爾、曹興誠等也悉數到場，完全是一場“豪門盛宴”。
雖然佳士得對競拍者設置了高達300萬美元的訂金門檻，但並未擋住收藏家們的熱情。知情人士透露，佳士得特以酒會答謝，出席招待酒會的外國收藏家十餘位，中國收藏家二三位。
“十全十美的青銅器不多，皿方罍就是其一。”在預展現場從各個角度仔細觀摩之後，賈文忠認為皿方罍可列已知中國青銅器前五位。“距離上次拍賣已經過去了十幾年，根據社會經濟形勢的變化，我估計它的價格大約在此前拍賣價的五六倍左右。”
而在佳士得拍賣圖錄的推介文章中，對皿方罍的流散，以及藏於湖南省博物館的蓋子則隻字未提。這可能是因為，2009年中美簽署了一份限制文物進出口的諒解備忘錄，禁止出口到美國的中國文物，時限從大約石器時代開始一直到唐代。中國政府已經據此追回多件文物，雖然皿方罍是否符合備忘錄的要件還有待商榷，但這足以讓佳士得采取了規避態度。
3月15日，一封在網上流傳的信件，又讓拍賣變數陡增。
在這封給佳士得的信中，湖南省博物館寫道，鑑於方罍“與湖南之淵源”，同時“本館為非盈利受託遺產保管機構，所需購藏經費全賴各方資助”，希望能以所籌得的2000萬美元洽購，避免拍賣。
由於走漏風聲，特別是洩露了籌款金額，不少藏家覺得湖南這回希望不大。收藏家劉益謙就表示：“我個人支持湖南省博物館買回來，可是媒體這樣一宣傳，萬一湖南省博物館到時候出價不敵對手，被老外買走了怎麼辦？”
外界分析，湖南人對於出土於本省的“方罍之王”，不會坐視不管。另一方面，隨著中國國力的日益雄厚和國家搶救海外流失文物計劃的出臺，主打“愛國牌”的競買，很可能讓中國買家成為冤大頭。
有圓明園獸首的教訓在前，臺灣收藏家曹興誠發起提議，“由湖南博物館以預估底價去拍回來，其他華人藏家一律不出手，不讓人來炒作價格。”喻恆、鄭華星、朱紹良、唐炬、蔣念慈等藏家也聯名發表《華人藏家集體致紐約佳士得的一封公開信》，呼籲促成合璧好事。信中寫道：“我們謹向全球華人藏家呼籲：懇請海內外華人藏家在拍場中以大局為重，萬勿以個人好惡哄抬價格。”與此同時，國家文物局也通過渠道知會佳士得公司，希望能幫助促成湖南方面的洽購。
即便如此，對皿方罍的高估值預期還是在3月18日達到了高峰。當天，在紐約亞洲藝術週上，出現了一件蘇富比(微博)拍賣的青銅重器——“鴞首提樑壺”。然而，這件同樣被寄予厚望的青銅壺叫價至370萬美元時，便無人舉牌，終因未能達到底價而流拍。顯然，這是主力買家攢足了銀子、憋足了勁兒，要在皿方罍上一較高下。
一邊是國際買家摩拳擦掌，一邊是中國買家合力阻擊，皿方罍的命運如何？直到上拍前一天都是未知數。
當仁不讓，迴歸有望
其實，這場較量，從4個月前就開始了。其背後推手，不是湖南博物館，而是一位有著霸蠻氣質的湖南收藏家——譚國斌。
他以一己之力，籌辦當代藝術博物院，10多年來一直免費開放；他發起“藝術長沙”，堅持十年，把雙年展辦成湖南藝術的一座文化新標。這些自掏腰包不掙錢的活動，都是他介入公共文化的可貴探索。
作為2013年香港佳士得秋拍的座上賓，譚國斌在VIP藏家的拍品預展上，第一次見到了皿方罍。
“極其精美。”譚國斌是長沙人，小時候參觀博物館，曾經在愛國主義教育中聽說過皿方罍的故事，但初見罍身，還是完全被震撼了。
“我當時就有一種衝動，一定要讓它回湖南。”在場的湖南企業家也都認為皿方罍器身回湖南省博物館是最佳的選擇。
“既然要回湖南，肯定不能上場拍賣，2001年的教訓擺在那裡。”還在香港，譚國斌就找到佳士得亞洲區執行董事魏蔚，提出洽購的請求。“魏蔚當時說很難，幾乎沒有可能。”
從香港回來後，他又直奔湖南省博物館，找館長陳建明，“表示願意出一部分力，但由於個人的力量有限，提議由博物館向政府申請資金來購買皿方罍”。
“我年紀比你大，沉得住氣。”陳建明後來說，自己表面看上去無動於衷，其實內心也很焦慮。一方面，博物館一直找熟悉的朋友確認賣方的意願，另一方面，則不停地向上級文物主管部門請示。然而，相關部門的回覆是：不贊成這種用國家資金回購的方式。
這條線斷了，譚國斌一度失落，但他很快打起精神，開始尋找企業家，“能找的都找了，我勸他們先買後捐，豈不是比在中央臺打一億元的廣告對品牌的影響力更大。”然而，一番洽談下來，困難重重。“畢竟，湖南的經濟沒那麼好，企業家們也缺乏這個意識。”
在被動員的企業家中，只有湖南廣播電視臺的臺長呂煥斌沒有直接拒絕。“我第一次跟呂煥斌說完以後他沒吭聲，我就知道有戲。後來我每見他一次，就跟他說一次這個事情。”到最後，呂煥斌終於說出了自己的顧慮，廣電買這個東西師出無名，畢竟方罍這麼貴，廣電又不是博物館。另外，廣電歸宣傳部管，要省宣傳部支持才可以。
譚國斌將皿方罍即將拍賣的消息發到了朋友圈，“他們都支持我，希望方罍回到湖南，但很多朋友說這不可能”。畢竟，臨近過年，資金還沒著落。
雖然沒找到錢，但譚國斌仍與佳士得不斷溝通。也許這就是湖南人倔強敢為、當仁不讓的性格使然。2014年2月，佳士得將皿方罍的起拍底價告訴了譚國斌，為1800萬到2000萬美元。而對方開出的洽購價，則高達5000萬美金。
“有價之後，就明朗多了。”譚國斌沒有被鉅款嚇倒，而他想要的支持，來得更是及時。
3月初，呂煥斌與時任湖南省委宣傳部部長的許又聲同乘飛機，他報告了此事，當即獲得了支持。
