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苏轼和司马光极力反对王安石变法呢？問答頭條網

2018-06-01 06:20:34 佚名

xiaole898

司马光和苏轼虽然反对王安石变法，但他们绝不是什么奸臣之流。

如果说王安石是变法派领袖，那么司马光就是反对派领袖。这二人堪称是棋逢对手。二人都生活简朴、学富五车、忧国忧民、敢于直鉴。王安石曾经在地方试行新法，司马光也曾在地方屯垦戍边，成效不比王安石差。

但是除了领袖以外的其他人，两派就完全没法比了。变法派小人众多，典型如吕惠卿，后来落井下石陷害王安石。而反对派则人才济济，欧阳修、苏轼、文彦博、韩琦、范纯仁等，都是一时英杰。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文彦博曾经与司马光之师庞籍一起推行过军事改革，而韩琦则与范仲淹一起推行过庆历新政。范纯仁则是范仲淹之子。

当这些原本的改革派一起反对王安石变法的时候，我们就不得不反思一下王安石变法本身的问题了。

首先是王安石个人的问题。王安石的口号是“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并且扬言“当世人不知我，后世人当谢我。”可以说，有商鞅、晁错、范仲淹等前辈的前车之鉴，王安石已经做好了思想准备，他知道改革必定困难重重，会受到各种反对，他一定要坚持住。但是他的这种觉悟让他走向了另一个极端，那就是独断专行、听不得不同意见。只要有反对意见，他就当作是反对变法的保守意见，不予理睬。

熙宁四年，开封民众为了逃避保甲法，竟有“截指断腕者”。消息传到朝廷，王安石不屑一顾，表示不可信，并且即使是真的也没什么大不了。因为连士大夫都理解不了新法，何况老百姓。这个话连宋神宗都不能赞同。变法应该是造福百姓的，如果连老百姓都反对，那说明改革没有带来福利，这难道还不值得警惕吗？王安石真的是把一切不同意见都给无视了，固执过头。于是，他众叛亲离。

那么说回到政策本身，为什么连老百姓都反对呢？因为理想跟现实是两回事。新法其实在设计之初真的是很替老百姓着想的。

我们以青苗法为例。在春天青黄不接的时候，农民没有收入。这时候地主会借钱借粮给农民，等粮食成熟后加息偿还。双方互利，原本没问题。可是一旦发生自然灾害，粮食歉收，农民还不起，就只好卖地，土地兼并就会严重。

青苗法的做法，是官府取代地主发贷款，利息更低。既可以减轻农民压力，又可以增加政府收入。王安石对青苗法极为得意，甚至夸下海口，说自己不加税也能充实国库。

但实际效果却令人咋舌。

首先是由于地方的层层加码，最后农民实际要还的利息极其之高，个别地方甚至高达原标准的三十五倍。

再就是手续繁琐，先申请再审批，重重手续，都要求人，过一道手续就不知道要打点多少人。农民总共才多少钱，禁得起这些混蛋这样盘剥？

最后，为了确保新政顺利实施，王安石给各地都下了指标。于是为了完成指标，各地都开始硬性摊派。硬性摊派的同时，当然还有一级一级的层层加码。结果到最后，甚至连地主都被迫要贷款。

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呢？改革帮了贪官的忙。

更何况，王安石变法的初衷是什么？增加政府收入。当时宋朝廷国库拮据，因此才有了变法。但是我们说钱就这么多，要么藏于国，要么藏于民。你现在要增加国家收入，那么老百姓手里的钱势必要减少。正如司马光所言，“不取诸民，将焉取之。”

