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在長沙臨時大學時，蔣夢麟、張伯苓、梅貽琦三位校長巡視學生宿舍，看見房屋破敗，蔣校長認為不宜居住；張校長卻認為學生應該接受鍛鍊，有這樣的宿舍也該滿意了。於是蔣說：“倘若是我的孩子，我就不要他住在宿舍裡！”張卻針鋒相對地表示：“倘若是我的孩子，我一定要他住在這宿舍裡！”梅沒有表態。
蔡元培
蔡元培就職後，第一次對學生訓話，就說：“大學生當以研究學術為天職，不當以大學為升官發財之階梯。”切中當時北大的病根。後來，蔡先生又提出了“十六字箴言”：囊括大典，網羅眾家，思想自由，兼容幷包。僅兩年多時間，蔡先生就把一個官僚養成所改造成為中國的“精神聖地”。
杜威評論蔡元培：“拿世界各國的大學校長來比較，牛津、劍橋、巴黎、柏林、哈佛、哥倫比亞等，這些校長中，在某些學科上有卓越貢獻的不乏其人。但是，以一個校長身份而能領導那所大學，對一個民族，對一個時代，起到轉折作用的，除蔡元培外，恐怕找不出第二個。”
蔡元培又在跟吳稚暉的一封信中談到：大約大學之所以不滿人意者，一在學課之凌雜，二在風紀之敗壞。救第一弊，在延聘純粹之學問家，一面教授，一面與學生共同研究，以改造大學為純粹研究學問之機關。救第二弊，在延聘學生之模範人物，以整飭學風。
北大開教授會時，會場較亂，各人紛紛發言，蔡元培也站起來預備說話，辜鴻銘一眼看見首先大聲說道：“現在請大家聽校長的吩咐！”周作人說，這就是辜的語氣，他的精神也充分地表現在裡邊。 “五四”運動時，教授們在一起應付事件，其中就是挽留蔡元培，大家都說了好多話，對挽留沒有異議。辜鴻銘卻說出他自己的特別理由：“校長是我們學校的皇帝，所以非得挽留不可。”
北京大學因提倡“新文化”、“兼容幷蓄”，常招致“國務院”、“參議院”等衙門的橫加干涉。蔡元培非常氣憤：“思想自由，是世界大學的通例。……世界哪有這種不自由的大學麼？還要我去充這種大學的校長麼？”
1919年6月15日，蔡元培發表《不肯再任北大校長的宣言》，宣稱中國現代大學的三項基本原則：第一，大學應當是獨立的和自主的；第二，大學應當具有思想自由和學術自由；第三，大學學術與思想自由需要相應的自由的社會政治環境。“我絕對不能再做不自由的大學校長。”讀完乃掛冠而去。
傅斯年
曾為北大代理校長的傅斯年說：“蔡元培先生實在代表兩種偉大文化：一曰，中國傳統聖賢之修養；一曰，西歐自由博愛之理想。此兩種文化，具其一難，兼備尤不可覯。先生歿後，此兩種文化，在中國之氣象已亡矣！”
1926年“三·一八”慘案中，學生被打死47人，傷200多人。文化界如蔣夢麟、傅斯年、魯迅、周作人、林語堂、朱自清、聞一多等都以不同方式表達了憤慨。多年後，傅斯年遇到了鹿鍾麟，特地走到他的面前說：“從前我們是朋友，現在我們是仇敵，學生就像我的孩子，你殺害了他們，我還能沉默嗎？”
傅斯年說，“凡一種學問能擴張他所研究的材料便進步，不能的便退步。”
傅斯年在談到北大的幾位校長時認為：蔣夢麟學問不如蔡元培，但辦事卻比蔡高明；自己的學問比不上胡適，但辦事比胡適高明。蔡、胡的辦事，真是不敢恭維！蔣夢麟又對傅斯年說：“所以他們兩位是北大的功臣，我們兩人不過是北大的功狗！”
傅斯年就任臺灣大學校長時說：“第一流的大學，不能徒然是一個教育機關，必須有它的重要學術貢獻；但是，也沒有一個第一流的大學，把它的教育忽略了的。”又說，“大學是一個教授集團，不是一個衙門，按大學法，校長雖然權力甚大，然我為學校前途記，決不能有極權主義的作風。”
為維護大學獨立和學術自由，傅斯年拒絕權貴子弟降格入學。為此，他特地在校長辦公室門上貼上一張字條：“有為子女入學說項者，請免開尊口。傅斯年！”
張伯苓
南開是私立學校，經費需向社會各界募捐，有學生提出：“我們不要官僚軍閥、土豪劣紳的臭錢！”張伯苓校長說：“美麗的鮮花不妨是由糞水澆出來的！”
張伯苓常講：“人可以有黴運，但不可有黴相！越是倒黴，越要面淨髮理，衣整鞋潔，讓人一看就有清新、明爽、舒服的感覺，黴運很快就可以好轉。”他還編了句順口溜：“勤梳頭勤洗臉，就是倒黴也不顯！”
張伯苓特別信奉這樣的理念：一衣不整，何以拯天下？
南開另有四十字鏡箴：“面必淨，發必理，衣必整，紐必結；頭容正，肩容平，胸容寬，背容直。氣象勿傲勿暴勿怠，顏色宜和宜靜宜莊。”
1924年底，大學部師生間發生了點矛盾，張校長以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精神平息了這場內部風波，過後輕描淡寫地說：“兩個小孩打架，摔倒了，爬起來，拍拍身上的土，各自回家吃飯。”
1929年南開女中部第一屆學生畢業，張校長的講話既幽默又深刻。他說：“你們將來結婚，相夫教子，要襄助丈夫為公為國，不要要求丈夫升官發財。男人升官發財以後，第一個看不順眼的就是你這個元配夫人！”