許又聲到湖南之前，曾在國僑辦工作多年，對統戰工作得心應手。他當晚就召集省文化廳、博物館開會，確定在湖南力所能及的情況下，購買皿方罍。政府的支持，成了皿方罍迴歸的轉折點。
如何讓皿方罍回國？行前，最終確定了3套方案。
“第一選擇是洽購。我跟佳士得方面溝通，企業出錢，湖南省博物館進行洽購的相關事宜，儘量在2000萬美元左右拿下。”
“如果洽購不成，則派代表在拍賣現場競拍。這是第二個方案，預計會舉牌到3500萬美元。”
3月15日，譚國斌和湖南廣電、省博物館的專家組成了8人團，赴美洽購。行前，他們以湖南省博物館的名義致信佳士得亞洲區總裁魏蔚，不想這封信流傳到網上，使得外界均知湖南“僅籌措到2000萬美元”。
所幸的是，起飛前，一個方罍蓋的3D打印模型被緊急送到洽購團隊手中，為以後的談判立了大功。此次3D模型的打印可謂相當匆忙，負責打印的盈博科技董事長劉武說，湖南省博物館只發給他們6張照片，4個工程師連夜完成了數字建模、打印，用時僅16個小時。
3月17日，洽購團隊抵達紐約。時隔21年，熊傳薪第二次見到方罍器身。他翻出當年在新田棟一家所做的記錄一一對照，通過對紋飾、鑄造工藝、銅質等的鑑定，確定就是當年所見的同一器。
“我們帶去的3D蓋子，一開始並沒有與器身合上，經陳館長提醒，旋轉了90度之後，口徑90%以上是吻合的，應該是一套。”讓熊傳薪心疼的是，器身近一個世紀都在私人藏家手中，因為經常用手觸摸，已有一處鏽蝕。“在外的這近百年裡，它受了多少苦啊！雖然藝術是無國界的，但承載藝術的這些物品是有主人的。所以我說它能回到湖南是最好的選擇，能得到更好的保護。”
艱難談判，情動賣家
“誰都知道湖南廣電有錢，要是漫天要價怎麼辦？”為此，當時一塊兒去的湖南廣電副臺長張華立，對外宣稱是陳建明館長的助手，不敢讓他暴露身份。
由於與法國賣家的預期相差懸殊，洽購團隊幾次報價，由佳士得轉告，賣家均未同意。
“我想，深藏不露的賣家最終是看到合體效果後，在內心默默認同了皿方罍最終的歸宿。”譚國斌說，皿方罍3D蓋蓋到器身上之後，華麗壯觀，而且一旦合體，再分開來看蓋子和器身，怎麼看都是缺憾。
至於談判技巧，他還記得向佳士得陳述的四條理由：“第一，這是湖南流散出去的文物，按照國際公約上的文物法，是要追討回來的。第二，這是個‘殘器’，何不成人之美，讓它成為一個完整的東西。第三，華人收藏家都支持我們，都不會出手。第四，我們買下來是用於公共收藏，這在西方的國家也是最受重視的，有優先購買權。”
談了三天三夜，雙方最終在19日下午4時達成協議，此時距拍賣開場不足24小時。“我們加了錢，但加得不多。”皿方罍器身以大約低於預拍成交價一半的價格購得。洽購成功的那一個晚上，譚國斌興奮得整晚都沒睡，因為這件不可能的事情變成了可能，當晚整個收藏界都因為朋友圈裡的消息炸開了鍋。
“洽購協議達成之後，我們要做的工作很多，其中難度最大的就是說服此前已經支付訂金的買家退出。”佳士得亞洲區總裁魏蔚說，當時已經有來自世界各國的多位買家支付了高達300萬美元的訂金，準備在第二天參與競拍，“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只能一個個打電話，告訴他們皿方罍的經歷，以及湖南方面與賣家為了皿方罍歸國做出的努力。”令魏蔚欣慰的是，在電話溝通的過程中，所有買家都表示理解和支持，並祝賀湖南。
紐約時間3月20日上午11時，也就是原定的“一場最為激烈的‘罍王之爭’”上演的時刻，佳士得拍賣師在展示現場宣佈了洽購成功的消息，根據洽購協議，皿方罍將被捐給湖南博物館永久保存，永遠不會再出現在拍賣市場。學者葛劍雄盛讚這是“中國人的勝利，湖南人的勝利”。
全場掌聲雷動，譚國斌卻不在場，一個讓人哭笑不得的細節是，他在場外刷卡刷了兩天。“我有兩張卡，一張一次只能刷2000美元，另一張只能刷5000美元。300萬美元的定金，用了兩天，刷了1200多次才付完。不僅刷卡，簽名也要籤一千次，但想到國寶能回家，心裡特別甜。”
而在整個過程中，那位做出巨大讓步的神秘收藏家，始終沒有露面。最終的交易價格，由於簽了保密協議，也未公佈。然而，正如熊傳薪所說，“這次能夠以較低的價格洽購下來，體現出國外友人對中國文化的理解和友好態度，也為中國流失文物迴歸開創了一種新的方式。”
譚國斌則期待，此次的事件能開拓公立博物館的藏品徵集格局，促成理事會制的成熟與作為。他說，公立博物館要發展壯大，有必要更好地集合社會各界的力量，從長遠來看，組建理事會或者基金會，是一個趨勢。
值得一提的是，這次為皿方罍迴歸慷慨出資的6家企業分別是：湖南廣電、湖南中煙、湖南出版、華菱鋼鐵、湘投控股、中聯重科。
重歸故里，酌彼金罍
2014年6月21日，皿方罍入境通關，重歸湖南。28日，湖南為這件國寶舉行了隆重的合體儀式。分離近90年，一朝團聚，物件若有靈性，估計也會執手相看淚眼吧。
2017年11月，湖南省博物館新館開館，閉館5年後重新對公眾開放。皿方罍在“湖南人——三湘歷史文化陳列”展覽中亮相，3000年前祖先留下來的器物，終於能對後人一訴衷腸。
簡單地說，罍是一種大型盛酒器和禮器。《詩經 周南 卷耳》裡提到罍：“我姑酌彼金罍”，這裡的“金罍”即是青銅罍。經過測量，如果要裝滿皿方罍，需要近51升酒，可見古人豪氣。
青銅罍誕生於商代晚期，流行於西周至春秋中期，絕跡於戰國時期，方罍更為稀少。由於流行時間短，數量少，歷經3000多年能保留下來的，據統計，僅45件。