假如老百姓本来生活富裕，政府多收一点倒也无妨。可是老百姓本来就很穷，可见国库拮据的问题不在于收入不够多，那在哪呢？乱花钱。

司马光曾经明确指出:“国用不足，在用度大奢、赏赐不节、宗室繁多、官职冗滥、军旅不精。”所以你王安石在变法方向上就错了，还急功近利、一意孤行，岂有不失败之理？

攸扬拾羽

王安石变法指的是北宋神宗时期，王安石为改变北宋积贫积弱状况而推行的一场规模宏大的社会改革运动，变法以理财为核心，涉及到政治、经济、军事、科考等多个方面，是对北宋朝政的一次全方位改造，虽然其结果以失败告终，但王安石变法的影响是深远的，直至今日，仍有借鉴意义。客观地说，王安石变法对于改变北宋积贫积弱的状况起了一定的作用，是一次值得再改进后继续推行的改革。但是，就是这样一场在我们看来利大于弊的改革，却遭到了北宋很多人的反对，这其中，大部分是不满于自己利益受到损害的大地主阶级，但也有部分是像苏轼、司马光这样出于其他考虑反对变法的人。在此，笔者就来谈谈苏轼和司马光反对这场变法的原因。

苏轼和司马光在当时的宋朝都属于保守一派，他们之所以反对王安石变法的推行，主要是认为王安石的变法损害到了百姓的利益。王安石的变法是以理财二字为核心的，其中最关键的一项内容就是所谓的青苗法，主张在每年的二月和五月由官府给农民贷款，帮助农民度过这段青黄不接、庄稼还未成熟的时日，到了夏秋之际，农民再向政府归还所借的银两或粮食，包括利息，这一方法的确有利于帮助农民拜托大地主阶级的盘剥，改由官府为农民提供贷款，打击民间高利贷对农民的损害，并且同时也能增加北宋的赋税。但是，一方面，这种与民争利的改革方式与儒家传统思想是相对立的，苏轼、司马光这样的士大夫自然很难接受并认同；另一方面，青苗法包括其他改革法案在实施的过程中都出现了一些差错，王安石用人不当且急于求成，出现了诸如强迫农民贷款这样的不当行为，也成为苏轼、司马光这样的保守派反对变法的原因。实际上，在整个北宋一朝，变法的阻力都是非常大的，不止来自于利益集团，更来自于一部分也是出于为国家大局考虑的士大夫，宋代的传统是祖宗之法不可违，反对改革的声音一直都比较强，范仲淹的庆历新政、王安石的熙宁变法都在这样的声音之下失败了。

国家人文历史

王安石变法是古代中国社会治理体系一次石破天惊的变革，尽管它没有成功，但它为后市的改革指明了方向，也留下了足够的教训。基本上以后朝代的治理体系，尤其是财税体系和乡村治理，都是承续了王安石变法的路数。

先说一下王安石变法的背景。

一、宋朝通过经济、军事、用人权力回收成功解决了节度使割据地方的状况，中华大地又一次实现统一。同时，宋朝强化科举制度，使人才的来源较前代更加多元，更加广泛，基本上使科举制度定型，成为防止权贵治天下利器。但这种权力和人才都收归中央使宋朝中央政府成为远远超越于前世的大政府，加上地方治理也不能无故减弱，所以整个国家的行政负担很重。这其实是大一统王朝都面临的问题，只不过宋朝中央更不信任地方，导致其中央承担更重要的任务，所以史书上评论是机构臃肿。

二、与各种管理任务收归中央不匹配的是，国家的财税体系并没有相应调整。首先，历史长期的重农抑商使朝廷严重缺乏对商业的管理和征税体系建设，使商业利厚而税轻，农业利薄而税重（后来明朝也如此，到清朝才真正改变这一状态），所以宋朝商业非常发达，但国家无法从中获得资财补充。其次，即使是针对农业，也是沿袭了以前的精英治理模式，对基层很少直接干涉，收税更是地方怎么报就怎么收，所以地方地主有钱有财，但国家财力一直提不上去。第三，在国家财力不足的情况下，为了维持各种运转，就只能让百姓直接承担非税负担，这使老百姓的实际负担大大增加。

三、宋朝的北方边患是历史上大一统王朝里最重的，并非是宋朝军力弱，而是地理劣势所致。地理劣势下，国家财力又相对固定的情况下，这样会使摊到每个士兵的费用降低。这种情况下要想使士兵有战斗力，就必须将士兵变成职业，就是虽然收入不高，但职业稳定。这对军费开支来说其实是寅吃卯粮的搞法，所以越往后军事人员越多，军费压力越大。

