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由德国挂帅的北部欧洲国家而言，欧洲联盟在实质上最多就是一个政府间机构。
然而若是建立了财政联盟，对这些成员国而言，无疑是用脚投票来承认欧盟的超主权功能：主权让渡是一个艰难而痛苦的选择，特别是稍后可能还要由自己咬紧牙关大笔付账的时候。
而即便是在欧债危机时期都没能被逼着向财政联盟迈进的欧盟，能否在2018年欧元区经济满血复活之时，接受“共同财政预算”这样的小目标？
不过，就目前来看，美国在无意中助推了内耗不断的欧洲一把：出于对特朗普政府的深度失望和忧虑，德国总理默克尔顶住了德国国内的巨大压力，也放弃了对欧洲他国“恐德症”的顾虑，选择同法国携手，向通往财政联盟的路上小小试探一步。
这一计划随后遭到部分国家的反对，虽然欧洲财政联盟还有诸多障碍，但法德将在6月28~29日举行的欧盟峰会上联手应对其他成员国。
先天不足的货币联盟
欧元自诞生之日，就存在先天性结构缺陷，即有货币联盟却无财政联盟。
从根本上来讲，这同上个世纪90年代形成《马斯特里赫特条约》（下称《马约》）之际，欧洲各国对欧盟这一政治机体的定性及彼时的欧洲政治气氛相关。
在设计欧盟一体化进程时，欧洲对未来的欧盟应当是一个超国家机构还是仅限于是一个政府间机构进行了广泛的争论。最终，“新功能主义”的看法暂时说服了众人，即各方应遵循“溢出（spill over）”效应的力量。
简单而言，新功能主义认为，在各国融合和经济一体化的过程中，一个经济部门的一体化会慢慢导致其他部门的一体化，这样的“溢出”效应会蔓延至欧盟整体，最终促进一个政府间机构向超国家机构转变。
这一理论在关税同盟、共同市场的形成过程中均得到了有效检验。为此，当时有一种看法是，之所以共识没有蔓延到财政联盟领域，是因为该机体尚未产生该诉求，如有一天存在需要了，那么（财政联盟）就会水到渠成。
在理论层面，包括“欧元之父”、比利时经济学家拉姆法鲁西（Alexandre Lamfalussy）在内的欧洲先贤都曾提到，仅进行货币政策整合而不进行财政整合是远远不够的，但德法两国却未能在此政策实践方面做更多探索：一方面20世纪90年代初两德统一后，德国颇有些自顾不暇，另一方面时任法国总统密特朗对财政政策合作的态度也较为谨慎。
最终在1993年生效的《马约》规定，汇率、通货膨胀与长期利率由欧洲央行统筹管理，但预算赤字与政府负债仍由欧盟各成员国各自进行管理。
欧盟统一货币政策却不统一财政政策，这为未来埋下了祸根：欧盟各成员国国内经济情况发展情况严重不均，但欧央行执行的是一刀切的货币政策，而在西欧强国不断增强出口竞争力的同时，南欧国家却陷入了债务危机，这一“时间炸弹”在欧债危机中被彻底引爆。
引发“恐德症”
需要指出的是，在欧债危机到来之前，最常违反该3%标准的恰恰又是法德两国，欧盟却又拿这两个欧盟的核心国家无可奈何。
2009年欧债危机爆发后，欧元区的长期结构性问题被暴露在全球视野之中。不少人第一次发现，如果说在欧债五国中，各占欧元区整体GDP为1.8%的葡萄牙、爱尔兰， 和占欧元区整体GDP为2.5%的希腊债务危机尚在法德掌控之中的话，那么占欧元区GDP 12%的西班牙与意大利（占欧元区GDP17%）如出现任何债务违约问题，就不是法德愿不愿意救赎，而是两国有没有能力救赎的问题了。
彼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等方均呼吁欧盟建立起风险分担机制，即朝着财政联盟的方向继续融合，以法国为代表的南欧等国也持相同看法。
然而，德国以及北欧国家的主流看法是，造成危机的核心在于南欧国家的财政浪费，为此必须率先实行财政紧缩和结构改革，然后再谈财政整合。
当时，以法国时任总统奥朗德为代表的一方虽然对此表示强烈反对，但到其任期结束为止，奥朗德也没有能拿出一套系统性对抗方案，在期间的历次欧元区峰会中，来自荷兰甚至芬兰的意见都超过了法方的权重。
最终，在奥朗德政府期间，法方在欧盟的谈判桌上几乎被消音，由德国带领的北欧国家所坚持的紧缩政策得以在全欧洲实施，大幅削减公共赤字成为主流应对方式。
