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何總是宦官成為“黨錮事件”的贏家、而士大夫與太學生卻是輸家?為什麼清流看不起宦官，但最終總被宦官所滅？請欣賞本人新作《東林沉浮》選34——
憶黨人，為何受傷的總是我
提及中國清流，歷史上最有名的有兩支，一支是我們眼下所說的大明東林黨，另一支則是中國最早的清流集團——東漢黨人，他們都出現在王朝的末世，就像一個老者彌留之際的迴光返照。
在東林黨與閹黨的黨爭中，笑到最後的是宦官，而東漢黨爭哪個又算是徹底的贏家呢？
關於晚明黨爭，我們到這裡講得已經差不多了，為了深挖黨爭勝敗謎團及其與王朝末世的關聯，這一集我們不妨再拓展一下時空隧道，把視線拉到兩千年前，看看中國最早的黨爭是怎樣一番光景——
公元二世紀中葉，中國東漢帝國走向衰敗。
此時中國的最高統治者，是東漢第十任皇帝:漢桓帝劉志，著名昏君。此人十五歲登基，在位二十一年，一生沉迷佛道與女色，所做“最具開創意義”意義的一件事，就是賣官鬻爵，按級論價，公開賣官。
因為桓帝昏庸腐敗，沒時間沒精力顧及治國理政，所以就找了一群奴才幫閒，把大權一部分下放到宦官之手。這些宦官素質很差，他們在治國理政上無所作為，搞腐敗卻一個賽一個，到處搶掠，兼併土地，把朝野攪得烏煙瘴氣。
漢桓帝統治末期，宦官惡行猖獗至極，不禁令朝野有識之士憂心忡忡。出於對國家命運和個人前途的擔憂，一些士大夫挺身而出，堅決反對宦官專權，對他們進行抵制或反擊。
這些士大夫的根據地是太學。
什麼是“太學”？那是古代中國最早的國立大學，自西周就有，到漢朝興盛，相當於後來明清時代的國子監，比東林那樣的民間書院，當然更正規更具規模。“太學”裡的學員稱“太學生”。東漢末年，太學當時有學生三萬餘人，影響力非常之大。太學生們乾的事，與後來東林書院相仿——評論朝政，臧否人物，激濁揚清，形成了著名“清議”，是全國輿論中心。
東漢末年，太學生領袖郭泰、賈彪與朝中清流大臣李膺、陳蕃等聯袂，結成“黨人”。形成中國最早的清流黨。
黨人反對宦官並不排斥外戚，他們和桓帝的正室、皇后竇妙的父親——大將軍竇武惺惺惜惺惺。雖然竇武是皇帝的老丈人，是外戚，但是品格高尚，傾向清流，於是太學、清流和外戚三股勢力合一，聯手打壓宦官。
應該說，在三股勢力的打擊下，一開始宦官是處於不利地位的。
漢桓帝延熹九年即公元166年，一些大宦官的家人黨羽因為在地方為非作歹殘暴百姓，而被清流官員處以極刑、大赦不赦。朝中宦官感覺到末日將至。但是別忘了，他們的根是皇帝，倉皇之際，他們又抱住了皇帝這顆大樹根，向漢桓帝進讒言，說清流結黨，這些黨人違抗皇命大赦令，形同謀逆，必須打擊。桓帝聽信一面之詞，下令佈告天下，逮捕黨人。黨人首領李膺被捕入獄，受牽連黨人達200餘人。後竇武上疏，迫使桓帝放人，李膺得以獲釋，放歸田裡。
這就是東漢史上的第一次“黨錮之禍”，以清流黨人受創、暫時罷戰結束。
兩年之後，第二次黨爭呼嘯而來，這次不同第一次，是生死決戰。