在這些存世的青銅方罍中，皿方罍無疑是其中傑作。它的器身高62.4釐米，器蓋高28.7釐米，是迄今為止出土的最大一件。近觀其器，造型雄渾莊重，集立雕、浮雕、線雕於一身，透出攝人心魄的氣勢，無疑也是最精美的一件。更重要的是，它身上還有“銘文”，讓遠古的歷史信息撲面而來。
湖南被譽為“南方青銅器之鄉”，1938年在寧鄉縣曾出土另一件國寶四羊方尊，因被編入中小學歷史教科書和各類教材而廣為人知。相比之下，皿方罍因為有銘文，則更有價值。
皿方罍的名字就源於“銘文”。器蓋上的銘文是“皿天全作父已尊彝”，而在器身上的銘文則少了“天全”兩字，銘文的大體意思是“父己命人作此寶貴禮器”。
這裡的“皿”是一個姓氏，皿氏家族出現於商代晚期，一直到西周前期都還存在，是一個有地位和權勢的貴族。此前陝西也出土過西周時期皿氏家族的青銅器。
正如著名學者張光直所言：“青銅便是政治和權力”。商、周以來，統治者通過青銅器，建立了“禮”治社會，皿方罍也是貴族等級制度和權力的表達方式。
2015年4月，國家文物鑑定委員會判定皿方罍是商代晚期的禮器，可它是在哪裡鑄造的？為什麼會出現在湖南？已經成了學術中的方罍之問。
在以前的記載中，商代晚期的長江以南是南蠻之地，甚至有“商文化不過長江”的說法。現在看來，這是中原對南方地區的一種誤解。從在湖南地區出土的青銅器，從皿方罍，就可以清楚地看到商周時期中原文化與當地文化的互通。
青銅器專家張昌平曾撰《論洞庭湖周邊的青銅器——從皿方罍說起》一文，探討湖南一帶出土青銅器的內涵及其文化、藝術特徵。在此文中，他指出：皿方罍顯現出很多典型的中原商文化特徵。同時，與殷墟青銅器相比，其造型與紋飾更為繁縟，有其獨特之處。他進而指出：“與皿方罍的情況類似，在今寧鄉周圍一些地點出土的青銅容器，如人面紋方鼎、戈卣、獸面紋提樑卣、獸面紋夔龍紋瓿等，與殷墟青銅器有類似之處，卻又保留著自己的特點。”
如今，在研究界，人們已經基本達成共識：湖南出土的青銅器，一種是商朝工匠南下到湖南地區之後在本地鑄造。這部分青銅器的紋飾往往帶有南方文化的特點，如魚紋等動物紋飾，是中原地區所沒有的。另外一種情況則是，在北方鑄造的青銅器因為某種原因被帶到湖南。
大多數專家認為，皿方罍屬於後者。皿氏家族一直活動於中原地區，皿方罍的紋飾也呈現北方的特色，以獸面紋、龍紋為主。另外，南北方鑄造的青銅器，在金屬含量上也不同，南方的青銅器含鋅多，而北方的含錫多。這一點，皿方罍也符合北方青銅器的特點。
那麼，這麼大一個青銅器，是怎麼被帶到湖南的？它又為何而來？至今仍舊是個謎。不過可以肯定的是，皿方罍呈現了中原文化與湖南本土文化的交融。
《詩經》中“我姑酌彼金罍，維以不永懷”，意思是“我且斟滿銅酒杯，讓我不再長思念”。千年以來，遊子把酒低吟，望向故鄉的方向。如今器身迴歸，罍之百年相思也得解脫，湖南人終於可以酌彼金罍了。
湖南省博物館兩任館長熊傳薪（左）陳建明（右）見證皿方罍與3D打印模具合體。
譚國斌
與紐約佳士得方就洽購談判。
古有完璧歸趙，今有完罍歸湘。
皿方罍，是迄今出土最大最精美的青銅方罍，被譽為“方罍之王”。1919年，它於亂世重見天日，然而，器身與器蓋卻離散近九十年。2014年，湖南人用“眾籌”的方式，以2000餘萬美元洽購器身回國，最終讓國寶合體。不可思議的天價、百年漂泊的故事，使其在2018年入選“國家寶藏”，更登上微博熱搜。
喧譁過後，終歸平靜。讓我們換個角度看皿方罍，它的顛沛流離，蘊含著怎樣的世道人心？它的盛世迴歸，又帶回了什麼遠古信息？
千年古物，一朝分離
1919年，中國動盪不安。湖南省桃源縣，亂世中偏安一隅，皿方罍選擇在這裡出世，卻依然躲不過多舛的命運。《桃源縣誌》記載，“民國八年，水田鄉農人艾清宴耕田於茅山峪山下，挖得古鼎一尊，不識為何物。”
湖南省博物館曾多次派專家到茅山峪考察。在村民口述中，艾清宴當時還是個十來歲的孩子，有一回，他扛著糞耙前往外婆家請人抬棺材，路上不小心踩塌了一堆土，土堆裡面赫然有一個大黑疙瘩，汙泥中仍光澤閃爍。艾清宴喊家人把它挖了出來，自此成了村民中口口相傳的古鼎怪器。
5年之後，益陽古董商石瑜璋慕名而來，一看此物，就願意出400大洋收走。當時正好是午餐時間，艾清宴的大哥回家聽說怪器要被人買走了，就拿上蓋子去漆家河的新民學校，找校長鍾逢雨“掌眼”：“如此破銅，怎麼值這麼多錢？”
鍾校長看到蓋子上“父己尊彝”幾個蝌蚪文，知道此物非同一般，他留下蓋子，表示願意出800大洋購買全器。艾清宴的大哥畢竟年輕氣盛，還未到村裡，就大喊“發財了，發大財了”。石瑜璋聞聲，心知這筆生意要黃，慌忙中抱著近百斤的器身跑出了村。
誰也沒料到，石瑜璋這一逃，方罍從此身首分離，離散無常，一去就是近百年。
鍾逢雨牽掛著器身，就在1925年6月11日的《大公報》上發表文章，題為“桃源發現商朝太廟古物，惜為他人私行購去”，斥責石瑜璋“僅以洋銀百元估買入手，希圖媚外漁利”，是“全國公敵”，並懇請當局沿途檢查。
這一文物流失事件，還引起了教育總長章士釗的注意，要求湖南省追查。
7月5日、7月26日，《大公報》又連續追蹤報道：長沙內務司發出23號訓令，要求石瑜璋所在的益陽縣盡力偵辦。然而，兵荒馬亂，即便已經追查到器身就在長沙的楊克昌古玩店，政府仍未查扣，只要求石瑜璋5日內歸案。