張伯苓多次說他辦教育的理由：“我在北洋水師學校，親見旅順大連為日本割去，青島為德國人所奪走。當我到濟公島的時候，看見兩個人，一個是英國兵，另一個是中國兵。英國兵身體魁梧，穿戴莊嚴，但中國兵則大不然，他穿的是一件灰色而破舊的軍衣，胸前有一個‘勇’字，面色憔悴，兩肩齊聳。這兩個兵相比較，實有天壤之別，我當時感到羞恥和痛心。我自此受極大刺激，直至現在，還在我的腦海中迴盪，我當時立志要改造我們中國人，但是我並非要訓練陸軍、海軍，同外國周旋。我以為改造國民的方法，就是辦教育。”
張校長鼓勵學生苦幹，但又怕年輕人急於求成反而壞事，他以燉肉為例說：“燉肉要慢火，長燉，不能性急，肉自然又爛又好吃。若心急，一會兒揭開看看，一會兒揭開看看，這鍋肉是燉不好的。”
梅貽琦
梅貽琦校長1931年在清華就職演說：“一個大學之所以為大學，全在於有沒有好教授。孟子說：所謂故國者，非謂有喬木之謂也，有世臣之謂也。我現在可以仿照說：所謂大學者，非謂有大樓之謂也，有大師之謂也。”
梅貽琦從1931年到1948年一直擔任清華大學校長，在他任校長之前，清華師生趕校長、趕教授是家常便飯，校長在任時間都不長。有人問梅貽琦有何秘訣，梅說：“大家倒這個，倒那個，就沒有人願意倒梅（黴）！”
蔣夢麟
蔣夢麟校長上任之初，即叮囑文、理、法三院的院長：“辭退舊人，我去做；選聘新人，你們去做……放手去做，向全國挑選教授與研究人才。”
“三·一八慘案”後，魯迅、周作人、朱自清等都作文紀念。3月23日，北京各界人士、各社會團體、各學校齊聚北京大學大操場，為“三·一八慘案”的亡靈們舉行萬人公祭大會。
北大代校長蔣夢麟在會上沉痛地說：“我任校長，使人家子弟，社會國家之人材，同學之朋友，如此犧牲，而又無法避免與挽救，此心誠不知如何悲痛。”他說到這裡潸然涕下，引得“全場學生相向而泣，門外皆聞哭聲” 。
竺可楨
竺可楨任浙江大學校長，一次聯歡會上，有人請他“訓話”，他說：“訓字從言從川，是信口開河也。我不訓話。”
馬寅初
馬寅初先後任浙江大學校長，北京大學校長、名譽校長，因寫《新人口論》而受批鬥。全國圍攻之時，馬寅初的牛脾氣又起來了，說：“我對我的理論有相當把握，不能不堅持，學術的尊嚴不能不維護！……我雖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敵眾，自單身匹馬，出來應戰，直止戰死為止，決不向專以壓服不以理說服的那種批判者們投降。……我個人被批判是小事，沒什麼，不過我想的是國家和民族的大事，我相信幾十年以後，事實會說明我是對的。”幾十年後，果然證明他是對的。
傅鍾孫
北京師範大學副校長傅鍾孫說：“每一個政治運動起來，雖然這個運動名目不叫鬥爭，不管它叫學習也好，思想改造也好，肅反也好，每一運動起來，知識分子就心驚膽跳。對於統治者衷心奉承而一再受白眼、挨耳光，這是史無前例的。我想不起來有哪一個王朝盛世是這樣糟蹋知識分子的，我也不曉得這些知識分子究竟造了什麼孽而致遭受這麼大的禍殃！”
張百熙
蔣百里
蔣百里29歲時任保定軍校校長，他到校視事的第一天，向學生們訓話，較為簡潔：“今天方震到校，有兩件事向同學們一談：一點關於精神方面，一點關於教育方面……方震如不稱職，當自殺以明責任。”
蔣百里在校長任上時，受到北洋政府尤其是徐樹錚的掣肘，財力時難為繼。蔣便召集學生訓話：“我初到本校時，曾經教導你們，我要你們做的事，你們必須做到；你們希望我做的事，我也必須做到。你們辦不到，我要責罰你們；我辦不到，我也要責罰我自己。現在看來，你們一切都好，沒有對不起我的事，我自己卻不能盡校長的責任，是我對不起你們。”說完，拔出手槍，對著胸口就是一槍，幸虧搶救得時，悲劇得免。
李宗吾
李宗吾曾在四川任中學校長及省監學等職，有一年中學學生畢業，省府派李為主試委員，李認真考試，學生恨之。一夜學生多人，手持木棒啞鈴，把李宗吾拖出，痛打一頓，臨走罵道：“你這狗東西，還主不主張嚴格考試？”李被人扶起，大聲說：“只要打不死，依然要考。”後裹傷上堂，繼續考試，學生不敢再抗，一律就試。
劉文典
1929年，劉文典在安徽大學當校長，支持進步學生鬧學潮。蔣介石到安慶召見他，責令劉交出共產黨員名單。劉文典說：“我只知道教書，不知道誰是共產黨。”蔣說：“你這校長是怎麼當的？不把你這學閥撤掉，就對不起總理在天之靈！”劉毫不相讓：“提起總理，我跟他在東京鬧革命時，還不曉得你的名字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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