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传，汉朝开国皇帝刘邦登上皇位不久，他有个侄子倚仗皇势在街上欺负民女苏小娥。有个身材魁梧的汉子，见到一大堆人欺负一个弱女子，看不过去，便路见不平，把皇侄的木棍打落在地。皇侄大发雷霆，遂令随从们动武。
在打斗的过程中，一随从持剑本想刺杀大汉的，由于大汉机敏避开，却刺到皇侄身上，皇侄当场毙命。皇侄的家人知道后便把大汉告到官府，大汉被定处死刑。脱险的苏小娥得知后，决定到衙门伸冤昭雪 但衙门戒备森严，怎么办呢?
于是她想了个办法。小娥和妹妹持一小鼓、一小锣到衙门门前猛击，并连声高喊“冤枉!” 后来这件事情满京城的人都知道，就传到了刘邦耳里，于是他下令亲自审理案件，弄清事情的真相后，案件得到了公正的判决，大汉终于洗刷了冤屈，无罪释放。
苏小娥击鼓鸣冤这一举动，给了刘邦一个启示，为便百姓告状，他特下圣旨，命各级官署大门必须各置一鼓一钟，并规定钟鼓一响，官必上堂，藉以显示便民、德政。就这样，击鼓鸣冤之制，一直流传了两千余年，直至清末。
草民“击鼓鸣冤”之后，衙门官员立马升堂听案，其效率不知要比当下请律师，写诉状、立案登记等繁琐程序要高多少倍？当下设置如此繁琐的程序，或许是为了追求公正或案件太多的缘故。
从上述案例可以知晓，古代“维权”的第一种方式——喊冤，也就是“登闻鼓”制度。在衙门左边设置一大鼓，有冤者(往往是蒙冤被押犯的家属)可以击鼓喊冤，由官员加以记载上奏。
第二种方式是拦驾喊冤。一般是喊冤者手举状纸，跪在皇帝、大臣或者官员车驾、轿子所经过的路上，拦驾喊冤，希望能够除恶扶善，平反昭雪。但是，由于官吏贪赃枉法者居多，因此，大多数官吏不问冤情虚实，一律先按“冲突仪仗罪”责打数十大板，对于不实者更是加重处罚。
第三种方式是临刑喊冤。 一般是指被执行死刑的人在临刑时喊冤，以求监斩官明查申冤。但这种喊冤，在君主专制社会大多不被监斩官所理会。除了以上所提到的三种喊冤方式之外，百姓叫冤的方式还有很多，只不过除以上三种之外的喊冤方式都只是个别的适用，并没有在民间普及开来，所以没有在后世广为流传。
关于上文说的第一种，《窦娥冤》就反映了普通百姓如何对抗官府的维权故事，这里不赘述。
唐朝经济发达，喝酒也多起来，李白喝酒大家都知道，饮酒成为一种新兴的社交方式，这催生出一大批制造假酒的作坊。
隋唐《启颜录》一书有记载：数人人酒肆，味酸且淡，乃共嘲此酒。一人云：“酒，何处漫行来，腾腾失却酉。”诸人问云：“此何义？”答云：“酒里有水在。”
早在5000年前，神农氏就成为史上拒绝毒食品的鼻祖。
《淮南子》记载“神农尝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一日而遇七十毒”，神农氏勇敢地用自己做试验，以避免更多人的生命受到威胁，不仅受到千古传颂，还成为统治者与有毒假食品决不妥协的DNA。
周代，是中国最早向有毒食品宣战的王朝。那时的食品交易主要是以直接采摘、捕捞为主的初级农产品，而且囿于技术落后及交通不便，食品安全事件似乎也不多，但也存在因采摘的食品不成熟而导致食物中毒的事件发生，所以，周代对“农产品成熟度”十分关注，对此也出台了相关规定。
据《礼记》记载，周代对食品交易的规定为：“五谷不时，果实未熟，不粥于市。”为了保证食品安全，周代严禁未成熟果实进入市场，以防止引起食物中毒。这一规定大概是史上最早的关于食品安全管理的记录。
此外，为防止商贩为牟利而滥杀禽兽鱼鳖，同时也保证动物的成熟度。周代规定：“禽兽鱼鳖不中杀，不粥于市”。即不在狩猎季节和狩猎范围的禽兽鱼鳖，不得在市场上出售。由此可见，周代时人们就懂得保护生态，以获取更多食物。
汉唐时期，商品经济的发展，食品交易活动非常频繁，交易品种空前丰富，这给打击有毒甚至以次充好食品提出了严峻挑战。
为杜绝有毒食品流入市场，国家在法律上作出相应的规定。汉朝就出台法律规定：肉类因腐坏等因素可能导致中毒者，应尽快焚毁变质食品，否则将处罚肇事者及相关官员。
