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李自成的出身，史料中的說法各不相同。
《綏寇紀略》等史料中認為，李自成的祖輩生活比較富裕，到了李自成這一代，卻把自己搞破產了，但沒有說他做過驛卒，後來因為刑事案，鋌而走險。
《明史》中卻說，李自成家中貧困，早年在銀川做過驛卒，善於騎射，後來犯法逃脫，做了屠戶。
《明史紀事本末》中說李自成“善走，能騎射，家貧為驛書”，這裡的“驛書”應該是為驛站傳送書信，意思和驛卒差不多。
我們今天就來看看明代的驛傳、遞運系統，它們大體相當於公共的郵政系統，同時也傳送人員和貨物。
按照《明會典》的說法，具體承擔驛傳物資的，是遞運所，每個遞運所的交通工具是船隻或者車輛，不同規格的船隻和車輛，配備數量不等的人員，加上管理人員，這個系統平時的運營自然需要一筆不小的錢。
年輕的崇禎皇帝登基之初，就面臨財政困難的局面，另一方面，遼東的形勢越來越壞，需要大量增兵增餉。所以崇禎皇帝在許多方面要求節流，比如清除明軍中存在的腐敗，核定兵員的真實數量，杜絕冒領軍餉的現象，一共節省下來幾十萬兩銀子。
這必然影響了許多人的利益，也影響了底層士兵的收入，引起多處邊兵的譟動。
另一個措施，是裁撤驛站，當時計算的結果，是可以節省下來幾十萬兩銀子，這可是一笑大錢。
這個主意是兵科給事中劉懋提出來的。
《明史·食貨志》中說，明代的雜役繁雜，百姓不勝其苦，一條鞭法實施後，也沒能徹底改變這種狀況。劉懋提出裁撤驛夫，把驛站的勞役編派給廣大民戶去承擔。如此一來，既給民戶增加了負擔，又導致大量的驛夫失業，“驛夫無所得食，至相率從流賊為亂”。
就當時的現實來看，無論邊鎮的餉錢還是驛站的費用，確實都有相當大的水分。不過，做為全國性的郵傳系統，驛站在物資傳送等方面有著不可替代的作用。
更重要的一點，每一家驛站都僱傭著許多窮人。這其中肯定存在著盤剝，最後真正落入這些窮人手裡的金錢，數量少得可憐。但是，這些窮人用自己的苦力能夠固定地換取一點點收入，即使不足以果腹，起碼能讓他們有一種歸屬感和穩定的預期。這一點非常重要。
如今，朝廷裁撤了驛站，大批窮人一下子成了無業遊民，又趕上災荒之年，這些人要想生存下去，會接受任何誘惑。
我們無法確定李自成是由驛卒變成反賊的，但可以確定的是，大量被裁掉的驛夫衣食無著，最終成了亂民的一分子。
所以，在裁撤驛夫的問題上，劉懋和崇禎皇帝的目光太過短淺，只算了經濟帳，沒有算政治帳。
《綏寇紀略》中有一種說法，後來劉懋患病時，很後悔當初自己給皇帝出了那個餿主意。
劉懋死在北京，遺體要運回老家，走到山東境內時，竟然找不到趕車負重的驛夫，而且底層百姓都很痛恨他，“各處饑民甚至呼其名而詛咒之，圖其形而叢射之。”
於左 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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