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里長街市井連，月明橋上看神州。人生只合揚州死，禪智山光好墓田。斗轉星移，移不動揚州人的閒適生活。儘管不再繁花似錦，但揚州依然保持了蘇北第一大城市所應有的最基本的繁榮。報紙上天天在宣傳“首都建設”、“新生活運動”，整個江都縣都席捲起告別傳統、擁抱現代的浪潮。在首都建設的影響下，江都縣也開始了一定規模的現代城市建設，主要是修築城市道路。由於財政吃緊，江都縣國民政府經江蘇省批准，向揚州商會募款。當年孫傳芳募軍餉，揚州群情激憤，無人響應，如今國民政府募款搞城市建設，揚州人紛紛響應，積極捐款。好一番天壤之別。這次募款，政府決定專款專用，以取信於民。東關街的道路工程主要由東關街沿線居民籌款建設，施家也不例外。施的祖父出了錢，對待這條東關街就像自家庭院一樣，日日到工地看望，給工人送水送點心。有時候店裡事情忙，就讓施代勞，他如今也是十歲的大孩子了，做起事情來又毫不含糊，很得祖父的信任。
在這期間，揚州的主要名勝古蹟得到了修繕。與文昌路的翻修同時進行的是文昌閣的修葺，江都縣政府給文昌閣換了一些蛀朽的椽，鋪上新瓦，讓這座揚州文脈之魂獲得了新生。瘦西湖被正式開闢成公園，成為現代揚州城市的一部分，不多時，“無亭橋”就又變成五亭橋了。湖邊廣植楊柳，垂柳依依，給這座城添了多少風情。二十四橋明月夜，玉人處處教吹簫。在瘦西湖邊，孩子們嬉戲玩耍，黛色的湖水波光粼粼，彷彿洇入了上好的松煙墨。這裡是世上最美的樂土，這裡的人是世上最幸福的人。夏秋之交，施的父親從原籍傳來了鄉里大豐收的好消息。稻花香裡說豐年，夜幕降臨之後，施兄弟倆和祖父去瘦西湖遊玩，在水邊，聽取蛙聲一片。回家後，施被蚊子咬得滿腿都是包，卻滿不在乎，心中一直對那片蛙鳴依依不捨。
然而，空氣卻在這個豐收之年的冬天開始變得不同尋常了。十二月十三日一大早，報童就在大街上高聲叫嚷：“號外！號外！張學良楊虎城扣押蔣委員長！號外！號外！張學良楊虎城扣押蔣委員長！”祖父年紀大了沒聽分清，哥哥卻激動起來，衝出門去買來了當天的號外，剛進門就大聲朗讀起來：“張學良、楊虎城於西安行營發動兵諫，扣押蔣委員長！”祖父聽清了，從中堂上站起來：“噫，這是要造反啊！才安定了幾年，又要大亂了。”十六歲的哥哥收起興奮的笑容，臉色突然變得嚴峻起來，對祖父說：“爺爺，這不是張楊要造反，是不得不反！”祖父呵斥了一聲:“大人的事情，你懂什麼！你是不是在學校裡參加了那些左派社團了？”爺爺年紀大了，兵荒馬亂見得多了，在他眼裡，孩子們就是太幼稚。那些左派團體給他們畫個革命的圖樣，他們就唯恐天下不亂。這麼些年了，只要是過來人，誰不願河清海晏天下乂安？要是揚州亂了，那些學校裡的孩子們吃什麼喝什麼？
可是哥哥不這麼看。從九一八開始，中國人已經沒有安穩的資本了。日本人佔領了東三省，又謀求所謂華北自治，北半個中國已經籠罩在一片戰爭的陰霾中。哥哥此時正在江蘇省立揚州中學讀書，這些半成年的中學生們接受的是愛國主義教育，在左派教師們的影響下，孩子們的目光不再侷限於揚州一地，而是投向了全中國。施還不太懂這些，他畢竟才是個十歲的孩子，看著爺爺和哥哥起爭執，並不參與，而是兀自跑進書房練琴去了。爺爺看出來，施的才華絕不僅僅是跟著戲班子學點二胡，便想辦法弄來了一架舊鋼琴，請師傅來修好調好，專門找了個先生教施彈鋼琴。這位先生，恰好是另一個他所在的瓊花觀小學的音樂教員，這兩個孩子都是這位先生所教。先生懂得因材施教，施表現出的藝術天賦足以讓他成為一個藝術領域的專業人才。而在另一個他身上，雖然藝術天賦一點也不亞於施，但他更有經世治國之略，音樂所起的作用只能是開拓視野。於是先生主要讓他拓展知識面，多掌握一些樂器種類，多瞭解一些國外的音樂名曲，求廣而不求精。這樣的教育增益了他的才華，提高了他的個人魅力，並在以後的職業生涯中體現得淋漓盡致。