讓人扼腕又無可奈何的是，現代意義上的中國文物保護法是在1927年後的將近十年裡，才相繼起草、擬訂的。種種“時差”滯後，讓內外勾結倒賣古玩的商人佔盡便宜。1926年段祺瑞政府倒臺後，“追繳”方罍的政令旋即成空。
這時軍閥混戰，湘軍正從川、黔軍閥手中收復湘西，地方政權就在駐軍首領周磐手中。奸商石瑜璋仍想得到蓋子，遂向湘軍首領周磐求助。說起這位團長，當年還真是號人物，他是彭德懷平江起義前的上司，與彭德懷曾有生死之交，後來因為志向不合分道揚鑣。
據《周磐自傳》，1925年4月到6月，周磐駐軍於桃源縣漆家河。石瑜璋託人找到周磐，出價5萬塊銀元，希望幫忙購回方罍之蓋，並許諾事成之後再給3萬塊銀元作為酬勞。周磐一聽，感覺此事非同小可，但當面並未答應。
石某走後，周磐趕去常德向師長賀耀祖作了彙報，賀耀祖求財心切，迅速派兵到鍾校長家裡搜尋，但無功而返。
軍方如此興師動眾，鍾校長擔心懷璧其罪，就找到周磐，主動表示要將方罍之蓋捐給國家，但求資助興學。周磐當即支付給鍾校長5000塊銀元與5000元期票，卻將方罍蓋據為己有。
鍾逢雨用方罍之資，興辦教育，新民學校成為當時四鄰八縣最好的學校。2002年，湧泉學校恢復原名新民學校，鍾逢雨銅像至今仍佇立在校園裡。
周磐私藏國寶，小節有失，大節更是難保。1926年北伐戰爭爆發後，周磐升任師長，軍事力量增強，為他個人保存方罍蓋提供了保障。
蔣介石逃往臺灣後，周磐跟隨宋希濂逃到大西南，任第14兵團副司令官，1950年在昆明被俘。1952年，在鎮反運動中，周磐向新中國政府寫了一份“補充坦白材料”，主動交代了皿方罍出土和流轉的詳細經過，並獻出蓋子，以期“立功贖罪”。不過，他最終沒有逃過吃槍子的命運。
1952年4月，湖南省人民政府將罍蓋轉交給湖南省文物管理委員會。1956年，湖南省文物管理委員會與湖南省博物館合併，罍蓋又移交給了湖南省博物館，從此安好。
顛沛流離，幾經倒手
由於交接時並未說明緣由，在很長一段時間裡，湖南文博專家並不清楚方罍蓋的來歷，只知有蓋，不知有身。一個偶然的機會，湖南省博物館時任館長、青銅器專家高至喜在檔案中發現了周磐的“補充坦白材料”，才知道方罍蓋的身世。
高至喜多方打聽器身下落，卻在國外的著作中發現，罍身早已從長沙流散到了海外。
1928年，法國學者著有《中國藝術史》一書，書中有皿方罍的照片，據其記載，皿方罍曾輾轉流傳於包爾祿、姚叔來、盧芹齋等20世紀早期知名的古董商之手。另外，日本學者梅原末治1933年出版的《支那古銅精華彝器部》亦著錄此器，稱為巴黎盧氏（盧芹齋）藏。
從長沙到上海，器身的第一位收藏者是英國商人、收藏家包爾祿。
包爾祿1877年出生於上海，是中德混血兒，在做貿易的同時，還買走了大量中國藝術品。他以80萬美元購得器身，獲知器蓋尚在湖南，又託石瑜璋以14萬銀元代為購買。石瑜璋為利所動，冒險回到桃源，不料被賀耀祖的軍隊抓了個正著，不僅入獄一年，還被罰款12000銀元才獲釋放。
包爾祿並未就此罷手。沒過多久，他又託人直接找到周磬，欲以20萬塊銀元購買方罍蓋，但周磐獅子大開口，索價50萬美元，以至終未成交。
到了1928年前後，此器收藏在姚叔來、盧芹齋手中。他倆都與民國四大元老之一張靜江脫不開關係。姚叔來是張靜江的妻弟，盧芹齋則是張靜江的僕人。1902年，張靜江在巴黎開設“運通”公司，售賣中國古董，將收入資助孫中山，支援辛亥革命。
辛亥革命後，張靜江回國，盧芹齋留在法國，成了國際著名的文物販子，昭陵六駿中的“颯露紫”和“拳毛騧”就是他賣到國外的。
亂世無法度，這也意味著抗戰前盧芹齋所有盜賣古物的罪名，都將不了了之。因為公訴、懲罰對他缺乏約束而且於法無據，他不僅逃脫了法律制裁，而且更加有恃無恐，甚至問心無愧地飄飄然起來，還自詡為發揚中華文明的海外使者。
不過，具有諷刺意味的是，盧芹齋當年那些商業憑證，如今成了他不打自招的確鑿罪證。2013年，法國漢學家羅拉女士經過數年研究，出版了《盧芹齋傳》，其文物交易中的往來信函、賬目、訂單、圖版等史料，也浮出水面，皿方罍圖錄正是其中一例。
在羅拉揭示的鏈條裡，盧芹齋隨時瞭解西方博物館與大藏家的需求，還在國內建立了高效率的採購偷運網絡，使販賣文物成為一個跨國生意。
草蛇灰線，伏脈千里。皿方罍曾經被盧芹齋倒賣，而為盧芹齋作傳的羅拉恰好是佳士得高級副總裁、中國瓷器與藝術品部國際主管，在方罍器身的迴歸中，她也參與談判，起到了穿針引線的作用。
在國內，高至喜繼續關注著方罍器身的流轉。自1936年出版的黃浚《尊古齋所見吉金圖》和1940年印行的容庚《商周彝器通考》之後，器身就再無音訊了。
1964年，高至喜綜合自己對皿方罍的研究，在主編《湖南省文物圖錄》時，先行刊佈了方罍蓋的材料，並稱皿方罍為“方罍之王”。1989年，高至喜又在《中國文物報》上撰文記述了皿方罍身首分離的曲折傳奇。
不期而遇，卻難聚首
熊傳薪，“文革”時曾主持發掘長沙馬王堆一號漢墓，親歷了馬王堆千年女屍的整個發掘過程。雖然挖過上千座古墓，但青銅器仍是他的最愛和主要研究方向。在他眼裡，青銅器是最古老而又傳統的東西，是最具有中國文化格式、文化傳統的藝術品。
1992年的一天，熊傳薪接到了上海博物館館長馬承源的電話，對方肯定地說，方罍身找到了，就在日本收藏家新田棟一手裡。熊傳薪深知馬承源在青銅器研究領域裡的地位，對這一結論並未存疑。
