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資本論》和馬克思哲學的相互闡釋中重新理解馬克思哲學是近年來國內理論界一個重要的研究熱點。梳理馬克思哲學思想發展的邏輯過程，可以發現，馬克思所倡導的共產主義隱性地貫穿其思想發展的始終，並在《資本論》中得以全面體現，即通過政治經濟學批判，探索實現共產主義以及人類解放的真實道路。
共產主義潛在於馬克思對物質利益問題的關注中
在馬克思的時代，工業革命和法國大革命的後果逐步顯現，資本主義工業和資產階級自由社會的勝利在確立了資產階級統治地位的同時，也帶來了大多數人的“普遍貧困”和“富人與窮人之間的普遍對抗”。在《法哲學原理》中，黑格爾就已經注意到，“怎樣解決貧困，是推動現代社會並使它感到苦惱的一個重要問題”。在德國，包括馬克思在內的知識分子也開始注意到這個問題：一方面是少數人的“財富過剩”，另一方面是大多數人的悲慘處境，“無產者”越來越成為一個普遍現象。正是在這樣的歷史境域下，馬克思探討了林木盜竊和摩澤爾河沿岸地區農民狀況等“經濟問題”，根據恩格斯後來的回憶，他“曾不止一次地聽馬克思說過，正是他對林木盜竊法和摩澤爾河沿岸地區農民狀況的研究，推動他由純政治轉向經濟關係，並從而走向社會主義”。
與此同時，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法蘭西思潮）作為一股具有社會影響的理論思潮已經成為“曼徹斯特、巴黎和里昂大街上引人注目的事實”。但是，在當時的德國思想界，很多共產主義思想的宣傳者都對共產主義缺乏基本的瞭解，只是把共產主義和無神論作為“點綴”，因而使共產主義逐漸淪為“非現實”的理論。在與《奧格斯堡總彙報》的論戰中，馬克思明確批評了這種“現有形式的共產主義”，但是對於聖西門等人的思想則 “決不能根據膚淺的、片刻的想象去批判，只有在長期持續的、深入的研究之後才能加以批判”，這也在事實上為後來馬克思和盧格的思想分裂埋下了伏筆。可見，正是貧困問題引發的“物質利益難事”和對於德國正在發生的“法蘭西思潮”的無力回應，這樣理論和現實的雙重刺激所形成的問題構成了馬克思“苦惱的疑問”。為了解決這一疑問，馬克思批判了黑格爾的法哲學並得出結論：“法的關係正像國家的形式一樣，既不能從它們本身來理解，也不能從所謂人類精神的一般發展來理解，相反，它們根源於物質的生活關係”，而 “這種物質的生活關係的總和”就是市民社會，“對市民社會的解剖應該到政治經濟學中去尋求”。
在這裡，馬克思發現：法國共產主義思潮由於 “缺乏對私有財產的社會經濟分析”，對社會主義的理解無法達到“原則高度”。基於此，馬克思進一步追問：“德國能不能實現有原則高度的實踐，即實現一個不但能把德國提高到現代各國的正式水準，而且提高到這些國家最近的將來要達到的人的高度的革命呢？”這在事實上構成了馬克思終其一生的努力方向。因此，對馬克思來說，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思想不是作為政治理想的一部分與哲學和政治經濟學並列，而是一開始就深深地嵌入了其哲學和政治經濟學批判的全部活動之中，構成了後者尤其是《資本論》的共產主義語境。
《資本論》的共產主義探索
《資本論》的副標題是“政治經濟學批判”，這裡的“政治經濟學”主要是“研究現代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以及與之相適應的分配和交換形式的科學”。作為一門獨立的科學，它“是在工場手工業時期才產生的”。而在馬克思的時代，庸俗經濟學只是把資本家有關 “美好世界”的“陳腐而自負的看法”以“系統化”“學究氣”的形式“宣佈為永恆的真理”。古典政治經濟學雖然“研究了資產階級生產關係的內部聯繫”，但是，其自身的階級侷限和知性思維方法使之不能成為一門真正的科學。表面上看，《資本論》的研究對象和古典政治經濟學並無二致，馬克思自己也承認“我的價值、貨幣和資本的理論就其要點來說是斯密—李嘉圖學說的必然的發展”；然而，在考察方法上，馬克思已經從根本上超出了近代意義上的科學範疇，把研究對象從“可以計量的”“物的事實”轉向了具有無限豐富的感性體驗的 “人的事實”，即包含人的全部生存體驗在內的感性活動。
基於此，馬克思考察了“資本和勞動之間的全部關係”，並“根據以無可懷疑的專門知識所作的顯然認真的研究”得出結論：“整個 ‘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必定要被消滅”。這就是馬克思所揭示的掩蓋在古典政治經濟學“物和物的關係”下的“人和人的關係”。不僅如此，在《資本論》中，馬克思還極力證明，“現代社會，從經濟學上來考察，孕育著另一個更高的社會形態”（共產主義）。可見，《資本論》的寫作目的就在於“對迄今存在過的全部國民經濟學的批判中，總結自己多年研究的結果，並以此為社會主義事業奠定直到現在為止無論傅立葉還是蒲魯東，也無論拉薩爾，都不能為它奠定的科學基礎”。在這個意義上，經濟學只是《資本論》的表象，著眼於人類解放的政治哲學才是根本。馬克思正是通過《資本論》向我們揭示出了一條人類解放的現實道路。正如有學者所言，“《資本論》是關於‘人類解放何以可能’的理論鉅著。馬克思主義的爭取人類解放的價值思想和價值訴求，馬克思主義所揭示的人類解放的現實道路，集中地體現在《資本論》中”。