果然，哥哥的判斷是正確的。覆巢之下安有完卵，局勢一日比一日緊張，一心想要安穩的祖父也漸漸坐不住了。捱過了這一年冬天，祖父開始聽到“要員”們都開始謀劃在武漢、重慶、成都、西安等地置辦房產準備西遷的消息。人們要西遷，竟導致西部城市的房產價格飆升，一房難求，往往還得靠關係。施家非官非富，普通的商人，社會地位本就不算高，便很難遷到西部去。其實，西部土地遼闊，找個地方置業還是不難的。但形勢如此緊張，只有大城市才能在短時間內便捷地到達，誰也沒有這個時間作賭，再去西部山鄉逐一考察遷居之所。不過，更多的還是一種僥倖，一方面人們覺得即使打起來也沒那麼快淪喪大片國土，至少南方還看不到立即淪陷的可能；另一方面，誰也不敢明說，卻又是誰都能想到的，那就是即使亡國了，也不過又是換一個皇帝，中國人做了幾千年奴隸，換了多少茬皇帝，還不是一樣過麼？一來二去，就又遷延了十個月的時間。然而，該來的終究還是要來。
1937年11月，淞滬會戰已經接近尾聲，整個江都縣都沒有想到這麼快日本人就要來了。所有的學校都停課了，讀小學的施和讀中學的兄長離開學校，祖父正在家中焦急地等待。祖父原本計劃全家人到齊了一起走，先離開江都縣城回原籍鄉下避一段時間，可是祖父等來的確是一個更讓他焦心的消息。施的兄長回家之後，告訴祖父他決定跟著周校長一起走，去西部繼續中學的學業，不跟全家人一起回鄉了。祖父明白，人一旦做出了服從自己內心的決定，任何干擾都無法改變了，更何況是這個十七歲的少年，在他的心中，革命、救亡，早已經排在了家的前頭。此時的祖父才真正體會到了，所有的深明大義都只存在於客觀。祖父送給大孫子一幅字，上面寫著“去留肝膽兩崑崙”。送走了兄長，祖父帶著施和全家老小一塊離開了東關街。東關渡碼頭已經沒有了船，是輪船公司江經理襄助，才找來了一艘小汽船送施家老小匆忙離開江都。那一盆河豚的情義救了施家一命。
除了轉移的揚州中學，其他中小學都已經就地解散了。施沒有學上，心裡其實還蠻輕鬆的。沒有經歷過戰亂，不知道顛沛流離之苦，施只想著趕緊逃離學習的苦海，回鄉玩上一陣。然而祖父卻是心急如焚，日軍正在西進，他們的船卻要東下，萬一在江上遇上了日本人的船，後果不堪設想。祖父緊緊攥著那面日本旗，這是輪船公司的人交給他的，萬一遇到了日本人，掛上旗子也許能救命。留得青山在，如果中國人都死光了，還有中國麼？但是，誰願意掛這面旗子呢？ 與此同時，江都縣縣長也緊急向城外轉移，幾經周折到達了興化，不多時整個江蘇省的政府機關幾乎都集中到了興化。當是時，日軍已經佔領了江蘇省省會鎮江，並在鎮江發動了一場屠殺，死難者在一萬人以上。這些消息，都是施家回鄉安頓下來之後才知道的。萬幸的是一路上風平浪靜，施家的船順利到達了原籍的七圩碼頭，施的父親早就在江邊等待，接上全家人返回了鄉里。1937年12月，日軍越過鎮江，兵鋒直指南京。經過十天的慘烈戰鬥，南京陷落。當江南的中國首都南京正在被日軍慘無人道地血洗時，江北的揚州也瀰漫著一片肅殺。就在南京大屠殺發生的當天清晨，留在鎮江的日軍渡江北上，在六圩碼頭登陸，直撲揚州。不消兩天的工夫，日軍就已經佔領了江都縣城。隨即日軍留少數力量駐防揚州，主力向東進攻仙女廟鎮。為了支援仙女廟的戰鬥，日軍在揚州城抓了幾百壯丁充入後勤支援隊，向仙女廟戰場運送彈藥補給。任務完成後，這數百壯丁又慘遭殺害。這些，身在鄉里的施是完全不知道的，抗戰勝利之後，施的祖父參與蒐集日軍罪證的活動，才從日軍的戰報檔案中發現了這些記載。