馬承源，是從地下黨成長起來的專家，有“中國青銅文物鑑定第一人”的美譽，他為上海博物館收集了數以萬計的珍貴青銅器，其專著《中國青銅器研究》《中國青銅器》更是開創了全新的中國青銅器分期體系。
1992年，馬承源應邀出席日本的一次文博會議，會議結束，他沒有跟著大部隊去賞櫻花，而是拜訪了自己的老朋友新田棟一。
新田棟一，原名彭凱棟，出生在日本佔領下的臺灣，雖然改名換姓赴日發展，可依然鄉音未改，說一口地道的閩南話和不太標準的普通話。在日本，他的事業相當順利，而收藏一直是他的私人愛好，也是他懷鄉的一種方式。
1952年的一場大病之後，新田專收佛像，因此青銅器並未擺在藏品中的醒目位置，但馬承源的目光卻一下聚焦到一件威儀華美、似曾相識的青銅器上。他立刻判定，眼前這件青銅器與湖南省博館藏的器蓋應為一體。
馬館長的學生周亞說，老師的眼睛像放大鏡，能見常人不能見的細微之處。當時判定的依據有三：其一，器蓋與器身銘文基本一致；其二，器蓋與器身的形制特點吻合；其三，皿方罍的紋樣很有特點，其上的獸面紋極為特殊。
馬承源與皿方罍如同久別重逢，百感交集。新田聽說蓋子有了下落，則欣喜若狂。
新田自述，1950年，自己創業正艱，但在日本收藏家淺野梅吉處看到此器，愛不釋手，仍重金購得。為補無蓋之憾，他還曾在英國佳士得拍得一春秋時代的方形器蓋，但蓋的大小、紋飾、顏色均與原罍身不符，只得擺在旁邊。
聽說真正的蓋子就在湖南省博物館，新田恨不得馬上飛過去。熊傳薪說，他對新田的來信早有準備，遂將蓋的尺寸報給了新田。新田核對後發現，湖南館藏的方罍蓋正好可以蓋上他私藏的方罍身。
當80歲高齡的新田專程來到博物館，親眼看到方罍蓋時，他說“我彷彿找到了失散40年的孩子，陶醉在團圓的幸福中”。
1993年春，高至喜、熊傳薪、副館長陳建明受邀踏上了東京之旅。新田棟一的家在東京六本木，距中國大使館不遠，是一棟獨棟三層別墅，他的私人藏品，佔據了整個別墅。
“罍蓋已相當精美，器身更讓人吃驚，自然期待它珠聯璧合的樣子。”熊傳薪回憶，當時在新田家裡住了一個多星期，仔細查看了器身的銘文、紋飾、鑄造工藝，並對大小尺寸等做了記錄。賓主雙方徹夜暢談，話題始終圍繞著同一個主題：這件分離了半個多世紀的皿方罍，應早日團圓。
可是怎麼團圓呢？新田重複著他可以重金購買方罍蓋的想法，湖南人則動員新田將方罍身捐給省博物館。新田希望身蓋合一在日本，湖南人指望方罍身早日歸故里。雙方始終未能達成一致。
在餞行的餐桌上，新田仍認為：“這就好比一個茶杯，蓋子在你們那兒，杯身在我這兒，但是杯身是主要的，蓋子是次要的，所以你們應該把這個賣給我。”
熊傳薪明確表示，博物館的東西不能賣。新田又想出個主意，願意出資20萬美金給湖南省博物館捐建一座大樓用作陳列，外加捐贈一西周初期的精美方形蓋以換取皿方罍蓋。
熊傳薪坦言自己有些動心，畢竟當時博物館一窮二白，展覽條件更是捉襟見肘。不過，以迴流文物為己任的博物館，怎麼能讓國寶流出去呢？
1993年3月31日，新田向湖南省博物館致《請願暨陳情書》，表示對皿方罍“身蓋合一”的期盼，並表示捐贈不是投資，20萬美金雖然微不足道，但由於日本稅法所限，只能捐這麼多。1993年12月，此事向省文物廳、國家文物局層層報告。不過，正如熊傳薪所預想的，捐贈交換方案行不通。
收藏家都希望自己的藏品是完整的，更何況是絕世精品。捐贈方案無果後，湖南方面和新田仍保持著聯繫，反覆磋商合展合體之事。
先是湖南提出在上海博物館合展，不過該計劃由於新田對罍身能否返回日本有所顧慮，且罍身通關不符合相關法律而夭折。隨後，新田又提出在新加坡博物館聯合展出。這一次，湖南方面沒有同意。“合一的努力，幾次都沒成功。”提起這段往事，熊傳薪不無遺憾。畢竟，除了讓國寶團聚的赤誠之心，還有國情、法律等種種現實問題難以逾越。
新田也只好將方罍身和蓋拓片放到一起，聊以自慰。
作為文物流失國，我們為什麼不能動用法律手段追討呢？
專家解釋，我國在1970年與1995年簽署的兩份國際公約，都留了“後門”：一是追溯期限有相應限制，二是公約只對簽署協議的國家才生效，且不是“強行法”，約束力甚微。因此追討中常見的現象是，在文物幾經轉手之後，一些國外博物館與收藏者常以“善意取得”為理由進行搪塞。而對於皿方罍這類文物來說，既非戰爭掠奪流出，又非被盜走失，很難追討。
如果新田不願意捐，要想取回器身，只能通過買賣交易。而正如熊傳薪所說，“1993年那會兒，對那麼大一筆錢沒有概念，那個價格想都不敢想，根本沒辦法向對方開口啊。”
中國方罍，揚名立萬
幾次失之交臂之後，從紐約傳來了一個令熊傳薪乃至整個中國文博界無比震驚的消息：皿方罍器身在紐約佳士得拍賣會上以924.6萬美元（含手續費約摺合人民幣9000萬元）的天價成功拍賣，一舉創下亞洲藝術品在國際市場上的最高拍賣紀錄。
原來，年事已高的新田在本該頤養天年的時候，卻遇到了事業和家庭的雙重打擊。為了延續家族的發展，新田決意出手自己的寶物。2001年3月20日，方罍器身以豔驚四座的方式出現在世人的眼前。
令人欣慰的是，拍賣中，有來自中國的競拍者舉牌了。上海博物館和保利藝術博物館在得知皿方罍要拍賣的信息後，火速聯手籌集了300萬美金，抱著志在必得的架勢，要讓方罍之身王者回歸。
競拍現場競爭激烈，拍賣師的報價越來越高。中國競拍者一狠心，報出了自己的最高出價。原以為豁出去的跳躍式舉牌會嚇退其他藏家，原以為這筆鉅款能所向披靡，不料一位法國買家緊隨其後，舉牌出價遠遠超過了中方的預算。