永康元年即公元167年底，桓帝去世，十二歲的靈帝繼位。竇皇后成了竇太后，臨朝聽政，大將軍竇武掌握實權，起用黨人，陳蕃被重用，被廢黜的李膺等人被徵召入朝，共理政事。建寧元年即公元168年五月，大漢出現日食天象，古代中國沒有科學常識，通常把這種天文現象稱為“天狗吞日”，是凶兆，國家要出大亂子。於是，竇武藉此建議竇太后解決宦官問題，清除宦官勢力，但一直被宦官逢迎的竇太后猶豫不決。
事不宜遲，竇武、陳蕃等人決意先斬後奏，清除宦官曹節、王甫一黨。他們開始籌劃相關措施，抓捕宦官。但是，事有不密，走漏了消息，宦官為自保，殊死一搏，先下手了。他們挾持漢靈帝，關閉宮門，假傳詔令，掌控了御林軍，接著，劫持竇太后，搶奪玉璽，下令追捕陳蕃、竇武等人。
竇武連夜飛奔步兵營起兵對抗，本來他的人馬對付宦官御林軍是綽綽有餘的。但是歷史就是這樣弔詭，宦官臨時搬了救兵——他們假傳詔令，稱竇氏叛亂，徵召剛剛班師回朝的抗匈奴名將、中郎將張奐率軍入宮平亂，一下子打破了勢力的天平，張奐大軍與宦官王甫所率領的御林軍一起進攻竇武，竇武被重重圍困，無奈自殺。
年近八旬的黨人領袖陳蕃聞變，率部屬及太學生八十餘人一往無前，拔刀劍衝入皇宮，一邊破承明門而入，一邊振臂高喊。宦官王甫率兵圍了上來，陳蕃舉劍大聲喝斥王甫，王甫的兵士不敢靠近他。於是增兵包圍陳蕃等人幾十層，陳蕃等人衝至到尚書門，因寡不敵眾被擒。那些宦官的隨從對被俘的陳蕃老人又踢又踩，亂打亂罵，當天就殺害了他。八十餘太學生死士亦全軍覆沒。
就這樣，宦官集團先下手為強，徹底改變了局勢。於是一群小人得志，參與政變的宦官趾高氣揚，坐地分贓。與此同時，他們對被指為“黨人”的士大夫、太學生進行殘酷打擊，瘋狂迫害。李膺等人再次被罷官，被捕入獄，處死，竇太后被軟禁在南宮。第二次黨錮之禍，以宦官集團的完勝而告終。
第二次黨錮之禍終結十六年後，黃巾起義爆發，六年後，漢靈帝去世，東漢朝廷奄奄一息，才正式為陳蕃、竇武等人平反，黨錮之禍總算就此結束了，而東漢王朝大勢已去。
這就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大規模黨爭的結局，也是東漢政權走向死亡的標證。
中國的歷史總是驚人輪迴。東漢黨錮之禍結束1500年後，大明王朝發生了同樣一場黨爭之禍。以清流士大夫為主的東林黨，與權宦魏忠賢組建的閹黨，發生了你死我活的朝堂戰爭，結果與1500年前的東漢一樣，清流敗亡，權宦勝出，隨後，整個王朝轟然倒塌。
讀過宦官史的朋友大概都知道，那個群裡好人不多，能人不多，缺乏文韜武略。可是，為何總是宦官成為“黨錮事件”的贏家、而士大夫與太學生卻是輸家?為什麼清流看不起宦官，但最終總被宦官所滅？
道理很簡單，因為皇帝站到了他們那一邊，宦官從肉體上講，是無根的，但從勢力講，他們是有根的，這個根就是皇帝。宦官滅清流，就是皇帝打壓士大夫，是皇權與士權博弈的衍生品。在中國封建王朝，雖然所有人都為皇帝服務，但是遠近有別，親疏有距。士大夫是皇帝的搭檔，而宦官是皇帝的家人奴僕，一個老闆被合作伙伴取代的危險性大，還是被奴才取代的危險性大呢？不言而喻。宦官殺清流，實際上就是皇權滅士權。因為自古權臣取代皇帝的事情多矣，而太監登大寶的，微乎其微，所以清流一旦做大，皇帝一般樂意放手宦官去打壓。
