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維坦按：結合我個人經驗，生活中我經常記不住很多人的臉（大部分都是隻見過一面的人），這倒並非如果再見到某人就一定無法識別辨認（類似於看到一群綿羊，覺得長相一樣），而僅僅是記不住：在我的記憶中，很多人的面貌是模糊不清，不具備細節的。這算是臉盲症，還是面容失憶？
拋開這個話題不談，與臉盲症互為鏡像的，則是本文中的“卡普格拉妄想”——患者堅信自己所愛之人被長相一樣的人給冒名頂替了。也就是說，由於腦疾導致的“認出某人”的功能受損，熟悉感喪失，使得患者認定，面前這個人雖然長相和ta所愛之人一樣，但ta真的不是我愛的那個人。最為關鍵的是，患者的邏輯還是自洽的（你以為你能騙過我？好在我火眼金睛）……
當然，作者的意圖旨在提醒我們每一個人，在互聯網的今天，在隱喻的意義上我們可能都是卡普格拉綜合徵患者：“識別他人”和“熟悉感”逐漸分離，我們怎麼能夠確切地知道，手機那一端的“好友”，就是你認為的那個？
文/Robert Sapolsky
譯/苦山
校對/喬琦
原文/nautil.us/issue/42/fakes/to-understand-facebook-study-capgras-syndrome
本文基於創作共同協議（BY-NC），由苦山在利維坦發佈
我們首先來看看一位經歷了難以承受之悲劇的女性的故事。1899年，這位巴黎少婦M夫人誕下了她的第一個孩子。令人震驚的是，這個孩子被人擄走、掉包成了另一個嬰兒，後者很快就夭折了。之後她生育了一對雙胞胎女孩，其中一個健康長大成人，另一個卻再次被人擄走掉包成一個奄奄一息的嬰兒。她又生下一對雙胞胎男孩，其中一個被擄，另一個被投毒致死。
M夫人四處尋找被拐走的孩子們；顯然，她並非唯一經受這等夢魘般慘遇的人，因為她時常聽見大群被拐孩童的哭聲從巴黎各處的地窖裡傳來。
好像這還不夠慘似的，M夫人唯一倖存的孩子也被拐走，掉包成了長得一模一樣的人。很快，同樣的命運落到了M夫人的丈夫頭上。這可憐的女人花了不少日子找尋被綁架的至親至愛，嘗試從藏匿處解救其他被劫走的孩子們，還開始準備文書，好和冒名頂替她丈夫的男人離婚。
圖源：Duff The Psych
1918年，M夫人叫來警察幫她救出鎖在她家地下室裡的一群小孩。很快，她開始接受精神病專家的談話。她告訴他，自己是路易十八、東西印度群島女王和薩蘭德拉公爵的直系後裔。她在某處有一筆價值2億到1250億法郎的財產，但為了不讓她得到這筆錢，有人在她還是個蹣跚學步的幼童時就把她狸貓換太子了。她時時處於監視之下，在她遇到過的人裡，大部分——甚至全部——都是本人的替身，乃至替身的替身。
精神病專家約瑟夫·卡普格拉（Joseph Capgras）耐心地聽著。他認為這是妄想性精神病——思維混亂失調，誇張，多疑。很典型的症狀。但話又說回來，此前從未有人描述過“所愛之人被長相完全一樣的替身掉包”這種妄想。這是怎麼一回事呢？
你堅稱此前從來沒有見過這個人，但你的腦神經元迴路清楚地知道對方是誰。
弗洛伊德思想的影響：活躍於19、20世紀之交的法國精神病學家約瑟夫·卡普格拉（上圖）很有先見之明，他推測妄想的產生可能反映出大腦有某種疾病。但在弗洛伊德理論的強勢文化影響下，他隨大流地改用心理動力學來解釋它。圖源：Jackie Ferrentino
之後，卡普格拉和他的實習生讓·勒布爾-拉紹（Jean Reboul-Lachaux）在一份病例報告裡這樣描述M夫人：“她心中慢慢產生陌生感，這與她認出他人過程中固有的熟悉感相沖突。但這種陌生感並未完全侵佔她的意識，也沒有扭曲她的感官認知或記憶畫面。 ”對卡普格拉來說，這點非同尋常。識別（recognition）和熟悉感（familiarity）在M夫人腦中激發的情感並不相同。她的問題在於無法協調這兩種情感。替身妄想並非感官層面的妄想，“而是情感判斷導致的結果。”
