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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馬光和蘇軾雖然反對王安石變法，但他們絕不是什麼奸臣之流。
如果說王安石是變法派領袖，那麼司馬光就是反對派領袖。這二人堪稱是棋逢對手。二人都生活簡樸、學富五車、憂國憂民、敢於直鑑。王安石曾經在地方試行新法，司馬光也曾在地方屯墾戍邊，成效不比王安石差。
但是除了領袖以外的其他人，兩派就完全沒法比了。變法派小人眾多，典型如呂惠卿，後來落井下石陷害王安石。而反對派則人才濟濟，歐陽修、蘇軾、文彥博、韓琦、範純仁等，都是一時英傑。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文彥博曾經與司馬光之師龐籍一起推行過軍事改革，而韓琦則與范仲淹一起推行過慶曆新政。範純仁則是范仲淹之子。
當這些原本的改革派一起反對王安石變法的時候，我們就不得不反思一下王安石變法本身的問題了。
首先是王安石個人的問題。王安石的口號是“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並且揚言“當世人不知我，後世人當謝我。”可以說，有商鞅、晁錯、范仲淹等前輩的前車之鑑，王安石已經做好了思想準備，他知道改革必定困難重重，會受到各種反對，他一定要堅持住。但是他的這種覺悟讓他走向了另一個極端，那就是獨斷專行、聽不得不同意見。只要有反對意見，他就當作是反對變法的保守意見，不予理睬。
熙寧四年，開封民眾為了逃避保甲法，竟有“截指斷腕者”。消息傳到朝廷，王安石不屑一顧，表示不可信，並且即使是真的也沒什麼大不了。因為連士大夫都理解不了新法，何況老百姓。這個話連宋神宗都不能贊同。變法應該是造福百姓的，如果連老百姓都反對，那說明改革沒有帶來福利，這難道還不值得警惕嗎？王安石真的是把一切不同意見都給無視了，固執過頭。於是，他眾叛親離。
那麼說回到政策本身，為什麼連老百姓都反對呢？因為理想跟現實是兩回事。新法其實在設計之初真的是很替老百姓著想的。
我們以青苗法為例。在春天青黃不接的時候，農民沒有收入。這時候地主會借錢借糧給農民，等糧食成熟後加息償還。雙方互利，原本沒問題。可是一旦發生自然災害，糧食歉收，農民還不起，就只好賣地，土地兼併就會嚴重。
青苗法的做法，是官府取代地主發貸款，利息更低。既可以減輕農民壓力，又可以增加政府收入。王安石對青苗法極為得意，甚至誇下海口，說自己不加稅也能充實國庫。
但實際效果卻令人咋舌。
首先是由於地方的層層加碼，最後農民實際要還的利息極其之高，個別地方甚至高達原標準的三十五倍。
再就是手續繁瑣，先申請再審批，重重手續，都要求人，過一道手續就不知道要打點多少人。農民總共才多少錢，禁得起這些混蛋這樣盤剝？
最後，為了確保新政順利實施，王安石給各地都下了指標。於是為了完成指標，各地都開始硬性攤派。硬性攤派的同時，當然還有一級一級的層層加碼。結果到最後，甚至連地主都被迫要貸款。
最後的結果是什麼呢？改革幫了貪官的忙。
更何況，王安石變法的初衷是什麼？增加政府收入。當時宋朝廷國庫拮据，因此才有了變法。但是我們說錢就這麼多，要麼藏於國，要麼藏於民。你現在要增加國家收入，那麼老百姓手裡的錢勢必要減少。正如司馬光所言，“不取諸民，將焉取之。”
假如老百姓本來生活富裕，政府多收一點倒也無妨。可是老百姓本來就很窮，可見國庫拮据的問題不在於收入不夠多，那在哪呢？亂花錢。
司馬光曾經明確指出:“國用不足，在用度大奢、賞賜不節、宗室繁多、官職冗濫、軍旅不精。”所以你王安石在變法方向上就錯了，還急功近利、一意孤行，豈有不失敗之理？
攸揚拾羽