正是通過政治經濟學批判，馬克思使一種替代資本主義的社會新形態成為可能，這是存在於《資本論》中的隱性邏輯。在《共產黨宣言》中，馬克思就已經宣告了這一 “現實”：“代替那存在著階級和階級對立的資產階級舊社會的，將是這樣一個聯合體，在那裡，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在《資本論》中，這一“邏輯”是通過對資本運動規律的必然趨勢的揭示內在地開顯出來的。按照馬克思的理解，由於資本主義經濟自身包含的內在矛盾使其必然是一個自否定的存在，用黑格爾的話說，這是“一個自身崩潰的直接現實性”，在其中，“這些直接的情況自身瓦解為形成他物的條件，但同時又被保持其為較高實質的內容”。在這個意義上，共產主義是作為資本主義的對立面存在的，與資本主義世界的全面異化不同，共產主義在人的歷史活動中實現了理想與現實、哲學與生活的和解，即人的理論思維能力與生產實踐能力的和解，這實則是科學社會主義理論的核心要義。因此，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批判本身既是對資本運動規律尤其是其必然被消滅的規律的揭示，也是作為資本主義替代方案的共產主義道路的開啟，二者是同一個過程，這就是馬克思在“給盧格的信”中所說的 “通過批判舊世界發現新世界”。
可見，在《資本論》中存在著相互交織的兩條邏輯：一條是以商品、貨幣、資本等“物”的形式呈現出來的資本運動規律的顯性邏輯；另一條是內蘊在資本運動這一顯性邏輯之下的解放的邏輯（隱性邏輯），即共產主義道路的開顯。由此，作為“工人階級聖經”的《資本論》，其所作的結論不僅“日益成為偉大的工人階級運動的基本原則”，而且越來越成為各地工人階級“對自己的狀況和自己的期望所作的最真切的表述”。
《資本論》與“有原則高度的實踐”
作為“隱性的邏輯”，這裡的“共產主義”當然包含邏輯的現實性，正如黑格爾說的那樣，“現實性僅僅屬於那在其展開過程中表現為必然性的東西”。然而，揭示共產主義的邏輯現實性並非馬克思的最終目的，他要做的是進一步尋求通達直接現實的道路。這意味著：僅僅從商品出發去揭示和批判資本主義社會的經濟運行規律和其背後的形而上學根基是不夠的，還要深入挖掘資本主義生產本身的現實根源。
首先，馬克思深入討論使資本主義生產的合法性得以持續的政治歷史前提，即批判現代社會的 “政治現實本身”，揭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背後的權力運行機制。在 《政治經濟學批判（1857—1858年手稿）》中，馬克思就意識到“勞動”總是與一定的社會經濟關係結合在一起，即“勞動是私有財產的主體本質”。因此，對“異化勞動”以及資本主義社會各種異化現象的分析就要深入到現實的物質生產過程之中，在形而上學、政治經濟學和意識形態批判的同時，還要展開“對法的批判”和“肉搏的批判”，把理論的批判和現實的鬥爭結合起來。這也是馬克思發現並不斷強化現代社會中的階級意識、尋找革命主體（無產階級）並使之成為一種具有現實性的、顛覆性的物質力量的主要原因，也是階級鬥爭本身的意義所在。因為作為馬克思所說的“肉搏的批判”，階級鬥爭才是真正有可能直接瓦解資本背後的權力機制，實現人類解放的現實路徑。《資本論》第三卷以“階級鬥爭”收尾本身就已經說明了這個問題。
其次，馬克思在晚年沒有繼續《資本論》第二、三卷手稿的修改和定稿工作，而是把自己的研究視野拓展至西歐以外的俄國和美國。隨著理論視野的開拓，馬克思發現，英國以外的很多國家在走向資本主義道路的過程中存在例外的情況，而且15世紀以前的資本原始積累也“並不是單純的經濟活動”，而是有著背後複雜的政治和宗教因素。因此，馬克思的研究領域也大大超出了經濟學的範圍，轉向對政治、宗教、歷史學以及人類學的關注，力圖在更加廣闊的視域中去追溯整個資本主義的起源和發展，即“求解資本主義的史前史”。在這個意義上，《資本論》就只是一件未完成的作品，它只是提供了破解資本主義的“必然性”，即“資本的邏輯學”。而透過“資本的邏輯學”去深切把握資本主義的社會現實，並在此基礎上尋求破解之道則是馬克思一生致力於完成的事情。正因為如此，在當代人類文明進程中去重新闡釋 《資本論》的理論內涵，就要突破傳統意義上的唯資本邏輯論，在“經濟—政治—宗教—歷史”的多維結構中去重構 “大寫的資本論”，這才應該是當代《資本論》研究的重大歷史任務。
（作者單位：中央民族大學哲學與宗教學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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