精神病學家們最終將“堅信所愛之人被相貌一致的替身取代”這種現象命名為“卡普格拉妄想症”（Capgras delusions），而它並非只是存在於古老檔案中的奇異現象。現代對於這種精神障礙的解釋告訴我們，在分析識別過程中的認知部分和體會熟悉感裡的情緒部分時，大腦使用的部位是不同的。這告訴我們，儘管認知和情緒在神經生物學上互不相干，當它們互相交織時，人的行為會好理解得多。
作為一位當代神經科學家，我認為卡普格拉妄想症的發展歷史完美體現了我們對大腦和行為的認知變遷。起初，研究這一綜合徵的科學家都認為精神和大腦沒有什麼關係。對他們而言，卡普格拉妄想症和所有妄想症以及其他一切會被歸進精神病範疇的疾病一樣，是一個有關精神和心靈的形而上的問題。
圖源：unfassbar.es
但到了21世紀，人們逐漸認識到，每一種想法、情緒或行為都是客觀存在的大腦的直接產物。卡普格拉妄想症的器質性成因，讓我們能更好地理解，賦予我們識別能力的思維和令人產生熟悉感的感覺之間有什麼不同。我們很快會看到，當這些社會性大腦中的功能性故障線路碰上進化的網絡世界時，就孕育出了當今的“臉書一代”。他們使卡普格拉綜合徵成了觀察當今文化和思維的一扇窗戶，在這個時代，沒有什麼清晰可辨，但萬事萬物看起來都熟悉不已。
如果將M夫人的妄想視作對其一生慘遇的應激反應，它就顯得很合情合理了。她關於投毒和擄拐的說法雖然是胡言亂語，但她的5個孩子裡確實有4個不幸夭折。考慮到事實如此，這位母親會產生孩子仍活在某處的保護性妄想已經算不上最糟的後果了。但當時的精神病學家們並沒有往這個方向去想：她的精神創傷對大腦產生了生理性傷害，以至於引發了妄想。
事實卻是，對卡普格拉妄想症的理論研究轉向了心理動力學方向。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在1911年就已宣稱，妄想是因為人們過分壓制衝動而導致的，這種適用範圍寬泛的解釋很輕易地被應用到了卡普格拉妄想症這一具體情況中。到20世紀30年代，精神病學界的主流觀點都安於對卡普格拉妄想症做標準的心理動力學解釋。
當然，弗洛伊德學說主要圍繞性壓抑和我們對親密之人都抱有的愛恨交織的矛盾情緒展開。在這一框架中，那些心理不夠強韌的人難以應付這種矛盾心態，因此被卡氏綜合徵所壓垮——他們的所愛之人不得不被拆分為壞的那一半（冒名頂替者）和好的那一半（被綁架者）。 完美！（只除了一點：你得解釋為何M夫人恰好對巴黎絕大多數人和那些註定有替身的替身們都懷有難以遏制的矛盾情感。）
弗洛伊德認為，妄想是因為人們過分壓制衝動而導致的。圖源：Newsweek
有了弗洛伊德理論的解釋，關於卡普格拉妄想症的討論經常會演變成如何將其分類的問題。有些人視卡普格拉為一種獨立的妄想（有其特有的心理動力學成因）。另一些人則將其簡單地看作心理動力學下諸多“妄想性誤認綜合徵”中的一種。這類綜合徵包括
弗雷戈利妄想症（Fregoli delusions），患者堅信許多人都是同一個人的偽裝；科塔爾氏綜合徵（Cotard’s syndrome），患者相信自己的血液或器官被取走，或自己根本不存在；還有複製性錯憶（reduplicative paramnesia），患者認為某處熟悉的地方被複制替換了。與此同時，還有一些精神病學專家傾向於歸類（而非分類），僅僅將以上這些全都歸於由精神病引發的妄想症狀。在半個多世紀的時間裡，卡普格拉妄想症被穩穩當當地歸在精神病學領域中。到20世紀60年代和70年代，人們清楚地意識到，患有精神分裂症和早老性痴呆等疾病的病人也可能產生妄想症狀。但這並未令疾病分類發生多大變化。畢竟，如果你的記憶力已經衰退到無法認出所愛之人，那麼當他們說自己是你的親人時，一定顯得十分可疑，彷彿有人冒名頂替。（我父親的老年痴呆很嚴重，在病情晚期，他有次焦躁地朝我母親喊：“我妻子去哪了，我真正的妻子，你不是我妻子，你就是個，呃，是個共產黨人！”）
