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起三國時期曹操的幾個兒子，曹丕曹植一直都是人們經常談論的兩個人。很多人都仰慕曹植曹子建的文采，尤其是一篇《洛神賦》，更是衍生出了無數版本的愛情故事。而在文采方面，曹丕雖然也有建樹，不然就不會有“三曹”，但是相比曹植，可能還是差了一些。他們曾經都有希望成為繼承人，但是最終還是曹丕勝了，儘管如此曹丕卻一直都忌憚曹植，明明曹植更像是一個詩人，為什麼曹丕還要忌憚他呢?
曹丕對曹植最忌憚的地方，其實並不是曹植的才華和文采。這些只是加分項而不是基本盤。曹丕對曹植最無法容忍的，是曹植對兵權的染指。
在接班人之爭上，曹丕與曹植明爭暗鬥，互有輸贏。司馬門事件似乎是半決賽的決勝局：“植嘗乘車行馳道中，開司馬門出。”于濤先生指出，司馬門是曹操重建洛陽城的宮禁之門，而洛陽城的重建完全仿照都城，這意味著曹操已經按照天子的配置為登基做營建。但曹植擅闖司馬門事件，某種程度上乃是一種對王權的僭越和預支，這將曹植內心深處的熱望和浮躁都暴露在世人面前。這使得曹操大為震怒，決定不再考慮曹植。這一局的輸球，並不是因為曹丕的洪荒之力，而是因為曹植自己不作死就不會死。
然而後來曹操竟然給曹植加了一場復活賽，那就是建安二十四(公元219年)年，曹仁於樊城被圍，于禁被水淹七軍之際，曹操任曹植為南中郎將，命其南下救援樊城。這樣的任命意味深長：須知在此之前，曹丕曹植均沒有接受過軍事任命，都未曾接觸過兵權。帶兵打仗的一直是三子曹彰。而在吳蜀未滅，天下未定的情況之下，未來的曹氏政權也必將在很長的一段時期之內保持其軍人政府色彩。所以未來的君主，沒有一定的軍事履歷是說不過去的，而沒有戰爭中的領導經驗和威望，也難以對吃重的武官集團形成控制力。
雖然王子中帶兵的是曹彰，但他或許是因為綜合素質不行，始終置身於儲君之爭之外。那麼，在兩個可能的接班人之間，誰先帶兵，或者誰帶過兵，意義就非同小可。曹植領兵的任命，一方面反映了曹操對於接班人的選擇或許已經轉向了曹植一邊，若讓曹植立點戰功，立儲就順理成章;另一方面，即便領兵和接班不能劃等號，曹植手中的兵權對未來的曹丕都無疑是一種威脅。有槍就是草頭王——領兵的曹彰最終在曹丕那裡不得好死，而曹植後來幸而不死，除了《七步詩》的煽情之外，或許也是因為曹植未掌兵權，威脅不大，因此因禍得福。
曹操對曹植的任命，也並非心血來潮。應該說，曹植一直充滿建功立業的抱負，而曹操也知子莫如父，對曹植也是期望滿滿，一直尋找機會鍛鍊培養。曹植的名篇《雜詩》裡，這種“戮力上國，流惠下民”的渴望溢於言表：
僕伕早嚴駕，吾將遠行遊。遠遊欲何之，吳國為我仇。將騁萬里塗，東路安足由。江介多悲風，淮泗馳急流。願欲一輕濟，惜哉無方舟。閒居非吾志，甘心赴國憂。飛觀百餘尺，臨牖御欞軒。遠望周千里，朝夕見平原。烈士多悲心，小人偷自閒。國仇亮不塞，甘心思喪元。拊劍西南望，思欲赴太山。弦急悲聲發，聆我慷慨言。
黃節先生在箋註此詩時，認為這是建安十九年(公元214年)所作：“《魏志》建安十九年秋七月，操徵孫權，使植留守鄴都。植有是賦(指曹植《東征賦》)。此詩蓋同時作也。操臨行戒植曰：吾昔為頓丘令，年二十三，思此時所行，無悔於今。汝年亦二十三矣，可不免哉?”應該說，這雖然沒有讓曹植直接帶兵打仗，但這等於是讓曹植監國。何況“典禁兵，衛官省”(《東征賦》)雖然不是直接打仗，但已然屬於備戰狀態。善攻者必先善守。曹操為曹植設計的進步之途，也可謂循序漸進。
對於建安二十四年曹植南中郎將的受命，曹丕自然無法坐視。但曹植此時卻沒有進入競技狀態，反而吊兒郎當，了不設防。出征前夜，曹丕略施小計，以送行為名將曹植灌醉，讓曹植在大軍開撥前失期誤事。這樣一來，延誤軍情事小，曹植在大夥心中的印象大幅度跌分，特別是曹操，更是對這個扶不起的子建大失所望。曹植不僅丟掉了兵權，也丟掉了在將士中的威信。曹操即便依然疼愛這個孩子，也只能把疼愛往肚裡咽。在政治世界，不老實的曹丕和不靠譜的曹植相較，不靠譜的危害對於國家還是大些。
到手的兵權拱手送人，失去了才知道珍惜。直到皇位塵埃落定，曹植依然沒有放棄對兵權的追求。在黃初四年徙封雍丘王之際，曹植獻上了一首自我批評的《責躬詩》：
