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65年5月，9歲的莫扎特與姐姐瑪利亞·安娜在倫敦的音樂會上表演四手聯彈，從此四手聯彈慢慢流行。
沃爾夫岡·阿瑪多伊斯·莫扎特（1756－1791），出生於神聖羅馬帝國時期的薩爾茲堡，歐洲古典主義音樂作曲家，曾被任命為大主教宮廷首席樂師，他譜出的協奏曲、交響曲、奏鳴曲、小夜曲、嬉遊曲後來成為古典音樂的主要形式。
《1791，莫扎特的最後一年》
譯者：石晰頲
版本：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2018年1月
再現了莫扎特生命中的最後一年，還原一位音樂天才的生活與性情。
音樂史上的天才很多，但極少有人像莫扎特那樣，無論創作哪一類作品，都當之無愧地佔據天才序列的最頂端，音樂史上鮮有爭議。
不過，讓人遺憾的是，這位尤同天使下凡的天才只在人間停留了35年，對於他的生平和死亡，則歷來頗多議論，不乏猜測、臆斷和傳說。
羅賓斯·蘭登是莫扎特專家，在他的五本莫扎特專著中，專門用一本書來探討天才最後的往事。在這本《1791，莫扎特的最後一年》中，作者用詳實的史料釐清了各種坊間說法的因果緣由，為我們理解莫扎特的生活、情感以及創作，提供了可靠的論據。
天才的窘境
笨拙地適應社會變革
莫扎特生命的最後階段，經歷了當時奧地利政治社會的一場變故——先皇約瑟夫二世故去，新皇利奧波德二世登基（1790年）。莫扎特的生活和創作處於宮廷和社會的轉型期，蘭登嘗試說明，莫扎特的生活也如平常人一樣，被社會的變革影響和擺佈，他的創作，在某種意義上，可能更多地要考慮的是生計，而當務之急是嘗試獲得新君主的眷顧，爭取在加冕禮上露面，最好能登臺演出。
莫扎特的財務狀況歷來不好，到1790年後更加糟糕，這促使他更加積極地張羅這些事務。作者在書中羅列了很多例證，說明這位藝術上的天才在生活中如何捉襟見肘、顧此失彼。他並非是那種不諳紅塵俗世的孤客，反倒是處處揣摩人情，為了獲得演出機會費盡心機，只是他的財務能力和社交技巧著實不高，生活總壓得他難以喘息。
以這一次加冕禮為例，他要將一些家當賣掉，才能獲得旅行的路費和覲見的行頭，還要一路探問聖意，找人引薦，可謂費盡周章。然而，這場被動的掙扎並未獲得理想的效果：先皇去世不久，出於治喪需要，不宜歌舞昇平，這讓莫扎特難以從更多的宴會和儀式中獲得直接的收入；再者，新皇利奧波德二世面臨政治局勢的內憂外患，並無過多心思關心音樂，作為賢明而有分寸的君主，利奧波德心裡清楚，“質勝於文”應是此時更合理的治國方策。
在蘭登看來，莫扎特關心的事情遠比樂迷們對他的想象要現實很多：如果沒有辦法獲得現成的收入，生活就無法為繼，藝術根本就是奢談，他當時的生計幾乎要按天來計算。莫扎特根本無法考慮過多高尚的、藝術上的追求，能把作品賣掉，能獲得演出機會，才是當務之急。所以，他必須緊密聯繫並依賴宮廷和上流社會，滿足出資方的品味和要求，那是他衣食的來源。
蘭登為我們詳細呈現了1790年前後的奧地利宮廷和社會的狀況，我們能從莫扎特音樂事業的緊張中，感受到藝術和思想在當時的社會階級中的流動和變化。一方面，即便維也納已經是歐洲音樂環境最好的城市，但迫於經濟萎縮和社會風氣的變革，宮廷和大家族都開始縮減大型管絃樂隊的編制，一些沒落的大家族甚至直接取消了私人僱傭的樂團；另一方面，小型的室內樂在中產階級家庭中流行，更為開放的公眾音樂會被平民階層接納和喜愛。
從音樂家和音樂創作的角度，被宮廷和大家族棄用的音樂家，要轉到中產階級文化圈中尋求機會，領取固定俸祿、甚至連工作任務、作息都被安排好的“鐵飯碗”，變成了要自謀生路、自行安排經濟和生活的自由職業者。音樂人的階級屬性也在發生改變，他們要從卑微的、缺乏教養、不講衛生的下人，努力轉變為有精緻文化品位、舉止得體大方的藝術家，才能博得中產階級和大眾的青睞。
這些情況對音樂家們的生活和藝術提出了新的要求，即便是天才如莫扎特，也要花巨大的精力和勇氣去適應新的藝術環境。
宮廷作曲家
為生計奔波於加冕禮