從君權代理人角度講，雖然士大夫也是有份的，但相比之下，宦官往往更佔據得天獨厚的條件，他們代表甚至控制皇帝的機會更多。在那個年代，皇帝是至高無上的，是正義與合法的化身。所以，宦官近水樓臺先得月。他們一方面能在皇帝跟前進讒言，對那些士大夫清流妖魔化，將他們劃為“誹訕朝廷”的大逆罪臣，另一方面借皇帝的詔書發號施令，對這些“罪臣”進行打擊迫害。
當然，上述有利條件並不足以使宦官註定成為贏家，真正使宦官獲勝的原因還有他們的非常做派。
什麼非常做派？那就是超乎常人的陰柔心術。我在前面一再分析了宦官的心理，因為讓皇帝放心的“工作需要”，宦官都被人為閹割，這不僅使他們喪失性功能，而且扭曲他們的人格與人性，特定的生存環境，使他們大都成為心理陰暗的小人。宦官一旦得勢把持朝政，往往會釋放人性的驚人能量，形成一股無所顧忌的黑惡勢力。相對而言，清流士大夫都是正人君子，君子講規則守法度，即便是“打黑”，也要走程序，以事實為依據，依法辦事。比如，東漢黨人想解決宦官問題，先徵求領導意見，太后沒有同意，他們便猶豫不決。當他們決意行動之後，也沒有采取軍事行動，而是準備抓幾個宦官審訊，查出罪行，上奏朝廷予以法辦。這麼做，自然是君子所為，卻因此貽誤時機，給對手反撲的機會。
反觀小人，他們無所顧忌，不守法規，不擇手段。宦官王甫等人的行事，果決陰狠，他們連皇帝太后都敢拘禁，抗匈奴名將也被騙其所用，如此先下手為強，謙謙君子豈能料及？君子試圖依法“打黑”處置小人，而小人卻利用“黑打”收拾君子;“打黑”終究不及“黑打”，君子完敗於小人。
自東漢“黨錮之禍”起，類似的禍事歷代都沒有絕跡。我們這部書所講述的晚明魏忠賢打擊東林黨就是持續實例之一。在這些黨爭的權宦眼裡，宮廷沒有規則與文明，只有血淋淋的坑害殺戮，只有赤裸裸的權力鬥爭。不得不說，對於宮廷權斗的本質，這些奴才比那些士大夫看得更透。
再有，別以為宦官的勢力在宮內，在最後交戰時刻，軍隊往往掌握在他們手裡。秀才遇到兵，有理說不清。輿論的力量固然強大，但到最後解決政治問題，臨門一腳，還是武力。
清流與宦官的決戰時刻，東漢清流領袖陳蕃，尚能帶領80名太學生武裝上陣拼殺，而東林對付魏忠賢，則至始至終，動口不動手，面對抓捕，束手就擒。可見，清流的口舌，越來越利，但是尚武精神與動手能力，則是愈發退化，到了明代，幾近雌化了。吵架與告狀成了他們主要戰鬥方式，而吵架云云應是婦人的手段，男人怎麼說也應該保持最後武力解決問題的能力。
在這方面，黨人的追隨者後來倒是吸取了教訓。
東漢黨人領袖陳蕃有個追隨者，叫曹操，原本是不被黨人清流看好的一個小人物，但兩次黨錮之禍後，黨人慘敗，而他們不看好的這個人卻做出了黨人無法企及的功業，收拾了東漢殘局。
當然，從出身講，曹操很尷尬，不算是清流黨人，加上教育經歷，應該說，他是個黨人與宦官結合的怪胎。
眾所周知，曹操本不姓曹，而複姓夏侯，親爺爺叫夏侯睿，是東漢南陽縣令，為官清廉，標準的清官清流。但可惜這個樣子的夏侯睿日子一直過得很苦，後因朝中黨爭被罷官，竟達到不能養活子女的地步，所以把二兒子夏侯嵩（曹操父親）送給朝中的朋友大宦官曹騰收養。於是夏侯嵩改姓為曹嵩。曹操就多了個宦官爺爺曹騰。