到了唐朝，重拳打击更加规范，唐代法律根据有毒食品出现的不同情况，规定了各自不同的处罚方法。
《唐律疏议》规定：“脯肉有毒，曾经病人，有余者速焚之，违者杖九十；若故与人食并出卖，令人病者，徒一年，以故致死者绞，即人自食致死者，从过失杀人法。盗而食者，不坐。”
从《唐律疏议》的规定可以看到，在唐代，知脯肉有毒不速焚构成刑事犯罪分为两种情况，处罚也不相同：
一是明知脯肉有毒时，食品的所有者应当立刻焚毁所剩变质食品，以去后患，否则杖九十。
二是明知脯肉有毒而不立刻焚毁，致人中毒，须视情节及后果加以科罚。
具体的说，凡主管故意并导致人中毒的，判处食品所有者徒刑一年；使人中毒身亡者，要被判处死刑；食品所有者在不知情的情况下，他人误食用有害食品而造成死亡的，食品所有者以过失杀人论罪或者赔钱免死；他人窃盗而食致中毒身亡者，食品所有者不负责任，但须杖九十。
不仅如此，如以加害为目的，提供有毒食品给父母孩子吃，则对食品所有者的处罚，就不得援引食品安全管理法，而要按照刑法以谋杀罪论处。
由此可见，唐代法律对毒品所有者的各类情况，均作出了具体规定，让毒品所有者无孔可钻，不仅如此，唐代还向以次充好的假食、药品宣战，也就是当下说的“打假”。
当时，唐代市场出现最多的是假酒(往酒中掺水)，未敢故意损人健康。即使如此，唐朝也迅速出台规定予以打击：
第一，销售假食品、药品致人生病者，判处有期徒刑一年；
第二，销售假食品、药品致人死亡，商家将被判处死刑(绞刑)；
第三，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吃了假食品、药品而死亡，食品所有者要按过失杀人罪论处。
到了宋代，城市化速度加快，市场经济繁荣，东京汴梁和洛阳的饮食业空前繁荣，《东京梦华录》《清明上河图》《水浒传》中都有反映。书中共提到一百多家店铺，其中专门的酒楼、食店、肉行、饼店、鱼行、馒头店、面店、煎饼店、果子行等就占半数以上，同时出现了如米市、肉市、菜市、鲜鱼行、鱼行、南猪行、北猪行、蟹行、青果团、柑子团、鲞团等行业。商品市场的繁荣，不可避免地带来一些问题。
商贩们经营的点心、干果、下酒菜等品种十分丰富，利润空间也大，渐渐地，有人开始弄虚作假，坑害顾客，他们惯用的手法是“鸡塞沙，鹅、羊吹气，鱼肉注水”等。
宋朝除了跟唐朝一样，严厉打击毒假食品、药品外，还比唐朝更高一筹，推出了一项值得当下借鉴的新举措——高度重视发挥行业协会在食品、药品质量管理上的自律作用，这个行业协会不仅协助打击“有毒食、药品”，而且对食、药品掺假、以次充好的假食、药品承担责任。北宋也因此成为史上最早让商人们成立行会的朝代。
北宋规定按行业登记，经营者名单入册，以互相约束和监督，这样，会员便成了“一根绳上的蚂蚱”，一损俱损，一荣俱荣，其实就是“连坐”。若出了问题，整个行业都要进行集中整顿。食、药品质量也由各个行会把关，行业协会会长(当时叫“行首”、“行头”、“行老”)是“法定担保人”，负责评定商品成色和价格，出了问题，会长还要承担后果。
宋朝之后，历代仍重视食、药品安全。明清时期的食、药品管理更精细，法规更严谨，对违法商贩依情节轻重，比照杀人、伤人等罪来处理，其中不乏被斩首者；即使无意使顾客食物中毒，后果严重的也难免一死，这就对毒假食、药品违法提供者产生了很大的震慑作用。
至于普通的抢劫、盗窃、杀人等刑事犯罪以及邻里婚姻家庭和债务等民事纠纷，国家法律有明文规定，只要老百姓告到州郡县政府，敲响登闻鼓，一般也能得出依法处理。
普通百姓告官维权，县太爷可就要升堂审案了，于是，原被告他们打官司请律师吗？如果请，律师们又是怎样帮他们打官司的呢？他们的胜败秘笈在哪呢？请看《胜败秘笈在哪：古代律师打官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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