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十六年（1751年）八月，乾隆陪着皇太后在江南玩了半年后，最终回到了京城。
按说，这次南巡一路上游山玩水，很是开心，但没等乾隆高兴多久，一个突如其来的奇案搅坏了他的好心情，这就是绵延数年、追捕了大半个中国的“伪稿案”。
之所以叫“伪稿案”，是因为有人假冒名臣孙嘉淦的名义上了一道奏折，其中即对乾隆南巡提出严厉批评，说他劳民伤财，纯粹是个人玩乐。
这下，乾隆被彻底激怒了，他连续发布多道谕旨并勒令各省督抚严厉追查，其中厉斥“奸徒传播流言诬谤朕躬”，“务得首先捏造正犯，以伸国法而惩讹言”。
在乾隆的高压之下，“伪稿案”追查三年，至少上千人被牵连入案，其中仅四川一省就有两百八十余人因传抄伪奏稿而获罪下狱。
对此，乾隆丝毫不予同情，其表示：
“所追究者，皆经传看，或钞录传播。伊等身为大清国赤子，见此等逆词，不稍动心发指，而称为新闻；不问事之有无，乐为传录。此皆幸灾乐祸，不安本分之流！”
但是，尽管费时费力，案子查了三年，“伪稿案”的源头仍旧无法搞清。
搞到最后，一向较真的乾隆也被搞得筋疲力尽，只得抓了几个糊涂蛋，把罪名往他们身上一放，凌迟处死，草草了案。
当然，晦气的还有孙嘉淦本人。案子查了三年，他老人家也因为此案而担惊受怕、如坐针毡了三年。
尽管乾隆并不疑他，但“公终不自安，以为舍他人而我假，必其致之者有自。遂自此食不甘，寝不寐，情怀忽忽，一切所以补塞晏，参密勿者，弥口不宣，即家庭间亦寂然无复知者。”
果然，案子结束不到一年，孙嘉淦也溘然去世。对此，有人说他是惊惧而终。然即便不是，至少也与此事有关。
事实上，因南巡而冒出的假货其实还不止一个“伪稿案”，《啸亭杂录》中就有一个“伪皇孙案”的记载。
乾隆四十五年（1780）第五次南巡时，当乾隆回銮至涿州时，某僧人突然领着一个幼童拦住车驾，其声称：
幼童乃履郡王次子，此前因王府侧福晋妒嫉，尚在襁褓时即被设计逐出，僧人怜而收养，长至如今。
乾隆得知后，颇有点相信。
原来，履郡王名永珹，系乾隆第四子，后出继为履亲王允裪之后。其侧福晋王氏一向为永珹所钟爱，因而骄妒异常。
某次，永珹随同乾隆前往热河时，其他妃子为其产下次子，乾隆听说有孙辈出生，高兴之余连名字也已起好。但没多久，王府又派人报告说，这个孩子已因天花而夭折。
事起突然，当时也有人说这孩子其实是被王氏所害死。这一说法，就连乾隆也略有所知，所以才对此僧人和幼童有些将信将疑。
事后，乾隆将僧人和幼童带回京城，之后即召来永珹嫡福晋伊尔根觉罗氏（永珹已于乾隆四十二年去世），后者言之凿凿地表示：
当时那孩子夭折时，“余曾抚之以哭，并非为王氏所弃者。”
乾隆遂命各大臣会同讯问僧人与幼童。当日，看来相貌端庄、颇为敦重的童子坐在军机榻上，见诸大臣而傲然不起，其直呼和珅之名曰：
“珅来，你是皇祖近臣，不可使天家骨肉有所湮没也。”
诸大臣不知其底细，一时都不敢轻易表态。
这时，时为军机司员的侍郎保成察觉这童子不像是自然言语而更像是做戏，于是起身走到童子面前狠狠扇了他几记耳光，并厉声恫吓道：
“你是哪里来的村野孩童，究竟受谁的指使，胆敢到这里来行灭门的骗局？！”
小孩毕竟是小孩，哪里经历过这等场面，他一下就给吓住了，只得承认自己本姓刘，系树村人，这一切都是那僧人事前编排好了教他的。
于是，僧人被斩首示众，童子也被流配到新疆伊犁。后来，据说这小子又在伊犁以“皇孙”自居，招摇撞骗，结果被伊犁将军松筠所斩。
不过，履郡王府的某杨姓太监者却说：“履王次子痘时实未尝殇，王氏暗以他尸易之，而命王之弄童萨凌阿负出邸，弃之荒野，嫡妃所抚哭者，非真也。”
如此看来，僧人之教伪童也并非全无凭藉也。
这说来也是，皇帝本来一向神秘，几次南巡后，一些百姓也见识了皇帝的架势甚至真容，一些奸人也就突发奇想，各种怪事都来了。
说到底，这又能怪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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