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堅如的刺殺雖然沒有成功，卻留下了許多後人足堪借鑑的經驗和教訓。
暗殺，是一種個人化，低成本的革命。起義，暴動，雖然能在更大的尺度上撼動清廷的統治，然而其組織實施的難度，背後所需要的經費支持，購置軍械，糧秣，和串聯密謀中洩密的可能性，都呈指數的增加。1911年4月的廣州起義，武器最為精良，準備最為周密，籌措資金達到十七萬大洋，幾乎耗盡孫中山等革命領袖的信用，革命精英為之一炬，卻仍然失敗了。相比之下，一二黨人，捨身做博浪一擊，成功則可以對敵酋造成實際的殺傷，失敗了，卻能造成更大的輿論影響和恐怖氣氛，讓站在清廷一方的大員們人人自危，甚至有些暗殺名單上的熱門人選會暗中通過各種渠道聯繫資助革命黨，以換取自身安全。在起義屢屢受挫，革命前途難言光明的背景下，這種革命也是革命黨人絕望中的無奈之舉，雖然影響有限，卻讓粥粥群氓為之一醒，讓人見識到了革命這兩個字最為直白震撼，鮮血淋漓的真意。
1903年，黃興成立軍國民教育會，會則中寫到“方法三種：一曰鼓吹，二曰起義，三曰暗殺”
同年，以軍國民教育會暗殺團為基礎，成立了光復會。光復會首領蔡元培如是說“革命只有兩途：一是暴動，二是暗殺。”
而光復會成員吳樾，在他的遺稿《暗殺時代》中，開宗明義：排滿之道有二：一曰暗殺，一曰革命。暗殺為因，革命為果，暗殺雖個人而可為，革命非群力則不效。他斷言：今日之時代，非革命之時代，實暗殺之時代也。
今天要說的，就是這位刺殺出洋五大臣的吳樾。
清光緒三十一年乙巳(公元1905年)9月24日，北京正陽門車站。這是一個喜大普奔的日子，這是清朝輔國公載澤、兵部侍郎徐世昌、戶部侍郎戴鴻慈、湖南巡撫端方、商部右丞紹英，五大臣正式出洋考察立憲的日子。
紅旗招展，鑼鼓喧天，鞭炮齊鳴，人山人海。現場熱鬧非凡。、
到場的年輕士紳個個臉上喜氣洋洋，上了幾分年紀的老者卻有幾分腹誹：淨學洋人哪些古怪東西，上古先賢的教訓，祖宗傳下來的成法，用了幾千年的東西，就都不要了嗎？
也有些個不明真相的吃瓜群眾，嘰嘰喳喳議論：這好多大官是要幹嘛去？
聽說是要出洋看洋鬼子的玩意兒，什麼立線伍的。
洋鬼子的玩意兒？庚子年北京城鬧洋鬼子的時候，那洋槍洋炮咱可是見過，厲害著呢。這立線又是什麼厲害東西？
立線啊。。。反正是好東西，嗨說了你也不懂，我費這勁幹嘛？
在歡樂嘈雜的人群中，誰也沒注意到，有一個南方漢子混入了送行的人群，此人身著一套清隸僕役的衣服；藍布薄棉袍，皂靴，無花翎的紅纓帽。他悄悄的登上列車，直奔五大臣所在的第三節車廂。在第四節車廂，這漢子被衛兵攔了下來，“你是跟著哪位大人的?”
“澤爺”
那衛兵看著這漢子面生，又不是北方口音，起了疑心，想要按住這可疑人物，掙扎之中，一件物事從那漢子懷中現出，衛兵瞪圓了眼睛，瞳孔猛然縮小：
炸彈！
正在此時，火車動了。
機車正在這時候掛上車廂，那漢子擺脫糾纏，掏出炸彈奮力一擲，卻因為火車的震動提前爆炸，大部分彈片都招呼在隔在中間的隨從身上。五節車廂一起大震，圍觀的群眾只聽見一聲巨響，車頂就開了一個天窗。火光硝煙之間，木片，衣帛，斷手斷腳，連同著鮮紅的熱血，像開了罐的可樂，一併從車廂內噴將出來，稀里嘩啦落在車頂，好一會兒才停。
群眾大譁。一片混亂中，只見幾個小廝衛兵模樣的護著自己家大人往外就跑，急急如漏網之魚，惶惶如喪家之犬。幾位大人身上倆上也是狼狽至極，有的被削去了頂戴花翎，有的頭頸受傷，有的手臂掛彩。輔國公載澤被炸懵逼了，眼神失焦的看著身邊的衛兵，恍惚間問道：吾有頭否？
伸出一隻受傷的血手摸向脖子，他很欣慰：還好還好，腦袋還在。
炸彈響後，除了一些輕傷，五大臣倒是全須全尾，只是肝膽俱裂，忙不迭的回府壓驚去了。出洋考察一事也因此延宕。幾名隨從被炸死，“恐怖分子”當場身亡，身子被炸的稀碎，只剩下一顆頭顱還算完好。
清廷震恐，責成袁世凱徹查此事。袁世凱派了天津巡警趙秉鈞（記住這個名字）來查案，屍骸找不到任何線索，他就命人把頭顱相貌拍成照片，畫影圖形，撒出人到處去問。也是嘴勤能問出個金馬駒來，終於在桐城會館，有一個小女孩說認識，此人是在此留宿的吳公子，桐城世家子弟，吳樾吳孟俠。
時間：1905年9月24日
地點：北京，正陽門車站
刺客：吳樾
主使人：蔡元培
目標：出洋五大臣
結果：任務失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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