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激情燃烧的岁月
——记我的军旅生涯
季庭彪文
（六）真的当上了警卫员
新兵连按三个月的集训计划在紧张有序地进行着。其中有革命传统教育，阶级教育，政治思想教育，纪律和保密教育，还要学习军队条例条令及队列训练、单兵技术训练等课目。
期间我们参观了驻岛部队85炮连和机枪连学习郭兴福教育方法，并观看了老兵们的实弹演习。
【注】：当年中央军委认为推广和学习郭兴福教学方法，不单是包括一个军事训练问题，还包括政治思想工作问题，还包括作风问题，也还包括群众路线问题。这是我军传统练兵方法的继承和发扬。
于是，我们新兵连在周连长和杨指导员的动员下也掀起了学习郭兴福教育方法的热潮。
……
当年郭兴福（左1）在训练场与士兵在一起
然而，正当我们开展“比学赶帮超”进行单兵技术训练时，连部接到了守备部队司令部通知，新兵集训提前结束，务必在春节（即1965年2月2日）前，把全体新兵按计划分配到基层连队及机关。因为老兵提前退役，部队的战备工作和值勤任务都跟不上。
很快，分配工作开始了。由远到近分批向连、营及机关输送新兵。最远的是薄刀嘴岛，是个孤岛，没有电，没有淡水，没有老百姓。那里驻有一个守备独立连，岛上有一个步兵排，二个炮排，一个通讯排，我们的老乡朱尚超和瞿连昌被分到了薄刀嘴岛守备连（即：九连），均在炮兵排当炮手。
【注】连长叫杨肖生，也是上海兵，是个老兵油子，是解放战争时期参的军，在抗美援朝中已任排长，抗美援朝结束，到炮兵学校学习，毕业后曾任洋山守备区司令部连级炮兵参谋，军衔上尉，后来到薄刀嘴岛守备连当连长，一直到一九七二年还是连长。据说是因为朝鲜回来后，娶了一个地主的女儿，还是个大学生，所以一直升不上去，但他整天乐呵呵的。当年有规定凡在部队当兵十五年以上的干部，家属可以随军，所以他爱人在大洋山岛当上了教师。杨连长炮兵业务熟悉，理论知识丰富，不管是迫击炮、榴弹炮还是加农炮，只要他目测好距离，命中率百分之百。
……
随后宣布了被分配到部队司令部机关的名单，我与洪钧及秦国勤和还有几个崇明兵都在其中。然而，据了解机关有炊事员、警卫员、公务员、驾驶员、饲养员等工作。我担心被分配到炊事班，我便打听了一下，得知机关炊事班也有大灶士兵食堂和小灶干部食堂之分，心想能在干部食堂干干也好，我在思想上作了最坏的打算。虽然当时对待工作的宣传口号是“只有革命工作的分工不同，没有贵贱之分”，“平凡的工作也可以干出不平凡的成绩”。但我心里明白，人们对待不同的工作岗位客观上还是有“贵贱”之分的。
结果出人意料，我们都被分在机关警卫排，想不到我真的当上了警卫员，真是如愿以偿想梦成真。
当年我曾学习过的《队列条令》
警卫排直属守备部队政治部保卫科和司令部管理科双重领导。警卫排是副连级编制，代号为上海6385部队洋字21分队。警卫排长叫韩宝裕，江苏淮阴人，中尉军衔，是陆军专科学校毕业的文武双全的高材生。
警卫排有三个班。二班、三班住在大间，一班在小间，排长与一班同住小间，床铺靠墙头，全是双层铺，中间是二张写字台，新兵大多睡下铺。我被分配在警卫排三班，班长王鼎良，是上海南汇人，1962年入伍的中士老兵；副班长邱志祥，下士，也是上海南汇人。排里的警卫战士分别来自浙江省，安徽省和江苏省。
警卫排有内勤外勤之分，搞内勤的叫勤务员（也称公务员），负责首长的生活起居和内务卫生。外勤的叫警卫员，负责机关站岗放哨和安全保卫工作，包括做首长外出时的随身警卫。警卫排配置的武器是“五四”式手抢和“五六”式步枪及冲锋枪。
我们到了机关的第二天先有保卫科长朱明大尉给我们上课。朱科长告诉我们：当警卫员的第一任务就是确保首长的安全，必要时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其次，当跟着首长外出时，务必保管好首长的财物及所有文件并做到一件不可少，一件也不可多。最后讲了有关警卫工作的业务知识，例如，如何对付突发事件和警卫员应具备的心理素质。接着由司令部机关协理员李爱菊大尉宣布了当警卫员的条件和纪律并要求我们不仅做一个合格的军人，更要做一名合格的警卫员。
当年我曾学习过的《步兵战斗条令》
嗣后，进行了为期半个月的训练，主要是手枪实弹射击和学习简易的擒拿格斗术，教官再三强调警卫员的枪法必须过硬，要求个个练成“一枪准”的神枪手，只有枪法好才能确保首长安全。
“我要争气！”我牢记着当兵时的誓言。为此我披星戴月，早起晚眠，放弃休息，勤学苦练，天天为臂力加荷，从一块砖块加到五块砖，固然握手枪的稳重性明显好于战友。功夫不负有心人，最后在考核中各门训练课程均取得了第一，并受到了部队机关的嘉奖和首长的表彰。
经过了一段时间的磨砺，我们渐渐地适应了警卫员的工作。然而，我的老乡洪钧却犯了“头痛”病，起床号一响，还在床上，痛得爬不起来。他的“病”影响了训练和执勤，时间长了，班排长对他产生了看法，还差一点被调到基层连队去，为此他自己也很苦闷。
我曾阅读过的（战士读物）《兵种知识》
当时部队正在开展“一帮一，一对红“活动，于是我与洪钧结成了对子，经常利用休息时间去营房后山坡谈心，就这样我俩成了好朋友。
后来，他被有关领导看中了，调到松江师部当警卫员，不久又被调到上海警备区担任刘文学政委的公务员（也称“勤务员”）。从此我俩分别了，只是在以后的“文革”中通过两次电话（注：是洪钧从警备区军用内线打到洋山部队机关通讯科后传呼我，而我无法也不能主动与他通话，因为这也是军纪）。
（待续）
季庭彪，男，中共党员，复员军人。曾任央企职工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特约研究员，《支部生活》通讯员。曾在上海各大报刊发表过二百多篇新闻、通讯、散文。现已退休，定居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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