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伍婷婷
没有电话、没有汽车、没有飞机的古代，信息该如何传递？
水浒传里的戴宗绑上神行甲马能够日行八百里，可是这个世界毕竟天赋异禀的人很少。信息的快速传递，必须依靠一种强大的制度，邮驿制度就这么产生了。作为官方的快递系统，它仿佛帝国的毛细血管，将信息聚拢到中央，又从中央扩散开去，将帝国稳固地捏合在一起。
邮驿制度由驿道和驿铺组成，这种信息传递系统像一张放射状的网，以“五里一堆（墩）、十里一铺”规整排列，从“庙堂之高”扩散到“江湖之远”。那些军情、文书、诏令乃至官员和贡品都在这些道和铺之间转呈、输送，地方上的一举一动，在不经意间也通过它们传递。有了这些“毛细血管”，帝国活了起来。
驿道和驿铺的完美配合，是慢时光里的“快递系统”。供传递官府文书和军事情报的人或来往官员途中食宿、换马的驿铺是其中的“物流点”，在这里，驿铺里的铺兵和驿道上的驿卒只需听到马蹄磕碰石板的疾缓和铃声的远近，便可知信息的轻重缓急。
意大利历史学家马可·波罗曾对当时驿铺铺兵有一段形象描述：“在各个邮站之间，每隔约五公里的地方，就有小村落……这里住着步行信差……他们身缠腰带，并系上数个小铃，以便当他们还在很远的地方时，听见铃响，人们就知道驿卒将来了。因为他们只跑约五公里……从一个步行信差站到另一站，铃声报知他们的到来。因此使另一站的信差有所准备，人一到站，便接过他的邮包立即出发。这样一站站依次传下去，效率极为神速。只消两天两夜皇帝陛下便能收到很远地方的按平时速度要十天才接到的消息，碰到水果采摘季节，早晨在汗八里（今北京）采下的果子，第二天晚上便可运到上都，这在平日是十日的里程。”
这张“网”延续了两千余年，那些喜悦的、悲伤的，胜利的、亡国的消息来来去去。他们也给驿铺周边带去了繁荣，伙铺、饭铺、药铺、南货店、豆腐铺、酒铺、肉铺、米铺乃至打铁铺一字排开。过往的高官、商贾及市井百姓也在这里留下形形色色的故事，凝聚成具体而微的历史。
随着帝国的土崩瓦解，“铺”仅仅为地名留存，而那些与铺有关的故事却渐行渐远。
铺的故事
原来是这样的新开铺
（菁华铺的古菁华桥。）
新开铺、鸭子铺、洞井铺、白马铺、黑石铺……这些现在看起来土土的地名，却和现代的一个时髦概念有关：快递。渊源可追溯到2000多年的邮驿制度。
新开铺为去往湘潭的第一铺
长沙城残留的为数不多的以铺结尾的地名，限制了我们对“铺”的密集度的想象力。根据乾隆时期《长沙府志》记载，古长沙县向北至湘阴、平江，向东至浏阳的三条驿道上有铺递26处，古善化县向南至湘潭、株洲，向西至宁乡的三条驿道有铺递20处。
此外，宁乡境内铺递22处，浏阳境内10处。至清光绪十一年（1885）年，长沙（含善化县）有驿站里程425里，排夫173任，马112匹，另有铺站30个，铺司249人。在那个无论是交通运输还是信息传播都有山河阻碍的年代，朝廷竟然设置了如此之多的“快递点”，每个“快递点”招聘了大量的具有国家编制的“快递小哥”，并配有马匹……如今看来，简直是太奢侈了，中央集权的统治者们，为了能迅速掌握帝国动态，实现对帝国各个区域的有力控制，下了蛮多功夫。
