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無止境ghyo
那必是多種渠道獲得信息，口口相傳，加之他個人觀點，以及少量的文字記所編撰。
古代知識、文化、筆桿子，掌握在少數人手中，他們想怎麼編，就怎麼編。
歷史又都不是當朝所寫，所以對前朝是想怎麼貶就怎麼貶，想怎麼罵，就怎麼罵。
比如，秦始皇焚書坑儒，就被儒生們罵了兩千多呢！
殊不知“焚書坑儒”與“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是異曲同工，殊途同歸呢。
若當時李耳有能力興學，或許歷史會更真實。
不需要理由3644374
反覆閱讀《資治通鑑》後的心得體會
我於上個世紀1968年文革年代初中畢業回鄉務農之後，在謀求工作和勞動之餘，反覆閱讀了《史記》、《三國志》，尤其《資治通鑑》等史學典籍，並不斷地獲得了一些新的體會。當然，也包括《三國演義》等中國古典四大文學名著，後來又陸續接觸到范文瀾、呂振羽、翦伯贊、周谷城、蔡美彪諸位史學家的當代史學著作，此外還有魯迅、茅盾、巴金、老舍等當代著名作家的作品。再後來隨著年齡的增長，尤其改革開放後學術環境的日益寬鬆，閱讀歷史著作和文學作品的範圍也不斷擴大。由於時間和篇幅的關係，現在向諸位簡單地彙報一下閱讀《資治通鑑》的情況。
一、《資治通鑑》簡介
《資治通鑑》共294卷，另有目錄30卷，考異30卷，北宋司馬光撰，是一部極具價值的編年史，從戰國三家分晉，即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至五代後周世宗顯德六年（959）止，涵蓋戰國、秦、兩漢、三國、兩晉（包括十六國）、南北朝、隋唐、五代十國曆史時期，共記述1362年史事。現代白文版正文約四百萬字（另一說為三百多萬字），中華書局1956年整理的豎排繁體帶胡三省註釋版本，包括胡的註釋文字，全書共六百萬字（6000千字）。參與《資治通鑑》撰修的，除司馬光總裁主修之外，還有司馬光的助手劉恕、劉攽、範祖禹、司馬康等人。《資治通鑑》自宋英宗治平三年（1066）開始編撰，至宋神宗元豐七年（1084）成書，前後共用19年時間完成。關於司馬光，這裡可以涉及一個眾人所熟知的小故事：上個世紀小品相聲演員趙麗蓉、侯耀文合演過的一小品裡提到的“司馬光砸缸”，這一故事同時被選入小學語文教材。故事裡的這位兒童長大後，就是編纂《資治通鑑》的著名歷史學家，也是著名政治家的司馬光。司馬光，字君實，宋真宗天禧三年（1019）生，卒於宋哲宗元祐元年（1086），宋陝州夏縣（今山西夏縣）人。司馬光於仁宗寶元元年（1038）中進士，歷仕仁、英、神、哲四朝，前三朝官至御史中丞、翰林學士，至哲宗即位，做了幾個月宰相，卒於元祐元年（1086），年六十八，追贈太師溫國公，後人尊稱司馬溫公。生平事蹟見《宋史》卷三百三十六之本傳。司馬光在神宗朝因與王安石政見不同而被貶官謫居洛陽15年，期間以書局自隨，潛心修史，完成鉅著《資治通鑑》。自述其動機有二:第一，融匯諸家史籍，成一家之言。第二，總結歷朝得失，供人主借鑑。故名曰《資治通鑑》。宋朝統治者支持《資治通鑑》的編纂，英宗時，曾特別恩准司馬光的編撰機構設於朝廷的崇文院。崇文院類似於後世的中央圖書館，藏書甲於天下，院藏史料豐富，即使司馬光被貶官洛陽期間，神宗也准予其隨時派人至館檢索查閱。司馬光賴此修史，才有條件媲美前賢司馬遷得覽皇家圖書的便利，避免了私家藏書力薄之弊。