於穆顯考，時惟武皇，受命於天，寧濟四方……伊予小子，恃寵驕盈，舉掛時網，動亂國經。作藩作屏，先軌是墮，傲我皇使，犯我朝儀。國有典刑，我削我絀，將置於理，元兇是率。明明天子，時篤同類，不忍我刑，暴之朝肆，違彼執憲，哀予小子。改封兗邑，於河之濱，股肱弗置，有君無臣，荒淫之闕，誰弼予身?……昊天罔極，性命不圖，常懼顛沛，抱罪黃壚。願蒙矢石，建旗東嶽，庶立豪氂，微功自贖。危軀授命，知足免戾，甘赴江湘，奮戈吳越。天啟其衷，得會京畿，遲奉聖顏，如渴如飢。心之雲慕，愴矣其悲，天高聽卑，皇肯照微。
整首詩先敘述先父曹操的豐功偉績，再做一番自我檢討。最終奏雅之際微露懷抱“願蒙矢石，建旗東嶽，庶立豪氂，微功自贖。危軀授命，知足免戾，甘赴江湘，奮戈吳越。”鑑於帶兵的任城王曹彰之橫死，曹植必定深知兵權乃是曹丕的敏感點。曹植只能將自己心中最深切的願望，稀釋在大段大段的自我批評之中，而將帶兵打仗的願望也說成是將功折罪。雖然建功立業是最大的心願，但自我保全，韜光養晦才是當務之急。內心的扭曲，關係的微妙，實在是難以言說。
然而隱微的說辭未必能保護詩人，同是詩人的曹丕對曹植的文字遊戲恐怕一眼看穿。清人吳淇在評價此詩時說道：“魏武帝以子建才類己，幾欲易太子。所以子建與文帝各豎黨羽，而子建之黨猶盛。然終於不濟者，獨以未得兵權故耳。武帝既沒，文帝決無假以兵權之理。而乃屢請自試，且請之於罹罪之餘，更深文帝之忌耳。”
曹植那篇著名的《求自試表》，乃是寫於太和二年(公元228年)，即曹丕去世，曹叡即位後的第二年。《三國志·陳思王植傳》載：“太和元年，徙封浚儀。二年，復還雍丘。植常自憤怨，抱利器而無所施，上疏求自試”。曹丕的死對曹植來說或許意味著翻盤的可能。曹植將所有被壓抑的訴求一股腦兒吐了出來：
“……方今天下一統，九州晏如。顧西尚有違命之蜀，東有不臣之吳，使邊境未得稅甲、謀士未得高枕者，誠欲混同宇內，以致太和也。故啟滅有扈而夏功昭，成克商、奄而周德著。今陛下以聖明統世，將欲卒文、武之功，繼成、康之隆，簡賢授能，以方叔、召虎之臣，鎮衛四境，為國爪牙者，可謂當矣……固夫憂國忘家，捐軀濟難，忠臣之志也。今臣居外，非不厚也，而寢不安席，食不遑味者，伏以二方未克為念……伏見先武武臣宿兵，年耆即世者有聞矣。雖賢不乏世，宿將舊卒猶習戰也。竊不自量，志在效命，庶立毛髮之功，以報所受之恩。若使陛下出不世之詔，效臣錐刀之用，使得西屬大將軍，當一校之隊;若東屬大司馬，統偏師之任，必乘危蹈險，騁舟奮驪，突刃觸鋒，為士卒先。雖未能擒權馘亮，庶將虜其雄率，殲其醜類。必效須臾之捷，以減終身之愧，使名掛史筆，事列朝榮。雖身分蜀境，首懸吳闕，猶生之年也。如微才弗試，沒世無聞，徒榮其軀而豐其體，生無益於事，死無損於數，虛荷上位而忝重祿，禽息鳥視，終於白首，此徒圈牢之養物，非臣之所志也。流聞東軍失備，師徒小衂，輟食忘餐，奮袂攘衽，撫劍東顧，而心已馳於吳會矣……”
依然是當年“拊劍西南望，思欲赴太山”的豪情壯志。(作者按：曹植詩文中對敵國的指代由“西南”到“吳越”，或與其活動範圍有關。蓋《雜詩》“西南”與“吳仇”並舉時，曹植以臨淄侯之爵守鄴城，此既是曹操軍事大本營，亦是東西之樞紐，故吳蜀同是敵國。而晚期作品專以“吳越”“吳會”“江湘”代敵國，或是因為曹植的封國采邑由臨淄而安鄉而鄄城直至雍丘，一直在魏國東南部徘徊，近吳而不近蜀。故曹植明志之詩，也是著眼當下，並非空洞抒情)然而曹植再一次明珠暗投。曹叡的涼薄不下於乃父，而平庸則過之。況且兵權的敏感性乃是結構性的問題，並不因人而有所改變。
千古風流，浪花淘盡。歷史沒有給曹植建功立業的機會，而我們也不知道帶兵打仗和吟詩作賦對於曹植究竟哪個更好。劉勰的《文心雕龍·才略》說“文帝以位尊減才，思王以勢窘益價”，或許對於曹植的不公平，在歷史上卻是公平的。我們無法假設歷史，想象歷史，而只能理解歷史、珍惜歷史，包括珍惜每一個具體的人，珍惜他們的苦難留給我們的精神財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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