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由德國掛帥的北部歐洲國家而言，歐洲聯盟在實質上最多就是一個政府間機構。
然而若是建立了財政聯盟，對這些成員國而言，無疑是用腳投票來承認歐盟的超主權功能：主權讓渡是一個艱難而痛苦的選擇，特別是稍後可能還要由自己咬緊牙關大筆付賬的時候。
而即便是在歐債危機時期都沒能被逼著向財政聯盟邁進的歐盟，能否在2018年歐元區經濟滿血復活之時，接受“共同財政預算”這樣的小目標？
不過，就目前來看，美國在無意中助推了內耗不斷的歐洲一把：出於對特朗普政府的深度失望和憂慮，德國總理默克爾頂住了德國國內的巨大壓力，也放棄了對歐洲他國“恐德症”的顧慮，選擇同法國攜手，向通往財政聯盟的路上小小試探一步。
這一計劃隨後遭到部分國家的反對，雖然歐洲財政聯盟還有諸多障礙，但法德將在6月28~29日舉行的歐盟峰會上聯手應對其他成員國。
先天不足的貨幣聯盟
歐元自誕生之日，就存在先天性結構缺陷，即有貨幣聯盟卻無財政聯盟。
從根本上來講，這同上個世紀90年代形成《馬斯特裡赫特條約》（下稱《馬約》）之際，歐洲各國對歐盟這一政治機體的定性及彼時的歐洲政治氣氛相關。
在設計歐盟一體化進程時，歐洲對未來的歐盟應當是一個超國家機構還是僅限於是一個政府間機構進行了廣泛的爭論。最終，“新功能主義”的看法暫時說服了眾人，即各方應遵循“溢出（spill over）”效應的力量。
簡單而言，新功能主義認為，在各國融合和經濟一體化的過程中，一個經濟部門的一體化會慢慢導致其他部門的一體化，這樣的“溢出”效應會蔓延至歐盟整體，最終促進一個政府間機構向超國家機構轉變。
這一理論在關稅同盟、共同市場的形成過程中均得到了有效檢驗。為此，當時有一種看法是，之所以共識沒有蔓延到財政聯盟領域，是因為該機體尚未產生該訴求，如有一天存在需要了，那麼（財政聯盟）就會水到渠成。
在理論層面，包括“歐元之父”、比利時經濟學家拉姆法魯西（Alexandre Lamfalussy）在內的歐洲先賢都曾提到，僅進行貨幣政策整合而不進行財政整合是遠遠不夠的，但德法兩國卻未能在此政策實踐方面做更多探索：一方面20世紀90年代初兩德統一後，德國頗有些自顧不暇，另一方面時任法國總統密特朗對財政政策合作的態度也較為謹慎。
最終在1993年生效的《馬約》規定，匯率、通貨膨脹與長期利率由歐洲央行統籌管理，但預算赤字與政府負債仍由歐盟各成員國各自進行管理。
歐盟統一貨幣政策卻不統一財政政策，這為未來埋下了禍根：歐盟各成員國國內經濟情況發展情況嚴重不均，但歐央行執行的是一刀切的貨幣政策，而在西歐強國不斷增強出口競爭力的同時，南歐國家卻陷入了債務危機，這一“時間炸彈”在歐債危機中被徹底引爆。
引發“恐德症”
需要指出的是，在歐債危機到來之前，最常違反該3%標準的恰恰又是法德兩國，歐盟卻又拿這兩個歐盟的核心國家無可奈何。
2009年歐債危機爆發後，歐元區的長期結構性問題被暴露在全球視野之中。不少人第一次發現，如果說在歐債五國中，各佔歐元區整體GDP為1.8%的葡萄牙、愛爾蘭， 和佔歐元區整體GDP為2.5%的希臘債務危機尚在法德掌控之中的話，那麼佔歐元區GDP 12%的西班牙與意大利（佔歐元區GDP17%）如出現任何債務違約問題，就不是法德願不願意救贖，而是兩國有沒有能力救贖的問題了。
彼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等方均呼籲歐盟建立起風險分擔機制，即朝著財政聯盟的方向繼續融合，以法國為代表的南歐等國也持相同看法。
然而，德國以及北歐國家的主流看法是，造成危機的核心在於南歐國家的財政浪費，為此必須率先實行財政緊縮和結構改革，然後再談財政整合。
當時，以法國時任總統奧朗德為代表的一方雖然對此表示強烈反對，但到其任期結束為止，奧朗德也沒有能拿出一套系統性對抗方案，在期間的歷次歐元區峰會中，來自荷蘭甚至芬蘭的意見都超過了法方的權重。
最終，在奧朗德政府期間，法方在歐盟的談判桌上幾乎被消音，由德國帶領的北歐國家所堅持的緊縮政策得以在全歐洲實施，大幅削減公共赤字成為主流應對方式。