司馬光是《資治通鑑》的主編，總修通稿，自身博學多識自不待言；而他所選用的劉恕、劉攽、範祖禹、司馬康等人，均是一時人選。劉攽精於漢代史事；範祖禹熟悉隋唐文獻典章；劉恕則有通史之才，上下數千年，巨微之事，瞭如指掌，因此分擔魏晉南北朝及五代十國部分的撰稿；司馬康有文字學方面的專長，可檢閱精審所用史料文字，有他參與撰修等於同步勘誤。另外，四人與司馬光政見相合，思想一致，因而相互配合默契，最終協助司馬光出色地完成撰修《資治通鑑》的千秋不朽之業。當然，同修諸君雖然同預修史，實際上只是博採史料作長編，對材料，參與討論；至於總持大綱，筆削取捨，都是司馬光自任其勞。這見於記載，也有其手寫的《通鑑》永昌元年提綱真跡（文物出版社有影印本）為證。提綱改動甚大，增添痕跡很多，手跡清晰在目，由此可見其勤勞認真程度。至2015年，《資治通鑑》成書已經930年，一直為世人讚揚推崇，與司馬遷《史記》並列為華夏文化之雙璧，蜚聲海內外。《資治通鑑》內容繁富，求實考信，史實表述精當，行文流暢，從而成為學習歷史、研究歷史的人不可不讀之書。另外，《資治通鑑》考評前世興衰得失，拾遺補缺，通鑑警戒後人，有資於從政，因此也應該成為各級領導者的不可不讀之書。除後世的影響，《資治通鑑》在南宋史學界即產生了引領一代風氣的重大效應，由此又有幾部與其相關的重要史學著作相繼問世。
一是李燾（1115～1184）的《續資治通鑑長編》520卷，記北宋九朝史事，卷帙龐大，史料豐富，在同類史書中比較傑出，是後世研究南宋史的必備之書。
二是袁樞（1131～1205）的《通鑑紀事本末》42卷，不但成一部書，而且獨創了一種史學體例，以事件為中心，把分散或跨年度的事集中起來，仍按《通鑑》年次，抄上原文和論贊，每事標上一個題目，如“秦並六國”“光武中興”等，共239條目。此書為閱讀《通鑑》提供了很大方便，後世影響較大。
三是朱熹的《通鑑綱目》，從《資治通鑑》中摘要節取事實，綱仿《春秋》，目仿《左傳》，觀念陳腐，事太疏闊，少有史料價值，只因朱熹在封建時代名氣太大，加上不少人圖省事而流傳甚廣。順便提一句，後世清人畢沅（1730～1797）有《續資治通鑑》行世。該書220卷，上接《通鑑》，下訖元代，編年仿《通鑑》，雖有著名學者章學誠預事，但文章實出於眾手，謬誤頗多，不過以巡撫、總督（歷任陝西、河南巡撫，湖廣總督）之名氣領銜當時而已，價值遠不能和《資治通鑑》相比。
二、閱讀《資治通鑑》的體會
1、《資治通鑑》的現實意義。《資治通鑑》雖然和《左傳》《史記》一樣，有相當篇幅內容描述了軍事活動或直接寫到戰爭，如楚漢之爭和垓下之戰，選入中學語文課本的赤壁之戰，前秦與東晉的淝水之戰，前燕與代國（北魏前身）的參和坡之戰，西魏宇文泰與東魏高歡決定存亡的沙苑、邙山大戰，五代周世宗的高平之戰、淮南之戰……等等，但流血的政治——戰爭， 畢竟並不直接等同於政治。而且，“資治通鑑”資治又通鑑，顧名思義，首先是對政治要有所資益；其用意也確實貫穿著為人君，包括統治集團提供治國理政可資借鑑的史實和戒勉實例這條主線。相比於經濟、文化方面的表述，在某種程度上這也是《資治通鑑》作者的主要著力點。結合現實說到封建政治，那麼就不能不提到《資治通鑑》對歷代王朝週期律內腐敗現象的揭露。對此司馬光秉筆直書，描寫是很細緻到位的。他揭露的現象有些也是觸目驚心的，有警世意義。