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紐約東北部的撒拉納克湖畔，鐫刻著西方一位醫生特魯多的銘言：“有時，去治癒；常常，去幫助；總是，去安慰。”
而中國古話也有“病來如山倒，病去如抽絲”的形容。
“中國式病人”
網友“葫蘆科西瓜”這樣概括中國式的就醫狀況：
沒病+沒做檢查=會不會看病，怎麼可能沒病！
有病+沒做檢查=不做檢查就說有病，你才有病！
沒病+做了檢查=就是騙錢的！
有病+做了檢查+確診了=求求你救救我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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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病+檢查+確診+治癒=花一堆錢盡做無關的檢查。
有病+檢查+確診+未治癒=醫德敗壞謀財害命，賠！
統計顯示，中國的癌症病人，三分之一是病死的，三分之一是治死的，三分之一是嚇死的。
很難說殺醫案的兇手當初不是抱定這樣的目標來就醫的。
這是當下社會風氣中“中國式病人”最常見的錯誤治病心態。
暫且拋開我國現有醫療體制弊端對醫患糾紛的影響，這種心態是導致醫患糾紛甚至傷醫事件的關鍵。
治病並非如修車那般簡單，醫生只有三分之一的決定權
對疾病乃至生命的不斷了解，使他得出了一個無奈的結論：人的疾病和死亡，三分之一是上帝決定的，三分之一是病人自己，剩下的三分之一才輪到醫生。
“上帝就是遺傳，改變不了，病人本身的心理，各種社會因素佔三分之一，留給醫生可操作空間，只剩下三分之一，我們其實是在‘逆天行道’，去改變的是疾病必然的發展規律，很難保證像修車那樣手到病除，即便是名醫”。
這也從一個側面說明：醫學和醫生，至少在目前情況乃至未來很長一段時間，都不可能為生命打包票。
家長心急，自己花錢請來了餘力生在德國的導師，世界著名耳科學家J.Helms教授。
手術前，患兒家長向德國專家提要求，因為已經失敗了一次，所以這一次一定要萬無一失。
德國專家聽後，當即拒絕了手術，他說，任何醫療手段都有風險，即便是他，也不能保證肯定成功。
吳孟超、湯釗猷、鍾南山、郎景和、胡大一、凌峰、何裕民等十一位院士、教授曾聯名簽署《促進臨床醫學人性化的十點倡議》。
這十點倡議中，涉及病人心理安撫的佔了三分之一，其中包括“關心病，更關心病人，認真踐行生物心理社會醫學模式”“盡力為病人提供心理、社會支持”等。
醫生要學會說“病”，說病不僅僅是解釋病情，還包括幫助給病人指明下一步“路在何方”。
姑且不從道德層面譴責此類“不滿意就要殺人”的野蠻行徑，這種“不滿意”在醫學角度上也同樣不成立，至少不是理智之舉。
為何醫生成患者行兇目標？
在傷醫事件中，真正由於精神疾病肇事者並不多，更多的起因是：“為什麼沒一次紮成功？”“為什麼沒救活？”“為什麼沒治好？”這些看似平常的就醫心態，很可能就是一次次傷醫事件的原因。
這些要求或緣起心理疾病，或引起錯誤的心理預期，不論哪種，都不由分說地將矛頭指向了每個接診的醫生，不獨五官科。
哪個醫生會因為沒能治癒病人而成為下一個受傷者？
有經驗的醫生如何躲避傷害？
世界衛生組織調查表明，人群中焦慮症的終身患病率為13.6%~28.8%，而住院患者合併焦慮情緒更高達31.2%。
焦慮症常見的軀體症狀多有心慌、氣短、口乾、出汗、顫抖、面色潮紅等，有時還會有瀕死感，心裡面難受極了，覺得自己就要死掉了，嚴重時還會有失控感。
餘力生說，每年，他都要從他團隊收住院的病人中擇出幾位去。
“他們不適合手術，或者說手術也沒用，因為他們的症狀是心理引起的，即便做了手術，也還是難受。”
餘力生沒把話說完，但誰都能猜出，因為他有經驗，因為他做了這種擇除，才可能使他躲過了被傷害。
藥不一定裝在瓶子裡，語言也是藥
掛號分成5、15、50元三種，即普通、專家、特殊專家，但他每次都掛最貴的，他說，“5元的，醫生不聽我說，也不和我說；15元的，聽我說，不和我說；50元的，聽我說和我說，所以我就掛50元。 ”
言下之意是，醫生對病人的教育，與手術、藥物等重，在病人的正確心理預期的設定等問題上至關重要。
傷醫案頻發，責任在誰？每個人心中都有一份自己的答案。“一個巴掌拍不響”，醫患關係緊張，各方都有責任。現在，只有責任的每一方都去努力解決問題，才能還醫療界一個陽光的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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