王安石變法指的是北宋神宗時期，王安石為改變北宋積貧積弱狀況而推行的一場規模宏大的社會改革運動，變法以理財為核心，涉及到政治、經濟、軍事、科考等多個方面，是對北宋朝政的一次全方位改造，雖然其結果以失敗告終，但王安石變法的影響是深遠的，直至今日，仍有借鑑意義。客觀地說，王安石變法對於改變北宋積貧積弱的狀況起了一定的作用，是一次值得再改進後繼續推行的改革。但是，就是這樣一場在我們看來利大於弊的改革，卻遭到了北宋很多人的反對，這其中，大部分是不滿於自己利益受到損害的大地主階級，但也有部分是像蘇軾、司馬光這樣出於其他考慮反對變法的人。在此，筆者就來談談蘇軾和司馬光反對這場變法的原因。
蘇軾和司馬光在當時的宋朝都屬於保守一派，他們之所以反對王安石變法的推行，主要是認為王安石的變法損害到了百姓的利益。王安石的變法是以理財二字為核心的，其中最關鍵的一項內容就是所謂的青苗法，主張在每年的二月和五月由官府給農民貸款，幫助農民度過這段青黃不接、莊稼還未成熟的時日，到了夏秋之際，農民再向政府歸還所借的銀兩或糧食，包括利息，這一方法的確有利於幫助農民拜託大地主階級的盤剝，改由官府為農民提供貸款，打擊民間高利貸對農民的損害，並且同時也能增加北宋的賦稅。但是，一方面，這種與民爭利的改革方式與儒家傳統思想是相對立的，蘇軾、司馬光這樣的士大夫自然很難接受並認同；另一方面，青苗法包括其他改革法案在實施的過程中都出現了一些差錯，王安石用人不當且急於求成，出現了諸如強迫農民貸款這樣的不當行為，也成為蘇軾、司馬光這樣的保守派反對變法的原因。實際上，在整個北宋一朝，變法的阻力都是非常大的，不止來自於利益集團，更來自於一部分也是出於為國家大局考慮的士大夫，宋代的傳統是祖宗之法不可違，反對改革的聲音一直都比較強，范仲淹的慶曆新政、王安石的熙寧變法都在這樣的聲音之下失敗了。
國家人文歷史
王安石變法是古代中國社會治理體系一次石破天驚的變革，儘管它沒有成功，但它為後市的改革指明瞭方向，也留下了足夠的教訓。基本上以後朝代的治理體系，尤其是財稅體系和鄉村治理，都是承續了王安石變法的路數。
先說一下王安石變法的背景。
一、宋朝通過經濟、軍事、用人權力回收成功解決了節度使割據地方的狀況，中華大地又一次實現統一。同時，宋朝強化科舉制度，使人才的來源較前代更加多元，更加廣泛，基本上使科舉制度定型，成為防止權貴治天下利器。但這種權力和人才都收歸中央使宋朝中央政府成為遠遠超越於前世的大政府，加上地方治理也不能無故減弱，所以整個國家的行政負擔很重。這其實是大一統王朝都面臨的問題，只不過宋朝中央更不信任地方，導致其中央承擔更重要的任務，所以史書上評論是機構臃腫。
二、與各種管理任務收歸中央不匹配的是，國家的財稅體系並沒有相應調整。首先，歷史長期的重農抑商使朝廷嚴重缺乏對商業的管理和徵稅體系建設，使商業利厚而稅輕，農業利薄而稅重（後來明朝也如此，到清朝才真正改變這一狀態），所以宋朝商業非常發達，但國家無法從中獲得資財補充。其次，即使是針對農業，也是沿襲了以前的精英治理模式，對基層很少直接干涉，收稅更是地方怎麼報就怎麼收，所以地方地主有錢有財，但國家財力一直提不上去。第三，在國家財力不足的情況下，為了維持各種運轉，就只能讓百姓直接承擔非稅負擔，這使老百姓的實際負擔大大增加。
三、宋朝的北方邊患是歷史上大一統王朝裡最重的，並非是宋朝軍力弱，而是地理劣勢所致。地理劣勢下，國家財力又相對固定的情況下，這樣會使攤到每個士兵的費用降低。這種情況下要想使士兵有戰鬥力，就必須將士兵變成職業，就是雖然收入不高，但職業穩定。這對軍費開支來說其實是寅吃卯糧的搞法，所以越往後軍事人員越多，軍費壓力越大。
基於此，王安石提出要富國強兵，記住，是富國，而不是富民。其實說白了就是大政府要有大政府應有的財力和管制能力，不能說養一群人卻都沒飯吃沒事做。這是在解決自藩鎮之後中國社會治理最大最持久的課題，就是朝廷和地方職權和財權劃分，甚至到現在都還在不斷調整。