比如西漢末期的宮廷裙帶政治，王莽勢力形成的曲折、漸進過程及主政後果；腐敗日甚使東漢外戚、宦官集團逐漸作大，中後期交替操縱朝廷政治和干預皇帝廢立；西晉貴族官僚貪縱不法貨殖謀利相互鬥富成風，錦障五十里，一餐十萬錢，赤石脂，珊瑚樹，都是那時著名的典故；更有甚者王愷每宴因客人拒飲而隨意處死勸酒家妓，有時一次就斬首數名，石崇則私下指使親信在長江上殺人越貨搶劫客商；隋煬帝楊廣做太子、坐皇帝時的奢靡荒淫；唐玄宗、楊氏外戚以及上層統治集團天寶年間的腐化墮落……這些現象讓人看到了許多王朝走向衰敗，甚至滅亡的深層原因，啟迪人們深入思考。當然，除了晉朝等少數王朝之外，幾乎每個王朝的前期，少數的中期也會糾察彈劾官員，進行反腐敗，但每個王朝後期卻無一例外都墮入了腐敗怪圈，為什麼？除了現在人們通常解釋的制度、體制原因之外，司馬光在“臣光曰”的論贊裡提到：首先從官場開始腐敗，官員道德滑坡喪失廉恥，最終才導致人心變壞世風墮落。應該說這是很有見地的。他引用歐陽修的話總結說“……廉恥，立人之大節。況為大臣而無廉恥，天下其有不亂、國家其有不亡者乎！”（《資治通鑑》卷二百九十一•後周紀二）由此可見，官員，尤其高級官員的道德水準，包括教化功能和整飭官員隊伍，對一個國家多麼重要！應該說，這種見解，時至今日並未過時，值得政治家們深思。所以說，《資治通鑑》應該成為各級領導者的不可不讀之書。2、《資治通鑑》的最大缺點。《資治通鑑》是一部內容豐富，考信精當的史書；但也是一部政治意識形態濃厚的史書。書中有186篇“臣光曰”以及直接引用前人的史論，除了議論魏蜀誰為正統以及世道人心變異對王朝政治的影響等少數文章有參考價值和積極意義之外，大部分論贊思想陳舊觀念保守，多從封建禮制，即當時意識形態的角度議論、讚許或批評人和事，遠不及《史記》每篇末尾的“太史公曰”簡潔並有獨特見解。甚至也不如陳壽《三國志》每篇末尾品評人物的“評曰”文字有價值。《資治通鑑》敘述史實的文字固然沒有出現當代史家，如郭沫若、翦伯贊、周谷城、呂振羽、范文瀾等人以論代史的偏頗，但這些夾雜在正文中的“臣光曰”卻也顯得陳腐僵化，儘管司馬光文筆流暢，邏輯嚴密，也難掩此瑕疵。
三、《資治通鑑》的讀法
1、有古文基礎要讀原著。不要迷信改革開放後的大量炒作的所謂古文今譯印刷品。要擯棄走捷徑思想。許多白話文本，製作極不嚴肅，翻譯也很不準確，關鍵詞語，尤其典章制度方面會誤導讀者，如果做學問會誤事。讀原著下功夫，理解了，其實很有可讀性的，故事性也不差，比如武則天、唐中、睿、玄宗時代的宮廷鬥爭，非常錯綜複雜，有些細節描寫很生動，能引人入勝，文章整體表述也非常精彩。2、《資治通鑑》成書後，司馬光希望寫作班子以外的有關人員誰能看一遍，其中只有王勝之一人通讀一遍，別的人面對這部鉅著，均屬翻看幾卷，甚至數頁即止者。由此可見，《資治通鑑》篇幅太大，除專業研究人員和個別愛好者（毛澤東讀17遍）之外，一般人要通讀，在時間、精力上都很難勝任。這絕不是一個簡單的好學不好學的問題。司馬光本人也意識到這一難處，他曾想另編纂一部《資治通鑑舉要》，即《資治通鑑》簡本（當今有專家這樣做，如由蔡美彪主編將范文瀾、蔡美彪等所著的《中國通史》﹝人民出版社版﹞12冊400萬字壓縮整理出一個40萬字的《中國通史簡本》﹝人民出版社2013年7月第1版﹞以方便普通讀者），但《資治通鑑》的編纂已耗盡了他的生命，使之衰老至發脫齒落的地步。況且，其時他已年屆65歲（辭世前三年）實在力不從心，結果沒有完成。後世想簡化《資治通鑑》的，上文提到有南宋朱熹；清代還有一個吳乘權（字楚材），即編注《古文觀止》兩位編撰者之一的吳楚材。朱熹的《通鑑綱目》生搬硬套《春秋》模式，成了兜售封建正統保守觀念的教材，且行文如上文所言失之疏闊：疏是疏漏，闊是空言大而無當。