不过，这一政策的后果却多少有些讽刺，此举不仅刺激各国民粹主义党派回归，还引发了德国最不愿意看到的结果，即投入巨额资金参与各国救赎，却依然引发了南欧国家的“恐德症”。
在表面上，欧盟委员会、IMF以及欧洲央行主导历次救赎计划，在实质上，德国议会却成为了欧盟决策机制的最后一环：所有出资计划均需要得到德国议会批准。
而且，更重要的是，在二战后虽然历经了“法强德弱”到“德强法弱”的转变，却仍能在欧盟内部基本维持力量均衡的法德关系，在奥朗德执政期间彻底失衡，而奥朗德造成的瘫痪局面，直到法国新一任总统马克龙上台后才得以缓解。
来自特朗普的“助攻”
马克龙对整合欧洲的想法由来已久。在其2015年担任法国经济部长时，他就意识到，欧盟必须向前走且需要进一步融合。
马克龙彼时提出，欧元区应设立共同预算，同时增设一名欧盟委员，负责协调欧元区经济政策，指挥欧元区各成员国间的财政转移，这也是他日后提出的“欧元区财长”的雏形。不过这一提议在彼时遭到了德方的反对。
然而，转机却意外地出现了。在过去8年，出于对南欧国家的失望及来自德国国内的压力，虽然默克尔对欧盟进行预算改革的想法一直抵触，但如今随着法国与美国的领导人换届，默克尔的立场开始松动。
美国前总统奥巴马的长期顾问罗德斯的新书《实际的世界》中透露了一个耐人寻味的细节：在得知特朗普胜选，在与到访德国的奥巴马告别的最后一刻，默克尔的眼中有一滴泪水。当时奥巴马的评价是：“她现在是孤单一人了”。
在国内重重压力之下，正是来自于特朗普的“神助攻”，不经意间推了默克尔一把。在与特朗普多次会面后，其在贸易问题和北约问题上的“美国优先”政策，都令默克尔发出了“美德关系已今不如昔，欧洲必须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的呼声。
而因美国向盟友开征钢铝关税、寸步不让之事，欧洲理事会主席图斯克这样说：“看看特朗普最近做的决定，让人不免会想，有这样的朋友，还要敌人做什么呢？但坦白讲，欧盟应该心怀感激，因为特朗普让我们丢掉了幻想。”
在马克龙方面，他也深知欧盟加快财政整合的提议通常意味着法国提议、德国埋单，而为了振兴法国也为说服德国，马克龙政府在上台后，立即做出了对法国经济进行改革的承诺，希望以经济振兴增强自身的谈判筹码。
“历史证明，持久强大的经济始终是以健全的公共财政为基础的。该计划规定在2022年以前把公共开支减少3个百分点，公共债务减少国内生产总值（GDP）的5个百分点，并减少强制性征收。”菲利普表示，“我们希望改造、复兴我们的国家并投资未来。”
接受了财政自律并积极向德国所坚持的削减公债模式靠拢的马克龙政府，令德法合作再次具有了谈判的基础。
奥朗德前经济顾问、法国安盛集团首席经济学家布恩对此表示，默克尔现在也需要马克龙，德国的贸易顺差和汽车业令其在面对特朗普时变得（在欧盟国家之中）最为脆弱，“默克尔可以从欧洲的团结中获得很多。”
默克尔能走多远
在马克龙成为法国总统后，推进欧元区改革成为了其“重振欧洲倡议”的核心内容。他正式提出，在欧盟内设立欧元区财政部长职位，设立欧元区统一预算，设立欧洲货币基金（EMF），并将欧盟用于救助重债国的紧急救助金注入其中，用于应对可能发生的金融危机。2018年以来，包括在他首次访华期间，马克龙都对他的计划进行了详尽的介绍。
而艰难赢得大选的默克尔，却因国内阻力而束手束脚，无法一下子走得太远。马克龙的改革计划，不仅遭到德国国内民粹势力和主流经济学界的反对，在默克尔的基民盟—基社盟联盟党内也备受批评。
批评的焦点就聚集在马克龙的两个核心提议上：将欧洲稳定机制（ESM）转化为EMF以及建立欧洲投资基金（EIF）。
6月初，德国最权威的154名经济学家在《法兰克福汇报》上发公开信，阻止德国政府向马克龙妥协，这份公开信详细地阐释了德方对上述马克龙提议的反对理由。
上述公开信指出，首先，如将目前的ESM化为EMF，这将令那些非欧元区的欧盟国家也能参与到EMF的决策之中，而考虑到欧盟国家其他成员国的数量，债权国必定在投票中被债务国的投票数量超过，德国议会也会因此对该基金丧失控制权。
其次，如果按照马克龙计划中的EIF行事，则资金更将加速流入欧元区那些亟需改革的国家，这些国家将丧失改革动力，而德国已通过欧洲央行为它们进行了近9000亿欧元的背书。