不過，這一政策的後果卻多少有些諷刺，此舉不僅刺激各國民粹主義黨派迴歸，還引發了德國最不願意看到的結果，即投入鉅額資金參與各國救贖，卻依然引發了南歐國家的“恐德症”。
在表面上，歐盟委員會、IMF以及歐洲央行主導歷次救贖計劃，在實質上，德國議會卻成為了歐盟決策機制的最後一環：所有出資計劃均需要得到德國議會批准。
而且，更重要的是，在二戰後雖然歷經了“法強德弱”到“德強法弱”的轉變，卻仍能在歐盟內部基本維持力量均衡的法德關係，在奧朗德執政期間徹底失衡，而奧朗德造成的癱瘓局面，直到法國新一任總統馬克龍上臺後才得以緩解。
來自特朗普的“助攻”
馬克龍對整合歐洲的想法由來已久。在其2015年擔任法國經濟部長時，他就意識到，歐盟必須向前走且需要進一步融合。
馬克龍彼時提出，歐元區應設立共同預算，同時增設一名歐盟委員，負責協調歐元區經濟政策，指揮歐元區各成員國間的財政轉移，這也是他日後提出的“歐元區財長”的雛形。不過這一提議在彼時遭到了德方的反對。
然而，轉機卻意外地出現了。在過去8年，出於對南歐國家的失望及來自德國國內的壓力，雖然默克爾對歐盟進行預算改革的想法一直牴觸，但如今隨著法國與美國的領導人換屆，默克爾的立場開始鬆動。
美國前總統奧巴馬的長期顧問羅德斯的新書《實際的世界》中透露了一個耐人尋味的細節：在得知特朗普勝選，在與到訪德國的奧巴馬告別的最後一刻，默克爾的眼中有一滴淚水。當時奧巴馬的評價是：“她現在是孤單一人了”。
在國內重重壓力之下，正是來自於特朗普的“神助攻”，不經意間推了默克爾一把。在與特朗普多次會面後，其在貿易問題和北約問題上的“美國優先”政策，都令默克爾發出了“美德關係已今不如昔，歐洲必須把命運掌握在自己手中”的呼聲。
而因美國向盟友開徵鋼鋁關稅、寸步不讓之事，歐洲理事會主席圖斯克這樣說：“看看特朗普最近做的決定，讓人不免會想，有這樣的朋友，還要敵人做什麼呢？但坦白講，歐盟應該心懷感激，因為特朗普讓我們丟掉了幻想。”
在馬克龍方面，他也深知歐盟加快財政整合的提議通常意味著法國提議、德國埋單，而為了振興法國也為說服德國，馬克龍政府在上臺後，立即做出了對法國經濟進行改革的承諾，希望以經濟振興增強自身的談判籌碼。
“歷史證明，持久強大的經濟始終是以健全的公共財政為基礎的。該計劃規定在2022年以前把公共開支減少3個百分點，公共債務減少國內生產總值（GDP）的5個百分點，並減少強制性徵收。”菲利普表示，“我們希望改造、復興我們的國家並投資未來。”
接受了財政自律並積極向德國所堅持的削減公債模式靠攏的馬克龍政府，令德法合作再次具有了談判的基礎。
奧朗德前經濟顧問、法國安盛集團首席經濟學家布恩對此表示，默克爾現在也需要馬克龍，德國的貿易順差和汽車業令其在面對特朗普時變得（在歐盟國家之中）最為脆弱，“默克爾可以從歐洲的團結中獲得很多。”
默克爾能走多遠
在馬克龍成為法國總統後，推進歐元區改革成為了其“重振歐洲倡議”的核心內容。他正式提出，在歐盟內設立歐元區財政部長職位，設立歐元區統一預算，設立歐洲貨幣基金（EMF），並將歐盟用於救助重債國的緊急救助金注入其中，用於應對可能發生的金融危機。2018年以來，包括在他首次訪華期間，馬克龍都對他的計劃進行了詳盡的介紹。
而艱難贏得大選的默克爾，卻因國內阻力而束手束腳，無法一下子走得太遠。馬克龍的改革計劃，不僅遭到德國國內民粹勢力和主流經濟學界的反對，在默克爾的基民盟—基社盟聯盟黨內也備受批評。
批評的焦點就聚集在馬克龍的兩個核心提議上：將歐洲穩定機制（ESM）轉化為EMF以及建立歐洲投資基金（EIF）。
6月初，德國最權威的154名經濟學家在《法蘭克福匯報》上發公開信，阻止德國政府向馬克龍妥協，這份公開信詳細地闡釋了德方對上述馬克龍提議的反對理由。
上述公開信指出，首先，如將目前的ESM化為EMF，這將令那些非歐元區的歐盟國家也能參與到EMF的決策之中，而考慮到歐盟國家其他成員國的數量，債權國必定在投票中被債務國的投票數量超過，德國議會也會因此對該基金喪失控制權。
其次，如果按照馬克龍計劃中的EIF行事，則資金更將加速流入歐元區那些亟需改革的國家，這些國家將喪失改革動力，而德國已通過歐洲央行為它們進行了近9000億歐元的背書。