吳乘權的《綱鑑易知錄》思想觀念上步朱熹後塵，治學理念及文字表述均拘泥於為《古文觀止》作注套路，意在傳導一種史學表述的簡化方式，不但不成功反而顯得死板乾巴。因此，兩者的“《通鑑》簡編”既沒有可讀性，對真正學習、研究歷史的人也沒有太大的學術參考價值。時至今日，雖然我們不認同走捷徑的做法；但除了做學問以外，一般也不提倡從頭至尾按部就班的死板讀法。現代生活節律快，時間浪費不起是其一；其二對非專業人士而言，事無鉅細、毫無選擇並無太大必要。完全可由自己讀過的書或看過的影視作品導引，來閱讀《資治通鑑》有關卷目或章節。比如結合小說《三國演義》可翻閱、瀏覽其漢末三國時段；觀賞電視劇《漢武大帝》，由此及彼研讀其相應漢代篇章；甚至覺得《貞觀長歌》不太理想，也可以從勘誤的角度翻閱其《唐紀》的有關內容……等等。以上是個人的管見和點滴心得，歡迎大家批評指正並不吝賜教！
經霜紅葉Cbq
中國曆代史籍眾多，浩繁的各類資料讓文人們很頭疼，皇帝就更沒時間看那麼多的書，人們都希望能有一部精煉的歷史典籍方便查閱。志向遠大的司馬光開始蒐集資料，著手編寫一部新史書。
司馬光最開始寫成了八卷《通志》，從戰國時期寫到秦末，英宗皇帝對這幾卷書十分欣賞，專門為他設立了一個機構，指令他繼續編纂，神宗繼位後，也很支持司馬光的編纂工作，他送給司馬光二千四百卷書做參考，還熱心的給新書取名《資治通鑑》，"資治"一一就是幫助治理國家的意思，神宗對新書寄予了厚望。
不久司馬光因極力反對王安石變法，招致神宗皇帝不滿，被貶到洛陽。離開開封的司馬光開始靜下心來，全力編寫《資治通鑑》。
《資治通鑑》以編年體書寫，從戰國時的公元前403年寫起，至五代時的公元959年，計一千三百六十二年。
司馬光和其他編寫人員翻看了巨量的正史史料，除此之外，還參考了三百多種其它各類歷史著作，足不出戶，嚴格求證，廣取精華，最終歷時十九載方才彙編完成這部鴻篇鉅製。
《資治通鑑》文筆絕佳，極具文學價值，是一部與《史記》齊名的不朽鉅作。
大河橋下流
王安石在有皇帝撐腰的期間，司馬光就離開京城，前往洛陽，閉門寫書。
雖然當時的皇帝宋神宗在政治上不支持司馬光，但是在寫書這個問題上，他是全力支持司馬光的。
司馬光認為治理國家的人一定要通曉歷史，就如唐太宗所言“以史為鑑，可以知興替”。早在宋英宗的時候，司馬光就寫了一本從戰國到五代的史書。宋英宗還專門成立了一個編書的機構，專門讓司馬光寫書。
到了宋神宗的時候，宋神宗把皇宮的二千四百卷書都送給了司馬光，讓司馬光專門編寫史書，《資治通鑑》這本書名就是宋神宗起的。
司馬光來到洛陽後，一共花了十九年，從戰國公元前403年到五代959年，司馬光與助手們在參照各朝史官編寫的正史外，還參照了300多種書籍，據傳書成時，原稿堆滿了兩座屋子。
調侃歷史
《資治通鑑》是參考前人的史料編纂出來的。
原始的史料出自於史官。史在《說文解字》中被註釋為記事。也就是說史官就是負責記錄歷史事件的。
夏商周時代
史官的發展源遠流長，最早可以追溯到夏商周時期。
在夏商周時代，史官的劃分比較多，有大史、小史、內史、外史、御史等區分，各自負責自己職業內的工作。把國家各方面的事件都記錄下來。
春秋戰國時代
到春秋戰國時代，史官的發展有了新的改進，有大史、小史、內史、外史、左史、右史等史官。
大史掌國之六典，小史掌邦國之志，內史掌書王命，外史掌書使乎四方，左史記言，右史記事。
秦漢魏晉時代
漢承秦制，設立太史令，又設立內史，負責記錄《禁中起居注》，就是由內史官專門記錄皇帝一言一行所作所為的一部書。
魏晉又改稱史官為大著作或者作郎。
隋唐以後
唐朝開始正式設立史館，史館內又設立各種職位，整個史館負責為國修史。
