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學的目的是充分利用現有資源，增進社會總體的福利，如何進行適當的經濟制度安排達成既能調動個體的積極性與創造性，又能消除經濟週期，實現可持續增長的目標，是經濟學家們的共同使命。
當前中國經濟的最大風險源在於銀行系統的明斯基時刻，而它的形成源於貨幣銀行制度，弗裡德曼、辜朝明、伯南克、特納、陳元、黃海洲等人均致力於貨幣銀行制度變革，第一經濟首席經濟學家以新宏觀的視角對該動向進行深入研討。
一、財產權個人所有
這一命題涉及到經濟人理性利己與利他、個人主義與集體主義、市場經濟與計劃經濟的爭論，而市場經濟與計劃經濟之間的爭論最具代表性，因此，本文以該命題為重點進行展開。
市場經濟與計劃經濟的本質區別不在於有無計劃，而在於計劃數量的多少。市場經濟中一個理性的經濟個體事前都是有所謀劃的，也就是有自己的財務預算，獨立核算、自負盈虧，自主選擇購買生產要素或消費品，屬於多計劃體；而計劃經濟只有一個計劃，所有的生產與消費都要服從於該計劃，沒有自由選擇的權利，屬於單計劃體。
由此可以推出，市場經濟由於存在多個利益訴求不同的主體，存在著多計劃的競爭；而計劃經濟只有單一主體，不存在計劃之間的衝突，即內部無競爭。
沒有競爭，沒有生存壓力，也就失去了求新求變的動力，長此以往，人們容易陷入守舊的陷阱而不能自拔，整個系統逐步陳腐不堪。
反之，過度競爭容易陷入多輸的局面，尤其是在一個利潤一定的封閉系統內，只有獲取利潤的個體才能生存，虧損的殭屍企業會導致被淘汰出局，結果形成衰減性系統，導致大蕭條。它否定了斯密的個體利益最大化，自然導致系統福利最大化的論斷，納什均衡反映了這一困境。
如果成員具有統一的信仰、不考慮個體利益，必要時可以為集體犧牲自己，能夠嚴格執行上級指令，而工作任務又相對單一，那麼，這樣的系統會爆發出令世人震驚的增長速度，比如前蘇聯以及中國的建國初期的五年計劃；而更極端的例子是納粹德國二戰之前的軍事管制，在一片廢墟上創造了經濟奇蹟，這就是計劃經濟成功的例證。
但是，這樣的系統存在著不穩定性，即只須有1%的成員因為自私而失去了信仰，對上級指令陽奉陰違，那麼，這些人很快就可以爬上系統的高層，成為最大的系統獲利者，然後上行下效，整個系統趨於崩潰。
可見，單計劃系統適於特殊時期的任務追趕，其特點為產品單一、追求速度與規模，即量的擴張。該系統對信息的傳遞與執行要求較高，一旦出現信息傳遞不暢或執行不力，那麼，系統效率飛速下降。其理論代表就是上世紀蘭格的中心計算機模式，而它恰恰是新古典的夢幻情人，因為該學派主張系統可以達成均衡的，其失衡僅僅是因為行業比例失調，但薩伊定律可以解決，要領就是信息充分以保持行業比例協調。
而多計劃系統適於和平時期的自由發展，其特點為品種多樣、追求創新與領先，即質的提高。
社會主義運動既有讓世人矚目的輝煌成就，也留下了貧窮、封閉、落後、保守、大鍋飯、平均主義的烙印。
張維迎指出，社會主義的失敗恰恰表明了新古典經濟學均衡理論的失敗。
中國十八大三中全會確立了市場經濟的決定性地位為這一爭論畫上了句號。
二、徵稅權政府所有
斯密的《國富論》將政府定位為市場的守夜人，主要角色是軍事、外交、以及維持經濟秩序，要求有限政府、小政府，其主要目的是減少企業的交易成本，而政府擁有徵稅權，保持收支平衡，這一定位具有積極意義。
有人以凱恩斯主義挽救資本主義為由，要求大政府、有為政府，實際上是沒有領會凱恩斯主義的實質而給政府職能添亂。
三、鑄幣權社會所有
目前，對於市場經濟條件下，鑄幣權屬於政府還是屬於社會存在爭議。
有人認為鑄幣權當然屬於政府，理由為貨幣發行是以政府信用為擔保的。但是，這種觀點實際沒有真正理解市場經濟。
中國早在宋代即發明了紙幣，在元代得以大規模運用，但由於紙幣發行權與政府財政不分，當政府面臨財政緊張時，會不由自主地濫發紙幣，結果導致紙幣失效，於是，明代又倒退回白銀。而民國時期，更是創造了通貨膨脹、紙幣暴跌的記錄，它說明，政府一旦擁有鑄幣權，很難約束住自己的手。
布坎南的公共選擇對此的解釋是：官員也是理性經濟人，他們追求的是預算最大化，而一旦入不敷出，那麼最顯然的選擇就是印鈔。
英國資產階級大革命後實施了君主立憲制，央行成立，它與財政部分立，國王借貸要記賬，拒絕透支，其央行具有私有性質。
中國1995年的《人民銀行法》二十九條規定，不得為財政透支。這是建立市場經濟的重要前提。
中國是社會主義國家，央行具有公有性質，這是重大制度優勢，也是最能體現公有制的特徵，但該公有並非是回退給政府，而是社會所有。
下面探討的是現代貨幣銀行制度的缺陷。
央行的出現使貨幣性質發生了重大轉變，從內生貨幣轉化為外生貨幣，因為前者是從地下挖掘出來的金銀，然後通過買賣交易而得，不需還本付息，不會給社會帶來基礎債務；而後者是從央行借貸而來，需要還本付息，給社會帶來基礎債務。