拍賣槌落下了。中國競拍者只能望罍興嘆，300萬美元，已經是當時外匯管制下的極限數字了，而那個創紀錄的924.6萬美元，則秒殺了合體之路。
一時間，皿方罍成為全球藏家熱議的話題。國際著名古董商吉賽爾先生這樣感嘆：“翻開全世界的古董交易紀錄，從未有人以900萬美金拍賣過一件青銅器的。但是，這樣的神品，你還是覺得交易價非常合理。這或許也意味著人們對稀有古銅器會越來越重視……”
在這場交易的帶動下，青銅器價格水漲船高，名品均被抬升到百萬美元級別。不過，皿方罍還是把最高紀錄保持了四年。這讓期盼它迴歸的人更為悲觀，因為像這樣的稀世之寶，每一次露面的間隔一般是20年左右，2001年青銅器的市場尚未成熟，其價格也遠遠低於其真正的價值，但是就是這樣一個價位，已經讓中方望塵莫及了，等到它再次露面，我們的實力能行嗎？
熊傳薪說，當時湖南省博物館因為資金不足無法參與競拍，但所有人都對此非常關心，而競拍結果讓他們非常失落。“那次拍賣之後，我在《中國收藏》上寫了一篇文章，覺得很惋惜，擔心這個東西回不來了。”
不過，繼任館長陳建明透露，博物館並沒有完全放棄。2012年前後，博物館通過美國的同行瞭解到，皿方罍有可能在拍賣場上梅開二度，就斷斷續續和藏家保持間接聯繫，也一直在爭取資金。
“我們問他要多少錢，他說要7億元人民幣。” 博物館方面的判斷是，作為一箇中部省市的財政，不可能拿出幾個億來買文物，“我們還沒有發達到那種程度”。
紐約拍賣，變數陡增
2014年，已是大明星的皿方罍果然回到拍賣場，讓文博界揪心的時刻又到了。
3月12日，應友人邀約，青銅器鑑定及修復專家賈文忠從北京飛赴紐約。走進機艙，他意外地發現頭等艙裡坐滿了古玩商。一打聽，大家都是為了皿方罍而來。
在這次的亞洲藝術週上，佳士得不惜重金為皿方罍打造了專場，將拍品編號為1888，時間定為3月20日。無論是“要發”的諧音，還是與上一次同一天上拍的巧合，都擺明了要創造新紀錄。
到紐約後的幾天裡，賈文忠發現，酒店裡、餐廳裡、大街上，到處都能看到古玩界的“熟臉”，而國際上的頂級藏家，如艾斯肯納胥、安思遠、吉賽爾、曹興誠等也悉數到場，完全是一場“豪門盛宴”。
雖然佳士得對競拍者設置了高達300萬美元的訂金門檻，但並未擋住收藏家們的熱情。知情人士透露，佳士得特以酒會答謝，出席招待酒會的外國收藏家十餘位，中國收藏家二三位。
“十全十美的青銅器不多，皿方罍就是其一。”在預展現場從各個角度仔細觀摩之後，賈文忠認為皿方罍可列已知中國青銅器前五位。“距離上次拍賣已經過去了十幾年，根據社會經濟形勢的變化，我估計它的價格大約在此前拍賣價的五六倍左右。”
而在佳士得拍賣圖錄的推介文章中，對皿方罍的流散，以及藏於湖南省博物館的蓋子則隻字未提。這可能是因為，2009年中美簽署了一份限制文物進出口的諒解備忘錄，禁止出口到美國的中國文物，時限從大約石器時代開始一直到唐代。中國政府已經據此追回多件文物，雖然皿方罍是否符合備忘錄的要件還有待商榷，但這足以讓佳士得采取了規避態度。
3月15日，一封在網上流傳的信件，又讓拍賣變數陡增。
在這封給佳士得的信中，湖南省博物館寫道，鑑於方罍“與湖南之淵源”，同時“本館為非盈利受託遺產保管機構，所需購藏經費全賴各方資助”，希望能以所籌得的2000萬美元洽購，避免拍賣。
由於走漏風聲，特別是洩露了籌款金額，不少藏家覺得湖南這回希望不大。收藏家劉益謙就表示：“我個人支持湖南省博物館買回來，可是媒體這樣一宣傳，萬一湖南省博物館到時候出價不敵對手，被老外買走了怎麼辦？”
外界分析，湖南人對於出土於本省的“方罍之王”，不會坐視不管。另一方面，隨著中國國力的日益雄厚和國家搶救海外流失文物計劃的出臺，主打“愛國牌”的競買，很可能讓中國買家成為冤大頭。
有圓明園獸首的教訓在前，臺灣收藏家曹興誠發起提議，“由湖南博物館以預估底價去拍回來，其他華人藏家一律不出手，不讓人來炒作價格。”喻恆、鄭華星、朱紹良、唐炬、蔣念慈等藏家也聯名發表《華人藏家集體致紐約佳士得的一封公開信》，呼籲促成合璧好事。信中寫道：“我們謹向全球華人藏家呼籲：懇請海內外華人藏家在拍場中以大局為重，萬勿以個人好惡哄抬價格。”與此同時，國家文物局也通過渠道知會佳士得公司，希望能幫助促成湖南方面的洽購。
即便如此，對皿方罍的高估值預期還是在3月18日達到了高峰。當天，在紐約亞洲藝術週上，出現了一件蘇富比拍賣的青銅重器——“鴞首提樑壺”。然而，這件同樣被寄予厚望的青銅壺叫價至370萬美元時，便無人舉牌，終因未能達到底價而流拍。顯然，這是主力買家攢足了銀子、憋足了勁兒，要在皿方罍上一較高下。
一邊是國際買家摩拳擦掌，一邊是中國買家合力阻擊，皿方罍的命運如何？直到上拍前一天都是未知數。
當仁不讓，迴歸有望
其實，這場較量，從4個月前就開始了。其背後推手，不是湖南博物館，而是一位有著霸蠻氣質的湖南收藏家——譚國斌。
他以一己之力，籌辦當代藝術博物院，10多年來一直免費開放；他發起“藝術長沙”，堅持十年，把雙年展辦成湖南藝術的一座文化新標。這些自掏腰包不掙錢的活動，都是他介入公共文化的可貴探索。
作為2013年香港佳士得秋拍的座上賓，譚國斌在VIP藏家的拍品預展上，第一次見到了皿方罍。