與痴呆併發的卡普格拉妄想症僅僅被視作認知衰退引發的普通妄想和記憶虛構，而其他病例則仍舊被賦予心理動力學的解釋。M夫人叫來警察幫她救出鎖在她家地下室裡的一群小孩。
圖源：The Telegraph
諷刺的是，卡普格拉本人在其最早期的著作中曾推測過，妄想的產生可能反映出大腦有某種疾病，但他很快就隨大流地改用心理動力學來解釋它。隨後在1930年，一篇鮮為人知的論文試探地提出了同樣的猜測，但被徹底忽視了。直到20世紀70年代，相關研究突然井噴，人們才注意到兩件事。
第一，如果你檢查卡氏妄想症患者的大腦，你時常會發現明顯的腦疾病跡象。人們很晚才意識到這件事，原因很簡單，因為當時的技術——腦電圖（EEG），它是早期的腦部掃描儀——只能在一小撮人身上捕捉到異常。但隨著腦功能成像這類更精密的技術出現，事實變得很明確：卡普格拉妄想症患者中很大一部分患有器質性腦疾病，主要症狀通常為額葉皮質受損或萎縮。
第二件事是第一件事的另一面：如果大腦受損，尤其是額葉皮質區域受損，人們偶爾會患上卡普格拉妄想症。
卡普格拉妄想症被歸為一種嚴重的創傷性腦損傷。大腦部分區域的損傷會令人在能夠認出所愛之人相貌的情況下，堅信自己面前那個活生生的人是冒名頂替的。這告訴我們，人類關於大腦的一項重要的二元對立認知原來是錯誤的。
至少從笛卡爾開始，“心靈”和“大腦”之間就產生了一種二元區分，它後來衍生為“認知”與“情緒”之間的二元對立，近年來，這種對立格外吸引神經科學家們。普遍的觀點是，後兩者從功能上和神經生理上都可以分離開來，並且為了搶奪對行為的控制權，它們不休止地進行著艱苦卓絕的纏鬥。不僅如此，這種二元對立論通常會引發這樣的觀點：從某種倫理學和美學的混合層面上，兩者中的一者會主導另一者。
我們現在知道，將認知和情緒視作二元對立的觀點是錯的，這點在神經科學家安東尼奧·達馬西奧（Antonio Damasio）1994年出版的《笛卡爾的錯誤》（Descartes’ Error）一書中得到了清晰的論證。這兩者在功能上和神經生理上都不停地相互作用。最重要的是，它們非得這樣才行，因為我們視作尋常的機能都需要兩者深度結合才能運作。
A的紅色區域為腹內側前額葉皮質（vmPFC）；B的藍色區域為背外側前額葉皮質（dlPFC）。圖源：NeuroLove
這點可以在我們做決定時看出來，尤其是在情緒激動的場合下。在前額皮質中有兩塊區域很關鍵。首先是背外側前額葉皮質（dlPFC），它是大腦中知識最為豐富、認知能力最強的部位；與之相對的，它也是大腦中最晚進化、成熟最慢的區域。當背外側前額葉皮質受到損傷時，人們會做出糟糕的決定。患者通常衝動行事，不能做到延遲滿足（譯者注：甘願為更有價值的長遠結果而放棄即時滿足的抉擇取向和自我控制能力），且無法通過他人反饋調整自己的行為。這種人在情景選擇時能用語言表達出最優策略——“我知道這個套路，我要等第二種獎勵，因為它更豐厚”——但之後會難以自控地做出糟糕的決定，選擇立即拿走獎勵。
另一方面，腹內側前額葉皮質（vmPFC）與情緒有關，它連接前額皮質和邊緣系統。當腹內側前額葉皮質受損時，人們也會做出糟糕的決定，但這是另一種意義上的糟糕。患者很難做出任何決定，他們在此類場合下缺少“直覺”。不僅如此，最終的決定傾向於冷酷無情的實用主義。當遇到某人時，他可能會說：“你好，你可真肥。”事後因此被人責備時，他會困惑地回答：“但這是真的。”
