戲劇《武松殺嫂》劇照
水滸故事裡的潘金蓮，受王婆教唆，將一碗砒霜灌進了武大郎之口，謀殺了親夫。她的下場也比較悽慘：被武松一刀殺死，以命償命。武松殺嫂屬於私人復仇，如果走司法程序呢？拋開《水滸傳》對宋代司法的抹黑化描述不提，按宋朝法律，潘金蓮也是罪無可恕、難逃一死。
潘金蓮謀殺親夫的行為，涉及兩條刑律。《宋刑統·賊盜律》“謀殺條”規定：“諸謀殺周親尊長、外祖父母、夫、夫之祖父母、父母者，皆斬”。宋朝經常有大赦，死罪有時候可以獲得赦免，改為流刑之類。但潘金蓮之罪不在大赦之內，因為《宋刑統·名例律》“十惡條”又規定：“惡逆，謂毆及謀殺祖父母、父母，殺伯叔父母、姑、兄姐、外祖父母、夫、夫之祖父母、父母”，注云：“惡逆者，常赦不免，決不待時”。謀殺親夫屬於十惡不赦的重罪，即使國家有大赦，十惡罪也不在赦減之列。
總而言之，潘金蓮犯下之罪行，以及應得之刑罰，是當時法律規定得十分清楚的，不存在爭議。值得我們拿出來討論的是另一個問題：假如武大郎不是死於潘金蓮親自喂下的一碗砒霜，而是被西門慶一腳踹死，潘金蓮只有與西門慶通姦的事實，而無參與殺人的行為，那麼她又該當何罪？
我看過一篇評析武松復仇案法律問題的文章，作者說：“假設當初西門慶腳踢武大，致使其死亡，不但要追究西門慶的責任，潘金蓮也是死罪；或者，在謀害武大的過程中，即便潘金蓮沒有實施具體的謀害行為，而僅是一個毫不知情的局外人，那麼，只要武大死於西門慶之手，潘金蓮仍然是死罪。”真的是這樣嗎？
作者的結論當然有宋朝法律提供支持，因為《宋刑統·賊盜律》“謀殺條”中有這麼一條規定：“犯奸而奸人殺其夫，所奸妻妾雖不知情，與同罪。”並附註說明：“犯奸而奸人殺其夫，謂妻妾與人姦通，而奸人殺其夫，謀而已殺、故殺、鬥殺者，所奸妻妾雖不知情，與殺者同罪，謂所奸妻妾亦合絞。”（參見張未然《武松復仇案件的法律評析》）按這一立法，潘金蓮自然是與西門慶同罪。
以今天的司法文明準則來衡量，《宋刑統·賊盜律》的這一條規定無疑是比較野蠻的，與我們印象中宋代司法的文明化進程大相徑庭。這到底是怎麼回事？
其實，熟悉《宋刑統》的朋友都會知道，《宋刑統》的內容基本上抄自《唐律疏議》，連諸多不合時宜的條款都照抄不誤，其中就包括“犯奸而奸人殺其夫，所奸妻妾雖不知情，與同罪”的條文。而在實際的司法過程中，地方法院碰到這類案件時，並不是直接援引《宋刑統》的相關條款判姦婦死刑，而是作為疑案奏讞。
熙寧年間，邵武軍便發生了一起“犯奸而奸人殺其夫”的案子：“婦陳與人奸，謀殺其夫已定，其夫醉歸，陳不鍵門，奸者因入殺之。”邵武軍有個姓陳的婦女與人通姦，姦夫計劃謀殺親夫。這一日，親夫喝醉酒歸來，陳氏沒有鎖門，姦夫得以推門而入，殺掉昏睡中的親夫。如果按《宋刑統·賊盜律》的規定，邵武軍的法院應該判陳氏死罪，但法院沒有這麼判，而是以法律適用有疑為由，呈送中央法司議法。
中央法司在議法時，發生了爭論。大理寺認為，本案中，陳氏只是從犯，而且沒有“加功”，依法當判流刑。宋朝法律概念中的“加功”，是指有協同殺人的行為：“雖不下手殺人，當時共相擁迫，由其遮遏，逃竄無所，既相因籍，始得殺之，如此經營，皆是加功之類”。也就是說，大理寺對“犯奸而奸人殺其夫”案中姦婦的判決，秉持這樣一種定罪原則：看姦婦是主謀還是從犯，是否有“加功”行為，而不是不問青紅皂白一律定為死罪。
不過，大理寺的判決在送刑部審核時，被刑部郎中杜紘駁回。杜紘認為，大理寺議法不當，因為案中陳氏故意不鎖門，是協助殺人，有“加功”的行為。按律，“從而加功者，絞”，陳氏應該判死刑。杜紘其實並沒有否定大理寺的定罪原則，只是不同意大理寺關於陳氏“從而不加功”的裁定。
由於杜紘對大理寺的判決提出了異議，宋政府便將案子發到御史臺“詳審定度”。御史臺詳議了本案之後，首先對崔臺符、韓晉卿、莫君陳等幾名刑部官員提出了彈劾，認為他們在刑部與大理寺發生司法辯論時，“無所可否，但據狀申都省”，“循默苟簡，無任責之心”。結果崔臺符被“罰銅十斤”，韓晉卿、莫君陳“各八斤”。
那麼是不是說明御史臺贊同杜紘的主張呢？不是，因為御史臺最後裁定，刑部郎中杜紘“駁議不當”，也要懲罰，導致“杜紘罰銅八斤，展磨勘二年”。據此，我們可以合理推測，邵武軍因姦殺人案最終的結果，應該是維持大理寺的判決，陳氏並沒有被判死刑。
南宋時，法律更是明確規定，“諸犯奸而奸人緣姦殺其夫，妻不知情者，奏裁。”敕文收錄入《慶元條法事類》。宋朝司法，敕文的適用優先於刑統，換言之，《宋刑統》中關於“犯奸而奸人殺其夫，所奸妻妾雖不知情，與同罪”的條款，是存而不論的“睡眠條款”。潘金蓮如果沒有參與謀殺武大郎，按照宋朝法律與司法慣例，她是罪不至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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