“極其精美。”譚國斌是長沙人，小時候參觀博物館，曾經在愛國主義教育中聽說過皿方罍的故事，但初見罍身，還是完全被震撼了。
“我當時就有一種衝動，一定要讓它回湖南。”在場的湖南企業家也都認為皿方罍器身回湖南省博物館是最佳的選擇。
“既然要回湖南，肯定不能上場拍賣，2001年的教訓擺在那裡。”還在香港，譚國斌就找到佳士得亞洲區執行董事魏蔚，提出洽購的請求。“魏蔚當時說很難，幾乎沒有可能。”
從香港回來後，他又直奔湖南省博物館，找館長陳建明，“表示願意出一部分力，但由於個人的力量有限，提議由博物館向政府申請資金來購買皿方罍”。
“我年紀比你大，沉得住氣。”陳建明後來說，自己表面看上去無動於衷，其實內心也很焦慮。一方面，博物館一直找熟悉的朋友確認賣方的意願，另一方面，則不停地向上級文物主管部門請示。然而，相關部門的回覆是：不贊成這種用國家資金回購的方式。
這條線斷了，譚國斌一度失落，但他很快打起精神，開始尋找企業家，“能找的都找了，我勸他們先買後捐，豈不是比在中央臺打一億元的廣告對品牌的影響力更大。”然而，一番洽談下來，困難重重。“畢竟，湖南的經濟沒那麼好，企業家們也缺乏這個意識。”
在被動員的企業家中，只有湖南廣播電視臺的臺長呂煥斌沒有直接拒絕。“我第一次跟呂煥斌說完以後他沒吭聲，我就知道有戲。後來我每見他一次，就跟他說一次這個事情。”到最後，呂煥斌終於說出了自己的顧慮，廣電買這個東西師出無名，畢竟方罍這麼貴，廣電又不是博物館。另外，廣電歸宣傳部管，要省宣傳部支持才可以。
譚國斌將皿方罍即將拍賣的消息發到了朋友圈，“他們都支持我，希望方罍回到湖南，但很多朋友說這不可能”。畢竟，臨近過年，資金還沒著落。
雖然沒找到錢，但譚國斌仍與佳士得不斷溝通。也許這就是湖南人倔強敢為、當仁不讓的性格使然。2014年2月，佳士得將皿方罍的起拍底價告訴了譚國斌，為1800萬到2000萬美元。而對方開出的洽購價，則高達5000萬美金。
“有價之後，就明朗多了。”譚國斌沒有被鉅款嚇倒，而他想要的支持，來得更是及時。
3月初，呂煥斌與時任湖南省委宣傳部部長的許又聲同乘飛機，他報告了此事，當即獲得了支持。
許又聲到湖南之前，曾在國僑辦工作多年，對統戰工作得心應手。他當晚就召集省文化廳、博物館開會，確定在湖南力所能及的情況下，購買皿方罍。政府的支持，成了皿方罍迴歸的轉折點。
如何讓皿方罍回國？行前，最終確定了3套方案。
“第一選擇是洽購。我跟佳士得方面溝通，企業出錢，湖南省博物館進行洽購的相關事宜，儘量在2000萬美元左右拿下。”
“如果洽購不成，則派代表在拍賣現場競拍。這是第二個方案，預計會舉牌到3500萬美元。”
3月15日，譚國斌和湖南廣電、省博物館的專家組成了8人團，赴美洽購。行前，他們以湖南省博物館的名義致信佳士得亞洲區總裁魏蔚，不想這封信流傳到網上，使得外界均知湖南“僅籌措到2000萬美元”。
所幸的是，起飛前，一個方罍蓋的3D打印模型被緊急送到洽購團隊手中，為以後的談判立了大功。此次3D模型的打印可謂相當匆忙，負責打印的盈博科技董事長劉武說，湖南省博物館只發給他們6張照片，4個工程師連夜完成了數字建模、打印，用時僅16個小時。
3月17日，洽購團隊抵達紐約。時隔21年，熊傳薪第二次見到方罍器身。他翻出當年在新田棟一家所做的記錄一一對照，通過對紋飾、鑄造工藝、銅質等的鑑定，確定就是當年所見的同一器。
“我們帶去的3D蓋子，一開始並沒有與器身合上，經陳館長提醒，旋轉了90度之後，口徑90%以上是吻合的，應該是一套。”讓熊傳薪心疼的是，器身近一個世紀都在私人藏家手中，因為經常用手觸摸，已有一處鏽蝕。“在外的這近百年裡，它受了多少苦啊！雖然藝術是無國界的，但承載藝術的這些物品是有主人的。所以我說它能回到湖南是最好的選擇，能得到更好的保護。”
艱難談判，情動賣家
“誰都知道湖南廣電有錢，要是漫天要價怎麼辦？”為此，當時一塊兒去的湖南廣電副臺長張華立，對外宣稱是陳建明館長的助手，不敢讓他暴露身份。
由於與法國賣家的預期相差懸殊，洽購團隊幾次報價，由佳士得轉告，賣家均未同意。
“我想，深藏不露的賣家最終是看到合體效果後，在內心默默認同了皿方罍最終的歸宿。”譚國斌說，皿方罍3D蓋蓋到器身上之後，華麗壯觀，而且一旦合體，再分開來看蓋子和器身，怎麼看都是缺憾。
至於談判技巧，他還記得向佳士得陳述的四條理由：“第一，這是湖南流散出去的文物，按照國際公約上的文物法，是要追討回來的。第二，這是個‘殘器’，何不成人之美，讓它成為一個完整的東西。第三，華人收藏家都支持我們，都不會出手。第四，我們買下來是用於公共收藏，這在西方的國家也是最受重視的，有優先購買權。”
談了三天三夜，雙方最終在19日下午4時達成協議，此時距拍賣開場不足24小時。“我們加了錢，但加得不多。”皿方罍器身以大約低於預拍成交價一半的價格購得。洽購成功的那一個晚上，譚國斌興奮得整晚都沒睡，因為這件不可能的事情變成了可能，當晚整個收藏界都因為朋友圈裡的消息炸開了鍋。
“洽購協議達成之後，我們要做的工作很多，其中難度最大的就是說服此前已經支付訂金的買家退出。”佳士得亞洲區總裁魏蔚說，當時已經有來自世界各國的多位買家支付了高達300萬美元的訂金，準備在第二天參與競拍，“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只能一個個打電話，告訴他們皿方罍的經歷，以及湖南方面與賣家為了皿方罍歸國做出的努力。”令魏蔚欣慰的是，在電話溝通的過程中，所有買家都表示理解和支持，並祝賀湖南。