那一段時間，施在鄉里倒是吃得飽睡得香，與整日焦急打探戰況的父祖們形成了鮮明的對比。父祖們擔心的還有施的兄長，自從江都一別，便斷了聯繫，生死未卜。不過，天無絕人之路，施的兄長跟隨揚州中學的師生先到武漢，後又在國民政府教育部的幫助和安排下安全轉移到了四川合川縣，在那裡的臨時校址繼續學業。不多時，原籍的縣城也已經淪陷，整個江蘇省幾乎都成了淪陷區。從1938年開始，日軍在淪陷區的殺戮開始漸趨停止，著力恢復社會秩序，欲圖將淪陷區作為進一步侵略中國的戰略後方。戰事已停，施的祖父便考慮回揚州城看看，能否還遷回去。他給輪船公司江經理去信，詢問城中狀況。在覆信中，江經理說，江都縣城的秩序已經基本恢復，城裡工商事業也重新開始運營，城中心的學校也已經陸續開學；日本人委派了漢奸組成維持會，在城門口駐有關卡排查抗日分子，“良民”可自由出入。生意要繼續做，學也要繼續上，施的祖父決定，帶著施回揚州去看看。
六十年之後的一個夏天，洪水肆虐東半個中國。滾滾而來的長江洪峰沖垮了七圩的江堤，淹沒了當年施家回揚州的碼頭。電視裡，一個與施同歲的老人正在用盡全力聲嘶力竭地對抗洪的軍民喊話：“我們要堅決地堅持到底，堅持奮戰，堅持再堅持，我們有信心能夠取得最後地勝利，我們中華民族有著很強地凝聚力，任何地困難都壓不倒我們，中國人民是不可戰勝地！”施的那位做醫生的女婿接到通知，要連夜趕赴抗洪前線，為緊急修補大堤的工程提供醫療保障。施不禁又想起了那副“去留肝膽兩崑崙”，所不同的是，當年的留，也一樣是顛沛流離，一點也不比去更安逸。回到江都縣城，映入眼簾的景象讓施驚呆了。原來整齊美觀的街巷，到處是坑窪和彈洞，許多房頂被損壞，瓦片掉落，散落在街邊。有的民宅徹底被摧毀了，門窗無一完好，看起來裡面已經沒有人。沿街店鋪開門的很少，絕大多數都緊閉大門。城裡許多大規模的宅院都被日軍徵用作為軍營、辦公所、浴室、慰安所等，原本親切的宅門外多了站崗的日本兵，他們面無表情地站立著，將陰森的肅殺之氣傳染了整個街道。路上的行人不再是施曾經見過的閒適模樣，變得充滿焦慮和恐懼，行色匆匆。地上還有尚未來得及收起的木牌橫七豎八，許多木牌子上都寫著“禁止通行出入者殺”。天寧寺門口還有尚未來得及掩埋的屍體，伴著流出的屎尿，臭不可聞。這慘烈的景象讓施控制不住淚水，哇地哭了出來。循著哭聲，迎面跑來了一隊巡邏的日本兵，手拿著槍惡狠狠地盯著施看。施的祖父眼疾手快，發現周圍的行人都站定對日軍行注目禮，便迅速站立，緊緊拉著施，捂著他的嘴不讓他發出聲音，才沒有讓日本巡邏兵看出什麼異常。