基于此，王安石提出要富国强兵，记住，是富国，而不是富民。其实说白了就是大政府要有大政府应有的财力和管制能力，不能说养一群人却都没饭吃没事做。这是在解决自藩镇之后中国社会治理最大最持久的课题，就是朝廷和地方职权和财权划分，甚至到现在都还在不断调整。

王安石变法的厉害之处在于，既有目标还有大把措施，比如越过地主直接支持农民经农，越过大商人直接利用国家财政经营商业，将国家战备所需物资交由民间培养，政府实行采购制度。这基本上都是比较成熟的大政府才能干得像样的事情（就是到现在，也只能说干得像样，而不是干得好）。所以我们看到后世明清就将其中行之有效的比如保甲制、水利法等沿袭了下来，而且朝廷不断调整税收使财税体系更简单直接地下到基层。

但王安石变法存在巨大的问题，就是太复杂了。比如青苗法，在实际执行中如何把握种子与收成的质量？比如丈量全国土地并分级，这也是比较难界定的，尤其是古代中国天灾基本不断的情况下更难明确（王安石给分了五级，现在我们的地力分类也没到这个程度）。比如设置物价平抑机制，如果不能实现全国市场信息快速交换下的高度统一，就会形成地区间套利空间以增加民间负担。这些事情不是不应该去做，而是当时政府并没有掌握到那么多工具去为每个政策定标准和边界，所以就出现了地方官员和执行者在针眼中牵出骆驼的大量舞弊扰民行为。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就是后世张居正和雍正对征税体系的调整，非常清楚，简单可操作，地方官员基本无搅和空间。所以，王安石用人好不好并不决定变法成功与否，而是其过于复杂和理想的施政措施并非当时治理水平可以承担的（历史评论中说的超前指的是其大政府的努力，但其理想状态与现实能力的不匹配也是很重要的）。

至于说保守派反对导致变法失败，其实并不是最重要的。如果变法简单可操作，自然效果会非常好，反对派的反对理由也就不那么站得住脚。

成孝良

因为要实行国家资本主义，所以王安石对各级官员的考核就一切以经济数据为标准，这在儒家思想占据核心价值观的社会，阻力不是一般的大。更何况人治社会，官员和民众一直缺乏规则意识，缺乏法律敬畏，在各地实行变法推行新政的过程中，除了一个经济指标是刚性的，其他依旧是传统社会的弹性人治，这其中的猫腻空间，不说也罢。很多时候，变法反而恰恰提供了腐败的温床，反而恰恰成为各级腐败官员寻租的机会，恰恰成为腐败官员盘剥普罗大众的冠冕堂皇的合理合法借口。毕竟，儒家思想土壤里成长起来的人，并非个个都是王安石，个个都是司马光，个个都是苏东坡。说白了，这就是人治社会最致命的悲哀。

其实深受儒家传统影响的司马光并不反对变法改革，但他希望改革要平稳地进行。对于改革，他有一套著名的“破屋”理论。他认为“治天下譬如居室，敝则修之，非大坏不更造也”，因为“大坏而更改，非得良匠美材不成，今二者皆无，臣恐风雨之不庇也”。

司马光的观念与近代法国人托克维尔在其名著《旧制度与大革命》的观念如出一辙。他认为改革的后果是引起人们要求进一步改革，但改革却又无法满足无限度的改革要求，因而造成民众不满情绪加剧，最终可能酿成革命。换句话说，变法改革既要大刀阔斧的大胆又要非一般的审慎，这在一个人治社会中，几乎是“难于上青天”的事。

如果一定要将反对变法者——苏东坡司马光——作进一步细分的话，司马光的反对更多的带有一种个人情绪和党同伐异的趋向。苏东坡则纯粹是站在普罗大众的立场，以第三只眼睛来观察调查王安石施政行政在民间的反应和结果，然后该支持支持（支持青苗法，但需要跟进完善管理制度），该反对反对（反对保甲法，自由无价，全民皆兵，军队何用）。这些也因此造成苏东坡中立客观的反对立场以及一生不断被贬的悲剧命运。

