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譯名著700種之第98種。
1. 事實上，日本人始終拒絕把惡的問題看做人生觀。他們相信人有兩種靈魂，但卻不是善的衝動和惡的衝動之間的鬥爭，而是“溫和的”和“粗暴的”靈魂，每個人、每個民族的生涯中都既有應當“溫和”的時候，也應有“粗暴”的時候。
2. 對日本人來講，猝然受到生疏者的恩惠是最討厭的事。因為他們知道，在與近鄰和老等級關係打交道中，受恩所帶來的麻煩。
3. 因為日本的兒童把競爭多半看做是遊戲，並不怎麼在意。在青年和成年人中，一有競爭，工作效率就降低。人們單獨工作時，進步較快，錯誤減少，速度也提高。一旦與競爭對手在一起，就既出錯誤，速度也迅速下降。當他們用自己的成績來衡量自己的進步時，他們乾的最好。
4. 西方人都認為，反對陳規舊習，克服障礙去爭取幸福，這是強者的標誌。而日本人則認為，所謂強者，恰恰在於拋棄個人幸福而履行義務。他們認為，性格的堅強不是表現為反抗，而是表現為和諧。
5. 儘管他們在古代傳統中非常崇尚復仇，在現實生活中則和西歐一樣，復仇行為很少見，甚至比西歐還要少。這並不意味人們的名譽觀念日趨淡薄，而是意味對失敗和侮辱的反應以日益成為自衛性的而不是進攻性的。對恥辱仍然看得很重，但已更多地以自我麻痺來代替挑起爭鬥。
6. 真正的恥感文化依靠外部的強制力來做善行。真正的罪感文化則依靠罪惡感在內心的反應做善行。羞恥是對別人批評的反應。一個人感到羞恥，是因為他或者被公開譏笑、排斥，或者他自己感覺被譏笑，不管是哪一種，羞恥感都是一種有效的強制力。但是，羞恥感要求有外人在場，至少要感覺到有外人在場。罪惡感則不然。有的民族中，名譽的含義就是按照自己心目中的理想自我而生活，這裡，即是惡行未被人發覺，自己也會有罪惡感，而且這種罪惡感會因為坦白懺悔而確實得到解脫。
7. 那麼，是什麼人使這個政府進行了如此激烈的，不得人心的改革呢？是封建時代日本那些特殊習俗就已經孕育了下級武士和商人的“特殊聯盟”。這些武士作為大名的心腹家臣磨練了政治手段，經營和管理著各藩的壟斷企業，如礦山，紡織、造紙等；而這些商人則購買了武士的身份，並在武士階層中普及了生產技術知識。這種特殊聯盟得益於日本封建社會具有特殊流動性。商人通過與武士階層聯姻而購買了“武士”這一職介從而洗刷了自己作為商人下賤的社會地位帶來的恥辱。這個聯盟成為推動日本近代化進程的主力軍，有別於西方國家的由於工業革命而誕生的“中產階級”
8. 日本政府機構和西歐上述各國之間的真正差異，並不在於形式，而在於職能。日本人依靠古老的恭順習慣，這是在過去經驗中的熔鑄，並以道德體系和禮儀來體現。對於發揮各種內政機能的國家政府，美國人感到是一種少不了的孽障，日本人則不然，在他們眼中，國家是至善的。
9. 明治政治家就是這樣謹慎的劃定國家在政治中的權能範圍和國家神道在宗教中的職能範圍。至於其他領域，他們都交給人民。軍隊職階的晉升不是看家庭的出身而是看個人的能力，其實行的徹底在其他領域內是少見的。軍隊在許多方面起到了促進民主的作用，在許多方面是真正的人民軍隊。與大多數國家軍隊被作為賴以維持現狀的巨大力量不同，日本軍隊非常同情小農階級，這種同情一再激起軍隊向大金融資本家及企業家的抗議。
魯思·本尼迪克特
魯思·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1887年6月5日－1948年9月17日），美國人類學家。本迪尼克特受到法蘭茲·鮑亞士的影響，同愛德華·薩丕爾提出最早的文化形貌論（Cultural Configuration），認為文化如同個人，具有不同的類型與特徵。
菊與刀
1944年，二戰中的日本敗局已定，美國急於制定戰後對日政策。文化人類學家本尼迪克特受美國政府委託潛心研究日本，《菊與刀》就是這一研究成果：一個作為文化問題的戰爭軍事問題報告。其研究意見不僅為美國外交決策所採納，也被日本本土稱之為現代日本學的鼻祖，是文化人類學者研究日本的經典性著作。報告中推斷出的結論是：日本政府會投降；美國不能直接統治日本；要保存並利用日本的原有行政機構。因為日本跟德國不同，不能用對付德國的辦法對付日本。戰爭結束，美國的決策同這位人類學家的意見一致，事實發展同她的預料和建議一樣。
1946年，本尼迪克特把這份報告整理成書出版，立刻在日本引起強烈反響。1949年初被譯成日文，1949年至1951年，日本幾家雜誌約請專家舉行座談，對此書進行評論，有的並出版了特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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