曹操幹爺爺曹騰是漢相曹參之後，侍奉過東漢四位皇帝，順帝、衝帝、質帝和桓帝，尤其是桓帝這代，他的即位多虧了中常侍曹騰，曹騰也因此被封為費亭侯，官拜大長秋，俸祿僅在丞相、太尉之下，是宦官中位極人臣的佼佼者。
清流親爺爺獨善其身卻失勢，宦官幹爺爺身心殘缺卻顯赫，這給曹操幼小心靈埋下很深烙印。史料顯示，東漢末年政治腐敗，宦官專權，天下有志者無不以除惡為己任，皆欲效李膺、陳蕃成為清流。而曹操、袁紹這些人都是竇武、陳蕃的追隨者。
黨人在第二次黨錮之爭遭到滅絕殺害之後，曹操、袁紹這些後起之秀脫穎而出。
曹操之所以搏出了不世之功和政治前途，不僅是因為他有黨人之志，而且還在於他破了黨人的自縛之繭。
清流以清官忠臣自居，既不敢反皇帝，又不敢擁兵自重，那麼如何對付皇帝的奴才宦官呢？宦官打壓他們的罪名常常是謀反，而他們失敗的要因之一恰恰是不敢謀反。
而退一萬步講，謀反罪又算得上什麼罪名？反了又怎麼樣？
晚明《潛書》作者唐甄早就看透：“自秦以來，凡為帝王者皆賊也”，既然皇帝都是“做賊”的，那麼誰人做不得？蒼天已死，黃天就當立；“奉天承運”，哪個不可“詔曰”？昏君手下的士大夫，是等著定上莫須有的謀反罪名、連個證據都拿不出來、窩窩囊囊死好，還是真反的好？
拿破崙說過一句話：不想當元帥的士兵不是好士兵。這樣說來，不想當國王的拿破崙就不是好拿破崙，所以拿破崙就成了國王。推而廣之，不想當主宰者的士大夫就不是好士大夫，難道不是也很正確嗎？所以士人之想奪取王位，以至黃袍加身，實在是再自然不過的事情，除了皇帝害怕，對其他人有什麼妨礙呢？
敢於反皇帝的人，才稱得上有雄心，有志氣。
作為士人自立代表的曹操，曾如是評述英雄：“夫英雄者，胸懷大志，腹有良謀，有包藏宇宙之機，吞吐天地之志者也。”
這話其實間接挑明，反皇帝本不是天生大逆不道，只不過是在被剿滅後受到的汙衊。成功了，他就是君臨天下。
曹操看透了這個理，所以果斷出手，擁兵自重，挾天子以令諸侯，宦官和士大夫都奈何不了他，他掌握了軍隊，有自己的武裝力量，他扶植皇帝，不依靠皇帝，乃至皇帝不行時，換皇帝，直至自己名為漢相實為漢皇。所以，最終無論他與誰鬥，受傷的都不在是自己。
崛起後的曹操“挾天子以令諸侯”後，一方面效仿黨人的氣魄與作為，另一方面，也對過於講究的黨人門檻予以剷平。在曹操頒佈的《舉賢勿拘品行令》，公然要求推薦那些“不仁不孝，但有用兵之術”的人為官。這簡直是對那些強調“君子入仕”卻眼高手低的清流士大夫的顛覆性嘲弄。
當然，曹操的成功，只是彌補了清流的短板，但並不能抹殺清流士大夫的價值。漢明兩朝清流被滅於王朝末世，恰恰說明，皇帝及其奴才宦官屠殺清流傷了天下士人的心，令天下良心知識分子心碎的王朝，向來是走不遠的。這也是“欲滅其國先滅其士”“欲滅其士先滅士氣"的鮮明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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