不过，每一项法国的提议都被德国“缩水”了：以EMF为例，出于前述德国国内的反对之声，德方此次坚持该EMF不能被欧盟控制，而应由各国国会掌握审批权；在EIF方面，马克龙原本雄心勃勃地希望建设一个预算在2000亿欧元左右的基金池，默克尔却对此明确表示，该基金规模不能超过500亿欧元。
同时，在欧元区共同预算方面，默克尔对设立一位“欧元区财长”的建议也十分谨慎，认为还没有到讨论建立新权力机构的时候。
尽管法德此轮磋商成果有限，不过需要看到的是，默克尔已经发出了两个清晰信号：第一，虽然内部存在改革程度上的分歧，法德将在6月28~29日举行的欧盟峰会上联手应对其他成员国，比如目前对此异议最大的荷兰；第二，更为深远的是，至少在表面上，默克尔领导下的德国开始承认，为解决欧盟的结构性债务问题，需要对欧盟进行财政整合，而不是继续要求南欧国家采取紧缩政策。
财政联盟的小目标
而看一看IMF给出的建议图就知道，此轮的德法共同倡议，同建立财政联盟之间，还差很远。
在今年2月发出的一份针对欧元区的报告中，IMF再次敦促欧元区建立财政联盟。IMF指出，欧洲货币联盟不是政治联盟，其成员国之间依然非常独立，这种结构使他们在面临巨大经济或金融冲击时较为脆弱，特别是在公共债务水平已经很高的情况下，成员国政府几乎没有足够的空间来进行财政应对。更糟糕的是，欧元区银行拥有大量国内主权债务或政府债务，这为主权和金融危机相互促进并产生恶性循环打开了大门。
IMF还指出，为建立财政联盟，欧盟应建成全面的银行联盟、全面的资本市场联盟，并建立一定规模的宏观经济风险共同承担机制，以及共同的银行救赎机制等。
而欧盟在德法进行大选前也曾经出具过一份理想中的欧盟财政联盟路线图。
在这份规划的三步走路线图中，第一阶段（2015年7月1日~2017年6月30日）是欧元区的“加深融合”阶段，各国应“在当前存在的工具之上，最大程度地最优使用现存条约”来加强欧元区财政纪律。
第二阶段（2017年6月30日~2025年），各国需在融合的基准线上达成统一，并讨论是否给予此基准线一个法律地位。这实际意味着对欧盟条约的变更，因此不得不在法德两国2017年大选之后才能进行讨论。
在第三阶段（最迟于2025年），报告为实现一个统一的财政联盟设置截止日期，也就是欧元区将最迟在2025年完成这一目标。
该报告特别提出，一个真正的货币联盟需要在货币政策方面更多的共同决策，因此各国需要在一段时间之后同欧盟机构分享更多主权，而做出这一共同集体决策的场所，为未来的“欧元区财政部”。
同时，在建立了银行业联盟之后，报告建议需立即开始着手建立欧盟资本市场联盟，并特别促进欧元区内在债券和证券市场的融合，加强对于跨境交易风险的分担和警惕。
不过考虑到德法建议在2021年才开始建立欧元区共同预算，欧盟此前的“2025年形成财政联盟”目标注定要延期了。
欧盟经济事务委员莫斯科维奇在近期指出，欧元区改革所剩时间不多了，如果在此次6月峰会上无法达成共识，改革的窗口机会恐怕将丧失殆尽。
IMF第一副总裁大卫·利普顿则在近期的一篇文章中指出欧元区改革停滞的原因：人们对一些欧洲机构的信任下降，是担心这些机构管得太宽。
“然欧洲的区域构建还不完整，因而面临着更多的脆弱性。”利普顿表示，欧洲尚未完成银行业联盟的有关工作，也未完全协调好各国的金融监管与实践，因而面临着信任被一步侵蚀的风险。
从好的方面看，进一步推进欧洲一体化可能会重建信任；难点则是在降低风险（危机遗留问题和各国政策缺乏纪律）的同时要建立起风险分担的要素。除非能够在二者间实现适当平衡，利普顿认为，“否则，如果某些国家的公民认为自己是付款方、其他人是收款方，那么信任就可能难以维系。”
欧洲一体化研究者、功能主义理论的奠基人之一，美国政治科学家恩斯特·哈斯(Ernst Haas)曾提出一段著名理论：在一体化的进程中，存在着学习、溢出和效忠转移三个阶段，最终这将促成超国家机构的出现。而最难以克服的，就是效忠转移这一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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