不過，每一項法國的提議都被德國“縮水”了：以EMF為例，出於前述德國國內的反對之聲，德方此次堅持該EMF不能被歐盟控制，而應由各國國會掌握審批權；在EIF方面，馬克龍原本雄心勃勃地希望建設一個預算在2000億歐元左右的基金池，默克爾卻對此明確表示，該基金規模不能超過500億歐元。
同時，在歐元區共同預算方面，默克爾對設立一位“歐元區財長”的建議也十分謹慎，認為還沒有到討論建立新權力機構的時候。
儘管法德此輪磋商成果有限，不過需要看到的是，默克爾已經發出了兩個清晰信號：第一，雖然內部存在改革程度上的分歧，法德將在6月28~29日舉行的歐盟峰會上聯手應對其他成員國，比如目前對此異議最大的荷蘭；第二，更為深遠的是，至少在表面上，默克爾領導下的德國開始承認，為解決歐盟的結構性債務問題，需要對歐盟進行財政整合，而不是繼續要求南歐國家採取緊縮政策。
財政聯盟的小目標
而看一看IMF給出的建議圖就知道，此輪的德法共同倡議，同建立財政聯盟之間，還差很遠。
在今年2月發出的一份針對歐元區的報告中，IMF再次敦促歐元區建立財政聯盟。IMF指出，歐洲貨幣聯盟不是政治聯盟，其成員國之間依然非常獨立，這種結構使他們在面臨巨大經濟或金融衝擊時較為脆弱，特別是在公共債務水平已經很高的情況下，成員國政府幾乎沒有足夠的空間來進行財政應對。更糟糕的是，歐元區銀行擁有大量國內主權債務或政府債務，這為主權和金融危機相互促進併產生惡性循環打開了大門。
IMF還指出，為建立財政聯盟，歐盟應建成全面的銀行聯盟、全面的資本市場聯盟，並建立一定規模的宏觀經濟風險共同承擔機制，以及共同的銀行救贖機制等。
而歐盟在德法進行大選前也曾經出具過一份理想中的歐盟財政聯盟路線圖。
在這份規劃的三步走路線圖中，第一階段（2015年7月1日~2017年6月30日）是歐元區的“加深融合”階段，各國應“在當前存在的工具之上，最大程度地最優使用現存條約”來加強歐元區財政紀律。
第二階段（2017年6月30日~2025年），各國需在融合的基準線上達成統一，並討論是否給予此基準線一個法律地位。這實際意味著對歐盟條約的變更，因此不得不在法德兩國2017年大選之後才能進行討論。
在第三階段（最遲於2025年），報告為實現一個統一的財政聯盟設置截止日期，也就是歐元區將最遲在2025年完成這一目標。
該報告特別提出，一個真正的貨幣聯盟需要在貨幣政策方面更多的共同決策，因此各國需要在一段時間之後同歐盟機構分享更多主權，而做出這一共同集體決策的場所，為未來的“歐元區財政部”。
同時，在建立了銀行業聯盟之後，報告建議需立即開始著手建立歐盟資本市場聯盟，並特別促進歐元區內在債券和證券市場的融合，加強對於跨境交易風險的分擔和警惕。
不過考慮到德法建議在2021年才開始建立歐元區共同預算，歐盟此前的“2025年形成財政聯盟”目標註定要延期了。
歐盟經濟事務委員莫斯科維奇在近期指出，歐元區改革所剩時間不多了，如果在此次6月峰會上無法達成共識，改革的窗口機會恐怕將喪失殆盡。
IMF第一副總裁大衛·利普頓則在近期的一篇文章中指出歐元區改革停滯的原因：人們對一些歐洲機構的信任下降，是擔心這些機構管得太寬。
“然歐洲的區域構建還不完整，因而面臨著更多的脆弱性。”利普頓表示，歐洲尚未完成銀行業聯盟的有關工作，也未完全協調好各國的金融監管與實踐，因而面臨著信任被一步侵蝕的風險。
從好的方面看，進一步推進歐洲一體化可能會重建信任；難點則是在降低風險（危機遺留問題和各國政策缺乏紀律）的同時要建立起風險分擔的要素。除非能夠在二者間實現適當平衡，利普頓認為，“否則，如果某些國家的公民認為自己是付款方、其他人是收款方，那麼信任就可能難以維繫。”
歐洲一體化研究者、功能主義理論的奠基人之一，美國政治科學家恩斯特·哈斯(Ernst Haas)曾提出一段著名理論：在一體化的進程中，存在著學習、溢出和效忠轉移三個階段，最終這將促成超國家機構的出現。而最難以克服的，就是效忠轉移這一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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