在做決定時，尤其是在社會情境下做決定時，只有在情緒和認知之間取得了某種平衡的行為才會被我們視為得體。卡普格拉妄想症則展現出，我們在辨認最熟悉的人時，類似的權衡也會發生。
我們如何認出所愛之人？這個嘛，他有某種特定的瞳色、髮質和體態，他下巴上有塊從小留下的疤——認知性的東西。這屬於梭狀回（the fusiform gyrus）的負責領域，它是靈長目動物大腦中一塊功能高度專一化的部位，能夠識別面孔，尤其是對我們很重要的人的面孔。
20世紀90年代，研究人員提出了梭狀回面孔區（fusiform face area，FFA）的概念，這一腦區被證明對於臉部識別有著特殊的處理機制。很快，其他研究人員發現了另外兩個與面孔識別相關的腦區， 枕葉面孔區（the occipital face area，OFA）和顳上溝（superior temporal sulcus，STS）。 FFA，OFA和STS一起構成了一些被稱為面孔知覺的核心區域。 圖源：CATHERINE DELPHIA圖源：The Scientist Magazine
但這只是故事的一部分。我們還能怎樣認出重要的另一半呢？唔，我們回想初次將她摟在懷中的感覺；靠近她時，她身上的體香激起千百種回憶；我們注意到她臉上一閃而逝的譏諷微笑，心知她也覺得晚宴主持人無聊得很——感受性的東西。在神經系統中，這些由“面孔處理延伸系統”負責控制，它是一個鬆散的網狀結構，由一系列皮質區域和邊緣區域構成。
“認出某人”的過程由事實識別和熟悉感交織而成。在這一框架下，當面孔處理延伸網絡受損時，熟悉感受到破壞，人們就會產生卡普格拉妄想。事實識別完好無損，你知道這個人長得就像你的愛人。但你就是覺得他們不熟悉。
圖源：CREATIVEMARC / ISTOCKPHOTO
在2013年的研究中，那位女士在腦出血後對她丈夫產生了卡普格拉妄想，在她觀看熟人和陌生人的照片時，研究人員對她作了腦成像。對照組中，這兩種人的面孔都能激活被試者的梭狀回面孔區，而熟人的面孔則能額外激活同時與情緒和記憶有關的大腦區域，還能激發大腦的專注感。那位患有妄想症的女士呢？她的梭狀回能正常激活，但其他部位則沒有反應。她的面孔識別能力沒有問題，但那些面孔的情緒含義消失了。
但卡氏妄想症的原理還不止於此。假設，你的另一半某次古怪地說了或做了些不符合人設的事，變得陌生起來。我們會想：哇哦，這可不像他。但我們不會就此認定他被人冒名頂替了。取而代之地，我們找到一個更合理的解釋——比如說，這是因為他覺得沒睡夠。導致卡普格拉妄想症的神經系統損傷不僅會破壞熟悉感，還會損害你的思辨、評估能力，使你無法通過察覺替身理論的荒謬之處來駁斥它。相反，卡氏妄想症患者時常變得觀察過於細緻，以此來為眼前說不通的世界編出一個解釋：啊哈，我的愛人門牙當中有條縫，但沒有這個替身的牙縫那麼寬……差點就騙過我了，夥計。
卡氏妄想症表現為認知能力完好、熟悉感受損，另一種神經疾病則恰好相反，1990年，英國的海登·埃利斯（Hadyn Ellis）和安德魯·揚（Andrew Young）首次強調了兩者間的相反關係。該疾病是臉盲症（prosopagnosia），會在梭狀回受損時產生。患者無法再識別面孔，不論對方是親愛之人、名流明星，或是著名的歷史人物。這會產生很大的困擾， 患者只能通過最機械的識別公式來艱難地恢復一小部分常規機能。啊，如果這個來病房探望我的人是這種臉型、有這個胎記，那對方就是我的配偶。
圖源：ZME Science