紐約時間3月20日上午11時，也就是原定的“一場最為激烈的‘罍王之爭’”上演的時刻，佳士得拍賣師在展示現場宣佈了洽購成功的消息，根據洽購協議，皿方罍將被捐給湖南博物館永久保存，永遠不會再出現在拍賣市場。學者葛劍雄盛讚這是“中國人的勝利，湖南人的勝利”。
全場掌聲雷動，譚國斌卻不在場，一個讓人哭笑不得的細節是，他在場外刷卡刷了兩天。“我有兩張卡，一張一次只能刷2000美元，另一張只能刷5000美元。300萬美元的定金，用了兩天，刷了1200多次才付完。不僅刷卡，簽名也要籤一千次，但想到國寶能回家，心裡特別甜。”
而在整個過程中，那位做出巨大讓步的神秘收藏家，始終沒有露面。最終的交易價格，由於簽了保密協議，也未公佈。然而，正如熊傳薪所說，“這次能夠以較低的價格洽購下來，體現出國外友人對中國文化的理解和友好態度，也為中國流失文物迴歸開創了一種新的方式。”
譚國斌則期待，此次的事件能開拓公立博物館的藏品徵集格局，促成理事會制的成熟與作為。他說，公立博物館要發展壯大，有必要更好地集合社會各界的力量，從長遠來看，組建理事會或者基金會，是一個趨勢。
值得一提的是，這次為皿方罍迴歸慷慨出資的6家企業分別是：湖南廣電、湖南中煙、湖南出版、華菱鋼鐵、湘投控股、中聯重科。
重歸故里，酌彼金罍
2014年6月21日，皿方罍入境通關，重歸湖南。28日，湖南為這件國寶舉行了隆重的合體儀式。分離近90年，一朝團聚，物件若有靈性，估計也會執手相看淚眼吧。
2017年11月，湖南省博物館新館開館，閉館5年後重新對公眾開放。皿方罍在“湖南人——三湘歷史文化陳列”展覽中亮相，3000年前祖先留下來的器物，終於能對後人一訴衷腸。
簡單地說，罍是一種大型盛酒器和禮器。《詩經 周南 卷耳》裡提到罍：“我姑酌彼金罍”，這裡的“金罍”即是青銅罍。經過測量，如果要裝滿皿方罍，需要近51升酒，可見古人豪氣。
青銅罍誕生於商代晚期，流行於西周至春秋中期，絕跡於戰國時期，方罍更為稀少。由於流行時間短，數量少，歷經3000多年能保留下來的，據統計，僅45件。
在這些存世的青銅方罍中，皿方罍無疑是其中傑作。它的器身高62.4釐米，器蓋高28.7釐米，是迄今為止出土的最大一件。近觀其器，造型雄渾莊重，集立雕、浮雕、線雕於一身，透出攝人心魄的氣勢，無疑也是最精美的一件。更重要的是，它身上還有“銘文”，讓遠古的歷史信息撲面而來。
湖南被譽為“南方青銅器之鄉”，1938年在寧鄉縣曾出土另一件國寶四羊方尊，因被編入中小學歷史教科書和各類教材而廣為人知。相比之下，皿方罍因為有銘文，則更有價值。
皿方罍的名字就源於“銘文”。器蓋上的銘文是“皿天全作父已尊彝”，而在器身上的銘文則少了“天全”兩字，銘文的大體意思是“父己命人作此寶貴禮器”。
這裡的“皿”是一個姓氏，皿氏家族出現於商代晚期，一直到西周前期都還存在，是一個有地位和權勢的貴族。此前陝西也出土過西周時期皿氏家族的青銅器。
正如著名學者張光直所言：“青銅便是政治和權力”。商、周以來，統治者通過青銅器，建立了“禮”治社會，皿方罍也是貴族等級制度和權力的表達方式。
2015年4月，國家文物鑑定委員會判定皿方罍是商代晚期的禮器，可它是在哪裡鑄造的？為什麼會出現在湖南？已經成了學術中的方罍之問。
在以前的記載中，商代晚期的長江以南是南蠻之地，甚至有“商文化不過長江”的說法。現在看來，這是中原對南方地區的一種誤解。從在湖南地區出土的青銅器，從皿方罍，就可以清楚地看到商周時期中原文化與當地文化的互通。
青銅器專家張昌平曾撰《論洞庭湖周邊的青銅器——從皿方罍說起》一文，探討湖南一帶出土青銅器的內涵及其文化、藝術特徵。在此文中，他指出：皿方罍顯現出很多典型的中原商文化特徵。同時，與殷墟青銅器相比，其造型與紋飾更為繁縟，有其獨特之處。他進而指出：“與皿方罍的情況類似，在今寧鄉周圍一些地點出土的青銅容器，如人面紋方鼎、戈卣、獸面紋提樑卣、獸面紋夔龍紋瓿等，與殷墟青銅器有類似之處，卻又保留著自己的特點。”
如今，在研究界，人們已經基本達成共識：湖南出土的青銅器，一種是商朝工匠南下到湖南地區之後在本地鑄造。這部分青銅器的紋飾往往帶有南方文化的特點，如魚紋等動物紋飾，是中原地區所沒有的。另外一種情況則是，在北方鑄造的青銅器因為某種原因被帶到湖南。
大多數專家認為，皿方罍屬於後者。皿氏家族一直活動於中原地區，皿方罍的紋飾也呈現北方的特色，以獸面紋、龍紋為主。另外，南北方鑄造的青銅器，在金屬含量上也不同，南方的青銅器含鋅多，而北方的含錫多。這一點，皿方罍也符合北方青銅器的特點。
那麼，這麼大一個青銅器，是怎麼被帶到湖南的？它又為何而來？至今仍舊是個謎。不過可以肯定的是，皿方罍呈現了中原文化與湖南本土文化的交融。
《詩經》中“我姑酌彼金罍，維以不永懷”，意思是“我且斟滿銅酒杯，讓我不再長思念”。千年以來，遊子把酒低吟，望向故鄉的方向。如今器身迴歸，罍之百年相思也得解脫，湖南人終於可以酌彼金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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