生產者的目的也從實物經濟時代追逐實物的增值，即實物利潤轉變為追逐貨幣的增值，即貨幣利潤。而消費者也感受到貨幣的重要性，於是不完全消費，逐步增加儲蓄，結果央行創造基礎債務，商行製造衍生債務，銀行系統通過資產負債表、利潤表、現金流量表建立了對企業、居民、政府的經濟統治，貨幣循環主導了實物循環，生產的起點是貨幣，中間經過實物的增值，終點是更多的貨幣。
但是，由於儲蓄的存在，使宏觀投資必然虧損，而宏觀投資者在利潤表的誤導下會增加投資，宏觀恆等式中的投資=儲蓄表達的是債務累積，累積的結果是債務危機，通過債務的消滅形成債務週期，新宏觀的公式表達為：週期總GDP=M/(S*D)，債務累積為M/D，其中M為基礎貨幣，S為儲蓄率，D為準備金率。因此，要消除債務週期，就必須進行價值補償。
價值補償的方式有多種，其中最為典型的是刺激消費。然而，消費需求來自初始投資，由於儲蓄的存在，因此消費需求小於初始投資，它不可能為初始投資帶來利潤，故刺激消費就變成了刺激債務，2008年的4萬億投資帶動了10萬億的房貸，導致中國的債務水平激增。
凱恩斯主義以乘數理論作為指導要政府擴大投資，可以帶動數倍的投資，但是，該理論忽視了政府投資本身的收益性，同時漏掉了儲蓄部分，其計算的結果僅僅是多次循環的累計值，而非投資收益比。事實上，凱恩斯主義的本質是以政府替代了初始投資者，因此，它並不能擺脫宏觀投資必然虧損的宿命，它的客觀結果是以政府的虧損給社會投資做了價值補償。因此，隨著市場經濟的週期累加，政府需要挽救的次數就越多，政府累積的債務也越多，美英歐日莫不如此。
而由於政府投資主導了蕭條時期的經濟，社會資本找不到出路，於是它們脫實入虛，囤積大宗商品，炒作房地產，剩餘的實體資本在下有成本推高、上有消費疲軟的的雙重壓力下不得不減產保價，於是帶動整個產業鏈條減產保價，這樣全面的減產導致失業增加，消費需求減少，於是不得不繼續減產保價，滯脹形成。
滯脹使實體產業的利潤空間喪失，於是開始跨國產業轉移，本國產業逐步空心化，失業嚴重，逆差增加，而承接產業轉移的新興國家開始崛起，國家興衰輪動。
根據貨幣主義理論，經濟增長要對應貨幣增量，但是，這種貨幣發行卻是以政府債務為標的，結果必然是經濟越增長，所需貨幣量越大，而對應的政府債務也越高，反映在國際貨幣上，就是特里芬難題，它表明，將鑄幣權與政府債務捆綁起來的做法存在重大弊病。
另外一個價值補償方式為順差拉動，即各國通過貨幣貶值、貿易壁壘、關稅保護、出口退稅等加大出口減少進口來獲取順差，歷史上的重商主義即如此，但是，它必然造成逆差國的債臺高築，也就是說，它的價值補償最終來自債務拉動。
順差拉動具有被動性，不得不忍受外資流入的流出引發的本國外匯佔款規模的劇烈波動，其央行受制於逆差國，這種模式適用於小的經濟體或殖民地經濟。
當新興經濟體由於貿易順差的積累會吸引資本順差的流入，它們炒作房地產與股票製造資產泡沫，由於市場的正反饋作用，這些資產泡沫會進一步吸引資本的流入，並使本幣升值，於是貨幣內貶外升，資產泡沫進一步膨脹，而資本輸出國會要求該國進一步升值，如果屈從於該壓力，那麼，資產泡沫必然高漲至破裂，而這些國際熱錢會在破裂之前高位流出，留下一地雞毛，此即金融系統的內在脆弱性，中國2006年就遇到這類大幅升值的陷阱。
順差拉動形成的債權實際是不可償還的，以及存在國內通脹、資源枯竭、環境汙染等國民福利損失，且貨幣主權又受制於人，因此，該模式不可持續。
但它並非一無是處，其好處是央行不創造基礎債務，基礎貨幣屬於商業銀行的債權，也就是該貨幣性質具有內生性。
為此，我們需要對順差拉動進行優化改造，央行對內仍然增發貨幣給原外貿企業，但該外貿企業的商品不再是一般消費品，而是準公益品；央行對外不再接受外匯，從而也不再將準公益品出口他國，而是將該準公益品免費送給本國國民使用。這裡，央行的增發貨幣為對社會的債務，它的償還不再是貨幣，而是免費使用的準公益品，因為增量貨幣的兌現人並非央行，而是社會。
這樣做的好處顯而易見：
一、貨幣從外生轉變為內生，消除了央行帶來的基礎債務。
二、央行購買準公益品帶動了儲蓄資本直接投資準公益資產，減少了商行的衍生債務。
三、貨幣發行不再以政府債務增加為要件，使政府擺脫了債務累積的困擾，逐步走向平衡預算。
四、剩餘實物利潤不再出口，而是免費由本國國民使用，提高了國民福利水平。
五、貨幣錨定儲備的自然資源、智力資源、基礎設施、環境保護，以及充裕的消費品供給，貨幣幣值穩定有可靠保障。
六、不再以順差拉動為導向，消除了貿易戰爭的根源，有助於實現平衡貿易與經濟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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