但獲得性臉盲症之所以是卡普格拉妄想症的對立鏡像，是因為患有前者的病人儘管認知識別能力遭到破壞，但情緒性的熟悉感仍舊存在。給一位臉盲症患者一系列面部照片——不，我認不出這個人，那個也不認識——如果在其中摻進一張對方愛人的照片，你會聽到一樣的否認——不行，這個認不出——但自律神經系統會因熟悉感做出反應。心率會變，皮膚電導率會變。識別能力受損令你堅稱自己這輩子從未見過這張臉，但與情緒相關的腦神經元迴路清楚地知道對方是誰——這是那個讓我產生安全感的人，從我們共同生活開始，每天早上，他/她都用自己的微笑、身形和氣味迎接我醒來。
你是誰？和卡普格拉妄想症類似，臉盲症展現出識別能力和熟悉感之間的分歧。從“羅伊Ⅰ”（”Roy I”）這樣引人注目的畫作中就能看出努力辨認摯友的艱難，這幅作品是波普藝術家羅伊·利希滕斯坦（Roy Lichtenstein）的肖像畫，作者查克·克洛斯（Chuck Close）本人患有臉盲症。圖源：Chesnot/Getty Images
卡普格拉妄想症和臉盲症所具有的可怕而互補的失調展現出，當你將協調地結合在一起的認知和情緒拆開時會發生什麼。我們大腦的不同模塊各自具有可拆解的功能，但當那些功能真被拆解開時，我們很難正常運作。認知與情緒、識別能力與熟悉感的彼此離解，令卡普格拉妄想症成了當下我們思維狀態的一個隱喻。
我們如何認出所愛之人？這是靈長目動物大腦的負責領域。
在人類歷史中99%的時間裡，社會溝通就是和某個你用了大半輩子來尋找搜尋的人進行面對面互動。但隨即，識別能力和熟悉感這兩個元素被現代科技拆分了開來。我所說的“現代科技”是指一種數千年前誕生的新奇發明——你可以在一張紙上塗抹墨水印子，然後把這張紙寄到千里之外，對方能看懂你寫的東西，於是你們得以交流。等會兒，你該通過某人的微表情、信息素和整體形象來了解對方——而不是通過含蓄地分析他們信中的詞頻或簽名時的潦草筆跡。這是科學技術對通常的靈長類熟悉感的第一次衝擊。從這裡開始，挑戰呈幾何級數地加速了。
這條短信是我愛人發來的嗎，它讀起來熟悉嗎？唔，要看情況。他們用了哪個表情符號來著？因此，現代生活不僅日益將識別能力和熟悉感分離開，更令後者逐漸衰退了。而我們發瘋一樣的多線程工作技能——尤其是社交場合下的一心兩用能力——則使其愈加惡化。皮尤研究中心一項近期研究報告稱，89%的手機使用者在其最近一次社交聚會場合使用過手機。我們將自己的社會關係削減到僅剩毫髮一絲，這樣我們就能和儘可能多的人維持聯繫。這讓我們真正的熟悉感化為脆弱的殘餘，成為了一種路標。
不管從哪種邏輯來說，這理應導致我們所有人都患上卡普格拉妄想症，覺得周圍遇到的每個人都可能是冒名頂替者。畢竟，當你把一大筆錢都匯給那個號稱自己在國稅局工作的傢伙後，你怎麼可能還對他人的真實性堅信不疑呢？
但實際發生的事情卻截然不同。在科技面前衰退的靈長目熟悉感導致我們將點頭之交誤認為朋友，只因為你們倆之前在Snapchat上連續發了無數天照片，或是喜歡完全一樣的臉書頁面。 這讓我們和某些人變得親密，但事後才發現那種熟悉感是錯誤的。畢竟，我們現在能在網上和別人墜入愛河——哪怕我們從未細嗅對方的髮絲。
縱觀歷史，卡普格拉綜合徵是解離性思維的一面文化之鏡，在這種思維下，識別他人的想法和親密的感覺被分離開。它現在仍舊是這樣一面鏡子。如今，我們覺得周圍世界裡虛假人造的事物才是實在而有意義的。我們並未將親人、愛人和友人錯當做冒名頂替者，而是將冒名頂替者錯當做了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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