王安石變法的厲害之處在於，既有目標還有大把措施，比如越過地主直接支持農民經農，越過大商人直接利用國家財政經營商業，將國家戰備所需物資交由民間培養，政府實行採購制度。這基本上都是比較成熟的大政府才能幹得像樣的事情（就是到現在，也只能說幹得像樣，而不是幹得好）。所以我們看到後世明清就將其中行之有效的比如保甲制、水利法等沿襲了下來，而且朝廷不斷調整稅收使財稅體系更簡單直接地下到基層。
但王安石變法存在巨大的問題，就是太複雜了。比如青苗法，在實際執行中如何把握種子與收成的質量？比如丈量全國土地並分級，這也是比較難界定的，尤其是古代中國天災基本不斷的情況下更難明確（王安石給分了五級，現在我們的地力分類也沒到這個程度）。比如設置物價平抑機制，如果不能實現全國市場信息快速交換下的高度統一，就會形成地區間套利空間以增加民間負擔。這些事情不是不應該去做，而是當時政府並沒有掌握到那麼多工具去為每個政策定標準和邊界，所以就出現了地方官員和執行者在針眼中牽出駱駝的大量舞弊擾民行為。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就是後世張居正和雍正對徵稅體系的調整，非常清楚，簡單可操作，地方官員基本無攪和空間。所以，王安石用人好不好並不決定變法成功與否，而是其過於複雜和理想的施政措施並非當時治理水平可以承擔的（歷史評論中說的超前指的是其大政府的努力，但其理想狀態與現實能力的不匹配也是很重要的）。
至於說保守派反對導致變法失敗，其實並不是最重要的。如果變法簡單可操作，自然效果會非常好，反對派的反對理由也就不那麼站得住腳。
成孝良
因為要實行國家資本主義，所以王安石對各級官員的考核就一切以經濟數據為標準，這在儒家思想佔據核心價值觀的社會，阻力不是一般的大。更何況人治社會，官員和民眾一直缺乏規則意識，缺乏法律敬畏，在各地實行變法推行新政的過程中，除了一個經濟指標是剛性的，其他依舊是傳統社會的彈性人治，這其中的貓膩空間，不說也罷。很多時候，變法反而恰恰提供了腐敗的溫床，反而恰恰成為各級腐敗官員尋租的機會，恰恰成為腐敗官員盤剝普羅大眾的冠冕堂皇的合理合法藉口。畢竟，儒家思想土壤裡成長起來的人，並非個個都是王安石，個個都是司馬光，個個都是蘇東坡。說白了，這就是人治社會最致命的悲哀。
司馬光的觀念與近代法國人托克維爾在其名著《舊制度與大革命》的觀念如出一轍。他認為改革的後果是引起人們要求進一步改革，但改革卻又無法滿足無限度的改革要求，因而造成民眾不滿情緒加劇，最終可能釀成革命。換句話說，變法改革既要大刀闊斧的大膽又要非一般的審慎，這在一個人治社會中，幾乎是“難於上青天”的事。
如果一定要將反對變法者——蘇東坡司馬光——作進一步細分的話，司馬光的反對更多的帶有一種個人情緒和黨同伐異的趨向。蘇東坡則純粹是站在普羅大眾的立場，以第三隻眼睛來觀察調查王安石施政行政在民間的反應和結果，然後該支持支持（支持青苗法，但需要跟進完善管理制度），該反對反對（反對保甲法，自由無價，全民皆兵，軍隊何用）。這些也因此造成蘇東坡中立客觀的反對立場以及一生不斷被貶的悲劇命運。
最後提醒一句，北宋末年公認的權臣奸相蔡京是王安石的門徒，中國歷史常常是那麼的滑稽可笑可悲。
清園居
雖然都是反對新法，但把蘇軾放在舊黨當中並不合適，東坡老夫子是有自己獨立政治抱負的，不是人云亦云、因循守舊之人，若干年以後蘇軾在司馬光要盡廢新法之時也提出要參用變法所長這一點就可以看出來，弄得最後蘇軾既不容於變法派也不容於舊黨。蘇軾反對的是在新法推行過程中不顧實際情況，也不太注重方式方法，造成很多弊端和問題又得不到解決。而司馬光就是個老頑固（王安石也是個拗相公），把反對變法作為政治鬥爭，為了反對而反對，進一步造成北宋黨爭局面激烈、變法派和反對派矛盾不可調和，司馬對此要負很大責任，而且讓國家處於徘徊不定之中。所以他們雖都是反對，但本質完全不同，放在一起比較是對蘇軾很大的誤解和不公。