經過幾日提心吊膽的觀察，以及原來城中老友的襄助，施家一家人基本算是安定下來了。祖父一邊籌劃著讓施家的店復業，一邊打聽到，揚州中學實驗小學正招募散落的師生返校復課，便帶著施前去報名。同時覆校的還有瓊花觀小學，輪船公司江經理的兒子，也就是另一個他，也回到學校繼續學業了。雖然校園還是原來的校園，孩子們卻發現了空氣明顯不同。首先是原先的課本不能夠再繼續使用了，有的同學拿出了曾經的課本上課，旋即被老師收走，老師特意關上教室門，四顧無人之後對孩子們說，千萬不要再拿出原來的課本了，尤其是國文課本。施沒再拿出舊課本，悄悄帶回家藏了起來。當時，雖然禁止了原來的課本，但偽政府卻拿不出新的課本來給學生們用，只是把舊國文課本的一些篇目刪除，用舊版加印。實在來不及加印，甚至只能把舊課本需要刪除的篇目相應頁碼撕掉，給學生們使用。這些課本，被師生們戲稱為“閹割本”。
同樣的記憶，也深深烙在施的腦中。為了討好日本人，漢奸政府將日語列為必修課。但國仇家恨，日本侵略者是中國的仇人，同學們怎麼可能心甘情願學習仇人的語言？儘管多年以後，不少人因為當初沒有學好日語而感到遺憾，但絕沒有一個同學後悔過他們少年時代的倔強。即使學校的教師和校長，他們發現學生們日語平均成績遠不如其他功課時，也完全能夠理解壓抑在淪陷區少年們胸中的塊壘，他們竭力幫助同學們，甚至在考試時多打一些分數幫助他們日語課順利及格。那位校長，抗戰勝利後因“漢奸罪”被判監禁，施已經記不起他的名字，但當時的他也是竭盡全力保護學生，向侵略者彙報學生們都在努力學習日語的消息，防止日本人對學生們尋釁。
任何時候，施回憶起這四年的中學生活，他用的最多的一個詞是“洗腦”。提到那些洗腦的內容，施每每脫口而出：“大亞洲主義”、“和平反共建國”、“東亞聯盟四大綱要”等等。但洗腦真的有用嗎？施曾經對學生們談過，如果抗戰時間持續再長一些，汪偽政權延續的時間再長一些，長到二十年、三十年，可能洗腦真的是有用的。如果孩子們從小就不能獲得正確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的教育，喝著“狼奶”長大的話，人真的會變成狼。所以當施有了女兒、兒子，乃至於有了外孫、孫子的時候，施始終堅持對孩子們進行正確的引導，學習有益的歷史知識和人文思想，不受任何外界政治的干擾。儘管抗戰勝利之後又經歷了太多的風風雨雨，有的殘酷程度甚至一點不亞於戰爭，但施最引以為自豪的，就是培養出了不受政治風向左右，不輕信洗腦，始終保持自由之思想、獨立之人格的兒孫們。
1943年，施和同學們從“蘇北公立揚州中學”畢業了，絕大多數同學們的人生從此分途。有的結束了學習生涯，有一些跋山涉水投奔抗日大後方，有的考入淪陷區的大學。一少部分同學得以到同一個城市再續前緣，這個城市就是遙遠又鄰近、熟悉又陌生的南京。施也要到那裡去了。當初大孫子走了，如今小孫子也要走，真的就要留下祖父一人守在這殘破的揚州。祖父知道，孩子們終究都要離去，去匯入時代的洪流，追逐屬於他們的人生。一個時代的人，只能做一個時代的事，祖父該做的就是儘快讓施安全離開。包好行囊，施在祖父的催促下依依不捨登上了碼頭上的船。他走的是這樣匆忙，終究沒有來得及揮一揮衣袖。在江心，施向北望去，想再看一眼文峰塔，可是江上的氤氳已經徹底矇住了揚州。施只能抬頭，仰望天空，心情就像那片雲，遮住了風。
一路上，施心中都在構思著一個故事，故事裡有一個名叫揚州的少年，揹著行囊乘船離開。從此，世間再無揚州。時值公元1943年8月，情不自禁的施拿起筆，隨手在筆記本上記下了：“四十三年，望中猶記，烽火揚州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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