宋元明清沿襲了隋唐的史館制度，雖然也有一些改革，但始終都是在史館制度的框架內修修補補。
由於中國曆朝各代的編史制度比較完善，所以自古至今有大量詳實的史料流傳下來。另外民間修史也大量存在，野史數量同樣極其龐大，這對後人修史的校對和參考有重要的作用。
所以，司馬光在編纂《資治通鑑》的時候，是有大量的已經成書於當時代的史料可以參考和校對的。有不詳實的地方，也有其他大量的史料用來考證。
風陵流度
司馬光編"通鑑"‘關於紀年最難的是兩個問題，一是在分裂的時候怎麼辦？一是一年裡有幾個年號怎麼辦，在統一時代紀年問題不大，一到分裂時期用誰的年號紀年就出了問題。因為牽涉到封建時代所謂正統和"閏位"向題，如三國鼎立，"通鑑"用了曹魏的年號"黃初"來紀年，不用"蜀"的年號也不用"吳"的年號，司馬光為什麼要用曹魏的年號來紀年呢？他在"通鑑"黃初二年的一篇論中有說明："苟不能使九州合為一統，皆有天子之名而無其實也，然而天下離析之際，不可無歲月日時以識事之先後，據漢傳於魏，而晉受之，晉傳於宋，以至於陳，而隋取之.，唐傳於梁，以至於周，而大宋承之，故不得不取魏，宋，齊，梁，陳，後梁，後唐，後晉，後漢，後周年號以紀諸國之事，非尊此而卑彼，有正閏之辨也"。事實上，三國只用曹魏年號，下面又不分注吳蜀的年號，顯然曹魏
是主體。通鑑中有太和二年諸葛亮入寇的記載，後人有所訾議，有人寫詩詞："欲起溫公問書法，武候入寇寇何人？"除了三國，南北朝全用南朝年號，直到隋文帝開皇9年以前的事還用陳.的年號記，到陳亡，才用隋文帝開皇十年，對於這個問題，雖然司馬光也以三國的例子來解釋。但一部編年史既然寫南朝也寫北朝，甚至北朝的事情寫的比南朝多，不分注北朝年代，是讀者茫然不辦。紀年為南朝，紀事為北朝，很不方便，也不合乎事實，這種紀年法有缺點。
至於一年裡面有幾個年號怎麼辦的問題，按照我們的想法是寫明這一年是什麼年，又是什麼年排清楚，可是司馬光不排，他用最後一個年號，比如某個皇帝，上半年是一個年號，元年，二年，三年……到了下半年，改成另一個年號，司馬光就用下半年這一個年號，還是元年，二年，三年……"通鑑"的年號都有元年，但不一定有末年，所以他這個辦法是頭齊腳不齊，這個辦法有缺點，改了一個年號，還是元年，二年，三年，但到底是哪一年仍然不清楚。.
"通鑑"記月是用甲，乙，丙，丁，這個規矩沒有改，一直到清末。司馬光修通鑑前，有一個專家叫劉羲叟，他曾參加過歐陽修寫的"新唐書"，是天文學家，曆法學家，劉羲叟做了一部書叫"長曆"，司馬光修通鑑的時候，劉羲叟已經死了。司馬光在紀年時，甲子，乙丑，丙寅，丁卯是用的"長曆"，曆法的錯誤比較少，但是甲子，乙丑也不方便。前面有甲子這一天，後面又有甲子.這一天，到底前一個"甲子"和後一個"甲子"相差幾天，要算一下才知道。
儘管有這些缺點，但我們從歷史的眼光來看，也不應苛求於古人，在他們那時的條件下，他們也是做了很大的努力。"通鑑"一書，歷來評價其史料價值很高，引用"通鑑"一千三百六十二年裡的材料一般來說都是正確的。
木山文
主要是參考了戰國時代到五代十國時期大量浩絮的史志資料和野史編纂而成的。
雲淡風輕13930456
無須多說，只有廣泛地查閱大量文史資料方可。
逢春186177958
資治通鑑的編纂肯定依靠已有的史料，比如《左轉》《史記》等正史，並會參考一些私家野史和前人文學作品。
奮進的火腿
根據之前汗牛充棟的歷史書整理所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