新法雖然出發點是好的，但是操作層面有些地方並不實際，有些方面則過於激進，沒有注重循序漸進，動了太多人的“奶酪”，新法在推行過程中也出現了很多傷民害民的情況。比如下圖，就是熙寧六年福清人鄭俠所獻的《流民圖》，神宗皇帝看了之後，史載“夜不能寐”，第二天就下詔廢除了青苗、保甲等法。這樣，新法得不到士大夫和百姓的支持，最終變法失敗。
再就是，變法派內部也存在用人不當，導致投機取巧之人橫行朝堂，比如呂惠卿、章惇之流。王安石的性格太拗也得不到廣泛的支持和理解，最後心灰意冷，兩次拜相之後又辭官而去。
任頭馬12
不一樣。蘇軾是有條件地反對王安石變法。而司馬光是無條件地反對王安石，以及王安石變法，有點黨爭性質，凡是王安石的就反對。雖然二人與王安石政治立場不同，但反對的方式性質有很大區別。
第一，司馬光反對王安石沒有原因。
不管司馬光從小因破缸被傳的多神乎，也不管他學問有多大多深，但在“變法”這件事上，他是個頑固型的保守派死嗑分子，是個不顧百姓死活人品極差的士大夫，是個不識人間煙火的老學究書呆子，是個對人不對事的形而上學派。由於司馬光破壞阻撓改革，宋神宗一怒之下將他貶到陝西，讓他下基層體察民情調查研究。可司馬光人還沒走到函谷關，有關陝西變法改革調查與差評的“萬言書”已上奏到樞密院送達天庭，宋神宗氣的差點吐血，專門降旨申斥。據說，司馬光走到洛陽時，已憑空臆想“調查”完了陝西變法的狀況，以及由於變法給百姓造成的“災難”，於是星夜奮筆疾書，然後六百里加急上奏。果不其然，神宗死後，司馬光還朝當上宰相後，全部乾淨徹底地廢除了變法內容，復辟成功，捍衛了他的“祖宗之法不可廢”。
第二，蘇軾曾因故誤入歧途，晚年懊悔。
蘇軾入朝為官時，大宋朝廷基本形成了兩大黨派，即以王安石為首的改革派，以司馬光為核心的保守派。兩派互嗑互鬥互傷，官員必須站隊，蘇軾由於師父學派的關係，站錯了隊列，站到了改革派的對立面，被貶出朝廷。蘇軾雖是大文豪，一生在文學上建樹頗高，但為官之路非常坎坷，無數次被貶，一次比一次遠，一次比一次荒蕪。七八十歲高齡都被貶海南儋州。不過，蘇軾在地方為官的過程中，實實在在親身感受到變法給百姓帶來的許多好處。他比較務實。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晚年蘇軾幡然悔悟，為自己曾無知地盲目反對變法而懊悔，還專門寫過一篇很內疚的美詩，呼籲“祖宗之法亦可廢”。
圓夢人A
王安石變法觸碰到了大地主大官僚的利益。由於變法在抑制土地兼併方面十分嚴苛，從而導致了變法阻力重重，包括蘇軾和司馬光在內的文學泰斗都持強烈反對的態度。
用人方面
王安石變法所用之人貫徹著黨同伐異的路線，這在嚴禁黨爭的宋朝是大忌，由於在宋太祖趙匡胤時期出現過慘痛的教訓，後來引以為戒成為了不能觸碰的底線。王安石變法所用之人都是在口頭上堅決擁護變法的人，也不管他的人品如何，只有這一個用人標準。這些只是在口頭上支持變法的人大多是政治投機，他們的終極目標並不是為了整個國家的利益，而是為了謀一己之私，在變法推進過程中只顧自己飛黃騰達，損害了大臣和百姓的利益。
王安石變法並沒有統一戰線。當年反對王安石變法的文人和朝廷重臣很多，包括了韓琦、富弼、範純仁，司馬光。恰巧是這些人都是名垂青史的賢臣，絕對不是抱守殘缺堅持己見的昏庸之輩。假如王安石能夠開誠公佈的談一談，以改革之力改革之弊，曉之以理動之以情，相信變法所遇到的難處會減少很多。王安石沒有拉攏這些賢臣而是重用了一批貪贓枉法、利祿燻心的腐敗官僚。如果我是能夠堅持用人唯賢的路線，至少新政推行的過程中不會出現那麼多擾民事件。以便法之名營私舞弊，違背了改革的初心。
王安石的出發點是為了富國強兵，為農民減輕賦稅，為統治者增加稅收，這其中的差額都是從地主官員上剋扣出來的。有良好的願望和動機，並不一定就產生良好的結果。變法保障措施推行不力，反而掀起了一股官僚集團搜刮地皮，擾民害民浪潮。由於朝堂之上反對之聲越來越多，王安石變法之好被迫停止。
品讀武器裝備
首先，個人認為近代以來，由於一直都有提倡變法這種行為，王安石就被吹上了天，實質上王安石變法很荒謬，甚至可以說很失敗!