最后提醒一句，北宋末年公认的权臣奸相蔡京是王安石的门徒，中国历史常常是那么的滑稽可笑可悲。

清园居

虽然都是反对新法，但把苏轼放在旧党当中并不合适，东坡老夫子是有自己独立政治抱负的，不是人云亦云、因循守旧之人，若干年以后苏轼在司马光要尽废新法之时也提出要参用变法所长这一点就可以看出来，弄得最后苏轼既不容于变法派也不容于旧党。苏轼反对的是在新法推行过程中不顾实际情况，也不太注重方式方法，造成很多弊端和问题又得不到解决。而司马光就是个老顽固（王安石也是个拗相公），把反对变法作为政治斗争，为了反对而反对，进一步造成北宋党争局面激烈、变法派和反对派矛盾不可调和，司马对此要负很大责任，而且让国家处于徘徊不定之中。所以他们虽都是反对，但本质完全不同，放在一起比较是对苏轼很大的误解和不公。

新法虽然出发点是好的，但是操作层面有些地方并不实际，有些方面则过于激进，没有注重循序渐进，动了太多人的“奶酪”，新法在推行过程中也出现了很多伤民害民的情况。比如下图，就是熙宁六年福清人郑侠所献的《流民图》，神宗皇帝看了之后，史载“夜不能寐”，第二天就下诏废除了青苗、保甲等法。这样，新法得不到士大夫和百姓的支持，最终变法失败。

再就是，变法派内部也存在用人不当，导致投机取巧之人横行朝堂，比如吕惠卿、章惇之流。王安石的性格太拗也得不到广泛的支持和理解，最后心灰意冷，两次拜相之后又辞官而去。

任头马12

不一样。苏轼是有条件地反对王安石变法。而司马光是无条件地反对王安石，以及王安石变法，有点党争性质，凡是王安石的就反对。虽然二人与王安石政治立场不同，但反对的方式性质有很大区别。

第一，司马光反对王安石没有原因。

不管司马光从小因破缸被传的多神乎，也不管他学问有多大多深，但在“变法”这件事上，他是个顽固型的保守派死嗑分子，是个不顾百姓死活人品极差的士大夫，是个不识人间烟火的老学究书呆子，是个对人不对事的形而上学派。由于司马光破坏阻挠改革，宋神宗一怒之下将他贬到陕西，让他下基层体察民情调查研究。可司马光人还没走到函谷关，有关陕西变法改革调查与差评的“万言书”已上奏到枢密院送达天庭，宋神宗气的差点吐血，专门降旨申斥。据说，司马光走到洛阳时，已凭空臆想“调查”完了陕西变法的状况，以及由于变法给百姓造成的“灾难”，于是星夜奋笔疾书，然后六百里加急上奏。果不其然，神宗死后，司马光还朝当上宰相后，全部干净彻底地废除了变法内容，复辟成功，捍卫了他的“祖宗之法不可废”。

第二，苏轼曾因故误入歧途，晚年懊悔。

苏轼入朝为官时，大宋朝廷基本形成了两大党派，即以王安石为首的改革派，以司马光为核心的保守派。两派互嗑互斗互伤，官员必须站队，苏轼由于师父学派的关系，站错了队列，站到了改革派的对立面，被贬出朝廷。苏轼虽是大文豪，一生在文学上建树颇高，但为官之路非常坎坷，无数次被贬，一次比一次远，一次比一次荒芜。七八十岁高龄都被贬海南儋州。不过，苏轼在地方为官的过程中，实实在在亲身感受到变法给百姓带来的许多好处。他比较务实。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晚年苏轼幡然悔悟，为自己曾无知地盲目反对变法而懊悔，还专门写过一篇很内疚的美诗，呼吁“祖宗之法亦可废”。

圆梦人A

王安石变法触碰到了大地主大官僚的利益。由于变法在抑制土地兼并方面十分严苛，从而导致了变法阻力重重，包括苏轼和司马光在内的文学泰斗都持强烈反对的态度。

用人方面

王安石变法所用之人贯彻着党同伐异的路线，这在严禁党争的宋朝是大忌，由于在宋太祖赵匡胤时期出现过惨痛的教训，后来引以为戒成为了不能触碰的底线。王安石变法所用之人都是在口头上坚决拥护变法的人，也不管他的人品如何，只有这一个用人标准。这些只是在口头上支持变法的人大多是政治投机，他们的终极目标并不是为了整个国家的利益，而是为了谋一己之私，在变法推进过程中只顾自己飞黄腾达，损害了大臣和百姓的利益。

