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歷史上有兩位超越那個時代的變法革命家，一個是明朝張居正，一個是北宋王安石，為什麼說他倆超越時代，因為他們的變法理念放到現在都是極其先進。不過可惜的是，他倆的變法運動最終都以失敗告終。
今天咱們只聊王安石變法，王安石的熙寧變法提出了“民不加賦而國用足”的經濟學理論，在傳統的封建統治階級都認為國家的總財富是恆定的，變法新政不過改變財富的流動方向，一般性的改革不過是將社會總財富最大限度地流向國家政府，如此一來民間財富必然減少，其性質不過是收割平民百姓的個人財富。而王安石認為政府可以通過變法改革創造出新的社會財富，這樣既不用剝削老百姓的個人財富，還能讓國家有錢去幹其他的事情。而西方世界要等到七百年後，才在古典經濟學之父亞當斯密的《國富論》中看到該理論。
雖然有先進的經濟學理論作為指導，但熙寧變法還是失敗了，歸根到底王安石的變法還是存在許多深層次的問題。首先是王安石沒有找到新的利益代言人，社會的每一次變革都需要分掉既得利益階級的蛋糕，作為新政的代言人，王安石必須取得社會某個階層的廣泛支持。如果沒有群眾支持，只有既得利益群體的反對，失敗是必然的。可能有人會說，宋神宗支持啊，但是你要知道，皇帝在階級利益面前其實是極其弱小的，況且宋神宗並沒有漢武帝、唐太宗那樣堅定的意志，在各個既得利益階層的反撲中，宋神宗根本沒有足夠的實力來應對。
這裡頭牽涉到封建王朝的統治問題。在中國古代，看起來是皇帝一人統治整個國家，但其實皇帝的觸角伸不到帝國的各個角落，最終管理國家還是整個官僚體系。若僅僅是靠帝王的權力強行施政，就像一個被壓縮的彈簧，能壓多久主要看彈簧的硬度，而皇帝的能力就決定了彈簧的硬度。王安石的新政必須取得社會實力階層的支持，才能對抗既得利益階層。僅靠皇權而脫離群眾的改革，是不可能長久的。
即便沒有群眾支持，新政還是取得了立竿見影的效果，但由於反撲的力量太大，導致新政在起起伏伏中前進。強大的阻礙也逐漸消耗著國家強行施政的能力。宋代不是一箇中央高度集權的時代，國家的權力遠不如漢武帝、唐太宗時期，甚至連明清兩朝的皇權都比兩宋要大得多。沒有強大皇權支撐，又沒有引來新的利益階級支持，熙寧變法能考什麼維持？難道派軍隊監督變法嗎？
王安石致力於變法的格局是相當大的，但他實施變法的小技巧還是略小不足的。舉一個很典型的例子：商鞅，商鞅變法跟王安石很像，同樣要都動既得利益階層的蛋糕，商鞅的強力變法狠狠地收割了秦國貴族階級，但商鞅引來了新的利益階級，那就是軍工集團。軍工集團在秦國是一股潛在的勢力，想從軍立功的平民以及軍隊的下層將士，都渴望向上爬。商鞅通過變法將國家財富導向軍工階層，軍工集團自然要支持變法。要取得軍工集團的信任，就要用到一些小技巧了，徙木立信就很好的解決了開始的信任問題，商鞅的狡黠正是王安石缺乏的品質，張居正在這方面也做的比王安石好。
王安石的執政能力、改革水平是毋庸置疑的，作為一個政治家，他還缺少應付官僚集團的技巧，對於整個社會的階級形勢沒有一個清醒的認識。當然，這也是時代的侷限。畢竟整日研讀四書五經、一心忠君為民的王安石，只知道代表皇權的利益，而沒有想過尋找新的階級支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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