很多人都說他變法失敗的最大原因是動了既得利益者的蛋糕。但實質並非如此!相反，王安石的變法讓這些所謂“既得利益者賺了個盆滿缽滿”。
王安石變法流毒最深的非“青苗法”莫屬。
青苗法本意是想通過由朝廷放貸款給平民取締民間高利貸，給農民帶來方便的同時又把財富聚集到中央。但王安石卻要求各地自己出錢成立貸款項目，然而實質上各地方政府根本就沒有足夠資金去做貸款，就不得不跟地方豪紳合作放貸，這樣一來，原本的高利貸搖身一變就成了有國家保護的官方貸了，而且各地為了拍王安石馬屁，強制給平民放貸，青苗法一年放兩次貸，很多農民根本就沒法按時還，但不還就要受到地方的嚴懲，很多平民又不得不去借高利貸補窟窿，幾番下來別說實惠了，簡直就是喝人血。地方豪紳大戶和朝廷相繼賺了個盆滿缽滿，平民卻變得更窮了。
正是大家都看到了這一點才抵制變法的，司馬光和蘇軾要是心黑點支持變法一起去放貸，這國家早就完蛋了。
夢落楚塵
王安石的新法其實很好，若能執行得到位，必能達成富國強兵的願望。可是在朝中保守黨勢力太強，千方百計阻撓新法實施，一面又在輿論上抹黑，一面又借太后影響神宗，很多時候神宗也無法乾岡獨斷，在地方上，保守黨根本就不執行新法，或者是敷衍了事，或者是胡亂執行，總之造成了很多問題，甚至發生了許多百姓上京上訪的事。另外一方面，王安石一黨也有操之過急的毛病，為了新政得到全面落實，便實行在地方強行攤派的方式，比如青苗法，原意是在青黃不接的時候由政府向農民發放低息貸款用來買種苗，到秋收時還款，這樣一來，農民一方面避免了受民間高利貸之苦，而政府也增加了收入，可以說兩全其美，王安石也說，不增百姓一分稅賦而增加政府收入。只可惜，在執行時，地方政府為了達到朝廷的指標，向農民強行攤派，明明有的人就不需要貸款，卻非要人家借。再有一些地方官員也借新政漁利貪墨，比如朝廷定的是5釐息，他們就收10釐20釐，30釐，有的甚至比高利貸還高。這樣就導致民怨沸騰。總之，司馬光的想法是，祖宗傳下的法度已十分完善，強行改變會動搖王朝根本，而剛好新政執行中又有諸多問題，就更堅定了他的想法了，所以，司馬光視新政如洪水猛獸，不論善惡，一概反對。
金鱗龍甲
不錯，司馬光和蘇軾都反對王安石的變法，但兩個人的反對的出發點和立場不同。司馬光是為反對而反對，凡是涉及王安石的新政，他是一概的反對，而蘇軾則是有選擇的反對。
王安石當政變法的時候，司馬光遭到了排擠，兩人的私人關係也有矛盾。所以司馬光出任宰相後，徹底否定了王安石的所有新政，即使後來仍然實施的一些新政，他也橫加指責。說明司馬光不僅保守，而且心胸狹窄。
而蘇軾則不一樣，他原來本是王安石打擊最重的人之一，但蘇軾對王安石的許多新政還是認可，在他在任的地方仍然繼續推行了許多王安石的新政。
王安石的變法，主要是觸動了當時士族階層的利益，尤其是青苗法，斷了那些地方高利貸者的利益，而這些人，都是士族的代表。大家知道，宋朝的金融行業非常發達。當時這些高利貸者，就相當於現在美國的華爾街，基本控制了宋朝的財政，觸動了他們的利益，會引起整個朝廷的反對，所以王安石變法，註定會失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