如此困頓的外界環境，是如何影響莫扎特的創作的？我們聽到的這個時期那些近乎完美的作品，又是如何創作出來的？作者向我們解釋，那些作品中聽不到任何來自生活中的波瀾的緣由。
蘭登認為，縱使莫扎特的生活頗為緊張和不堪，但並沒有太多影響到他最後時期的創作，反倒是現實環境的張力推動他的創作更好地適應新的藝術方向及其訴求。他有一系列作品在這個階段成型，可以稱作“加冕”時期的創作以及生涯晚期的創作，從這些作品中都能看到莫扎特精妙的天才，他的平衡力、他聰明的妥協、他對自我發展及成熟的把控，以及他對未來趨向的判斷。
“加冕”是這個階段創作的關鍵詞，畢竟宮廷作曲家是莫扎特十分在意的身份標記，他對宮廷禮儀、宗教儀式以及君主喜好的變化都有精準的把握。同時，在“加冕”時期，他也精明地安排自己親自演出的曲目和那些分發給出版商、不同演出團體的作品，既能讓君主利奧波德注意到他，又能拓寬自己在中產階級圈子中的影響力。儘管掙錢謀生的壓力讓他窘迫如凡人，但他對自己創作的推進和安排還是天才般的盡善盡美。
莫扎特在1790年至1791年間的加冕時期所做的一系列創作及活動，都明確指向1791年9月在布拉格舉辦的加冕禮，他非常希望自己能參與其中，並作為音樂的主角演出大型的作品。在布拉格，莫扎特的一系列作品最終得到演出，包括《C大調“加冕”彌撒》（K.317），他還在加冕禮當天晚上成功首演了歌劇《狄託的仁慈》（K.621）。這部歌劇是莫扎特特地為加冕禮而作，他用羅馬皇帝韋帕先寬恕謀反者的故事，來襯托利奧波德的慈悲和善意，其中的寬恕精神也是此時已成型的《魔笛》的一個重要理念。
然而，據說皇帝和皇后對莫扎特的創作並不買賬，各場演出上座率並不算高，宮廷內也有一種抵制莫扎特的奇怪氛圍。在作者看來，這真是個非常偶然的事情，完全不影響莫扎特在這輪活動中獲得聲望，他的作品在各種場合被大量演出，儘管有人不喜歡，但這些音樂天天都能被聽到，被各個階層的人們熟知，莫扎特在用自己的方式為他的作品“加冕”，他做得無比成功。
魔笛安魂 突如其來的死亡
所有人都沒有想到，死亡竟如此倉促地降臨在莫扎特身上，包括他自己和身邊的至親。從布拉格回去後，莫扎特只活了三個月，就永遠停止了創作。
在這三個月裡，莫扎特完成了他生涯中最重要的歌劇作品《魔笛》，並親自指揮首演。這部被譽為共濟會精神典型代表的歌劇，是莫扎特最引以為傲的作品之一。莫扎特對共濟會一直懷有積極和熱忱的態度，《魔笛》的觀眾也向來喜歡將作品中的各種元素和共濟會進行攀附，共濟會的成員更是欣然接受莫扎特向組織的獻禮。
只要藝術和政治摻雜到一起，事情就會變得複雜，藝術家通常對政治抱有過於浪漫的想象，在現實中會犯政治上的“幼稚病”。蘭登對莫扎特政治能力的評價，比對其生活能力的評價更低，他把其解釋為一種對現實和理想不圓融的雜糅。莫扎特一面希冀得到皇帝的寵幸而獲得報酬，另一面則對人類未來新的可能性充滿好奇和期盼。
從積極的意義上說，《魔笛》是一個新時代的起點，它熱情地歌頌了一系列最美好的人類價值，自由、慈善、容忍、秩序等等，對傳播啟蒙的觀念和新的秩序起到重要作用，在藝術層面，《魔笛》毫無疑問是莫扎特創作事業的一座高峰。
成功地完成《魔笛》的演出後，莫扎特只剩下最後一個月，他完成了《安魂曲》的創作。這份稿約他早在張羅加冕禮事宜之前已收到，拖了小半年，直到完成《魔笛》後他才動筆。此前的勞累讓他的身體疲憊不堪，卻未料到這部本為他人而作的作品，卻最終成為自己的悼歌。
關於他的疾病和死亡，坊間有太多傳說，唯獨可以肯定的是，他對死亡毫無準備。誰都未曾想到他的病痛足以致命，在死後他也沒有經濟條件去完成一場得體的葬禮，甚至連棺木送到墓地的時候，都未有親友在場。
生活中的糟糕和拙劣，毫不影響我們對莫扎特天才的景仰，但之所以這些臆想和猜測不曾止息，是因為人們無法抑制這個音樂史上最大的悲劇給凡間帶來的傷痛。但莫扎特的死亡，至少能讓我們辨清那些更加高貴的東西，而放過那些人們無力擺佈的東西，如同作者在書末引用的聖經箴言：“凡上帝結合的，人不可拆散。” □何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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