王安石变法并没有统一战线。当年反对王安石变法的文人和朝廷重臣很多，包括了韩琦、富弼、范纯仁，司马光。恰巧是这些人都是名垂青史的贤臣，绝对不是抱守残缺坚持己见的昏庸之辈。假如王安石能够开诚公布的谈一谈，以改革之力改革之弊，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相信变法所遇到的难处会减少很多。王安石没有拉拢这些贤臣而是重用了一批贪赃枉法、利禄熏心的腐败官僚。如果我是能够坚持用人唯贤的路线，至少新政推行的过程中不会出现那么多扰民事件。以便法之名营私舞弊，违背了改革的初心。

王安石的出发点是为了富国强兵，为农民减轻赋税，为统治者增加税收，这其中的差额都是从地主官员上克扣出来的。有良好的愿望和动机，并不一定就产生良好的结果。变法保障措施推行不力，反而掀起了一股官僚集团搜刮地皮，扰民害民浪潮。由于朝堂之上反对之声越来越多，王安石变法之好被迫停止。

品读武器装备

首先，个人认为近代以来，由于一直都有提倡变法这种行为，王安石就被吹上了天，实质上王安石变法很荒谬，甚至可以说很失败!

很多人都说他变法失败的最大原因是动了既得利益者的蛋糕。但实质并非如此!相反，王安石的变法让这些所谓“既得利益者赚了个盆满钵满”。

王安石变法流毒最深的非“青苗法”莫属。

青苗法本意是想通过由朝廷放贷款给平民取缔民间高利贷，给农民带来方便的同时又把财富聚集到中央。但王安石却要求各地自己出钱成立贷款项目，然而实质上各地方政府根本就没有足够资金去做贷款，就不得不跟地方豪绅合作放贷，这样一来，原本的高利贷摇身一变就成了有国家保护的官方贷了，而且各地为了拍王安石马屁，强制给平民放贷，青苗法一年放两次贷，很多农民根本就没法按时还，但不还就要受到地方的严惩，很多平民又不得不去借高利贷补窟窿，几番下来别说实惠了，简直就是喝人血。地方豪绅大户和朝廷相继赚了个盆满钵满，平民却变得更穷了。

正是大家都看到了这一点才抵制变法的，司马光和苏轼要是心黑点支持变法一起去放贷，这国家早就完蛋了。

梦落楚尘

王安石的新法其实很好，若能执行得到位，必能达成富国强兵的愿望。可是在朝中保守党势力太强，千方百计阻挠新法实施，一面又在舆论上抹黑，一面又借太后影响神宗，很多时候神宗也无法乾冈独断，在地方上，保守党根本就不执行新法，或者是敷衍了事，或者是胡乱执行，总之造成了很多问题，甚至发生了许多百姓上京上访的事。另外一方面，王安石一党也有操之过急的毛病，为了新政得到全面落实，便实行在地方强行摊派的方式，比如青苗法，原意是在青黄不接的时候由政府向农民发放低息贷款用来买种苗，到秋收时还款，这样一来，农民一方面避免了受民间高利贷之苦，而政府也增加了收入，可以说两全其美，王安石也说，不增百姓一分税赋而增加政府收入。只可惜，在执行时，地方政府为了达到朝廷的指标，向农民强行摊派，明明有的人就不需要贷款，却非要人家借。再有一些地方官员也借新政渔利贪墨，比如朝廷定的是5厘息，他们就收10厘20厘，30厘，有的甚至比高利贷还高。这样就导致民怨沸腾。总之，司马光的想法是，祖宗传下的法度已十分完善，强行改变会动摇王朝根本，而刚好新政执行中又有诸多问题，就更坚定了他的想法了，所以，司马光视新政如洪水猛兽，不论善恶，一概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