从长沙南门出发，去往湘潭的第一铺为新开铺，再十里黑石铺，接下来大圫铺、回龙铺、暮云铺进入湘潭；往东，经东屯铺、杨林铺、丁家铺、黄花铺、石塘铺至浏阳；往西，过瓦店铺、山枣铺、赤竹铺（亦名桥头铺）、枫树铺、白若铺、黄泥铺至宁乡；往北，经鸭子铺、白茅铺、石子铺、茅塘铺、马鞍铺、成林铺、新安铺、青山铺、牛角铺、寨头铺、福临铺、丛林铺、竹沙铺至平江界。如此多的驿铺线路，那个年代可没有什么导航，靠的是驿夫的经验，对距离的估算。
此铺是如何变成彼铺的
饭铺、药铺、肉铺，我们熟悉的“铺”是“店”的别称。而古驿道上的“铺”，皆为“驿铺”。它随古代邮驿制度的发展而出现，供传递官府文书和军事情报的人或来往官员歇脚，提供食宿、换马。作为官方唯一的通信机构，它曾是联络中央、地方、军队的“桥梁”。
古时候的“快递”归国家所有。史书有明确记载的中国最早邮驿制度在周代，它分为步传和马传，由夏官大司马管理，驿程三十里为一舍，传舍还可供人住宿。这里的“舍”就是铺的功用。至秦汉，各郡、县皆设驿站，秦制30里一传，10里一亭。按秦法，亭应及时供给信使的传马给养、行人口粮、酱菜和韭、葱等，甚至供应粮食的升斗、酱和菜的数量都有严格规定。唐代，邮驿最盛时全国水驿260个，陆驿1297个，专门从事驿务的有2万人，其中驿夫就有17000人。如此庞大的人员编制，说明信息沟通对于帝国的重要性。当时驿使行程也有明确规定，陆行“马日七十里，步及驴五十里，车三十里”。这时的驿站兼有旅馆性质，但只供给驿使或官吏住宿，它对乘驿和在驿站住宿有严格规定，违反者轻则杖打，重则判刑。元朝时，邮驿制度随军事强盛，马可·波罗曾记载：“皇帝使人自都城出使者，每二十五里必有一驿，每驿有房舍，宏大华丽……于是四方往来之使，止则有馆舍，顿则有帐供，饥渴则有饮食……”这样的邮驿制度一直持续到清朝中叶，才逐渐衰落。
驿道也是分级别的，一旦要传递的公文注明“马上飞递”的字样，按规定每天三百里，如遇紧急情况，可每天四百里、六百里甚至八百里。但这样的情况往往边疆居多，战争时期用。
长沙、善化通往各县的驿铺，大多是县递居多。真正承担起八百里加急的是以驿为名的。如桥头驿、笙竹驿（湘阴属）、青冈驿（巴陵县属），其中临湘驿常备驿马35匹、排夫55名，设巡检1人主管驿务。而省内各州、县公文由省内支线驿道传递，邻县间公文则用铺兵走递，“铺”的作用更为显著。在清光绪年间，长沙府属铺递路线就有5线，十里一铺，每个铺安排铺夫。当时，长沙县境内共设12铺，常设铺夫116名，每年支领工食银351两9钱9分、补荒银102两4钱4分，共银454两4钱3分。善化县共设20铺，铺夫140名，每年共支工食银478.85两。古时候的驿夫是由朝廷统一编制的，他们吃的是国家饭，有着那个年代让人羡慕的“铁饭碗”。这样的“信息系统”止于1912年，之后被现代邮政制度取代。但在长沙，类似驿铺的干线旱班邮路，一直延至1950年代后期才终止，而驿铺的排单管理办法至今仍在部分邮路上使用。
按驿道体例，五里一堆，十里一铺，二十里一大铺，三十里设驿站，这些大铺往往成为官吏、商贾、赶考学子等往来路人的集中休憩点。驿铺周边因为人马车流量的增多，不自觉形成了一个商业中心。
此铺与彼铺也在此重合了，留下了一堆地名和繁华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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